《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王斯璇 记者于晓伟 葛江涛/北京 太原报道
中国的领导人们，从未否定家谱和家族之于中国的重要性。
1957年，毛泽东于成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
到“文革”之前的1964年9月，他与毛远新的谈话中亦提出如下逻辑：“家庭和宗室同是人生的两个支撑点，有家才有族，有族才有人的共同体和国家。”
不过，这种对于家谱、家族以及作为其精髓的家风的尊重和提倡，作为一种现象，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
其动因，“寻根，是生死以外，人类的第三种本能。”山西社科院首席研究员、中国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原主任李吉对《瞭望东方周刊》如是说。
如今，在对传统与文化认同的宏大命题之外，千百万中国人对祖先的追寻，恐怕更多是为了寻找自身精神与灵魂的归宿。
鲁迅说：“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
被东亚同文会带走的家谱
中国近代史行至甲午，以东亚同文会为代表的日本组织就开始在中国收集包括族谱、地方志在内的信息。
及至中日战争爆发，家谱和地方志仍是日本人收集的重要内容，“晋中祁县一个王氏家族，老家谱极好，有元代的彩色祖宗画像，非常珍贵。日本人得知了，金钱诱惑、武力威胁，就为了得到这一本家谱。”李吉说。
总之，“日本对中国家谱非常关注。”他说，“尤其名门望族的家谱里，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民族学，无所不包。你想了解中国，家谱是最主要的渠道。”
在战争中流往日本的中国谱牒难以数计。李吉说，一个数据是上世纪60年代日方统计的东洋文库、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所藏中国家谱，总计1600余种。
1960年，中国学专家多贺秋五郎根据日藏中国家谱，历时21年编成《宗谱之研究》，那时的中国甚至都没有本民族族谱研究书籍。“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中国谱牒大量流传日本，日本对于中国谱牒的研究水平一定是领先我们的。”李吉说。
日本不是孤例。据称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在2000年左右就藏有中国家谱约1.7万种。
当时有一位常州巢姓企业家编修家谱，通过查阅上海图书馆编辑的《中国家谱总目》发现，只有犹他家谱学会藏有清代编修的巢氏家谱。他找到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建华帮忙联系该学会复制一份。
李吉说，据专业人士估计，目前国内公藏族谱总量不过3万种。
“右派”能写进家谱吗
1978年，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启迪下，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开始从不同角度对作为中华历史遗产的谱牒文化重新评估。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档案局牵头对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收藏单位所藏族谱进行摸底统计，除部分单位未来得及整理上报，全国公藏族谱、家谱有18562种。
1984年11月20日，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布《关于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明确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
每忆及此，李吉便心潮澎湃，“之前30年中从未如此提及，这个文件说明了党和政府对谱牒的高度重视，是谱牒文化正式解冻的官方信号。”
不过，政治环境的宽松并未加快家谱复苏的步伐。国家性的谱牒研究机构迟迟未有起色：国家档案局心存余悸，难以牵头组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调查族谱，只是建议地方学术机构试办。
恰逢此时，两封信引起了山西省对家谱的重视。1985年，“缅甸太原王氏家族会”致函太原市市长，要求查找始祖王子乔的资料。次年，国务院侨办又转给太原市一封“泰国王氏宗亲会”来信，要求查证始祖来自南京还是太原。
山西省、太原市领导对此高度重视，组织专门人员调查收集资料。此工作引起了国家档案局的注意。经过他们建议，1988年，由山西社科院牵头，中国谱牒研究会筹建成立，当代中国谱牒文化全面复苏。
据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家谱专家胡德向本刊记者回忆，进入上世纪90年代民间修谱开始出现萌芽，当时有很多人找他咨询如何修家谱，“都还不敢张扬。”
1993年，有位老人找到他，拐弯抹角地讨教：家里有一个人是在1949年后被判刑的，还有两个于“文革”期间被划为右派的，能写进家谱吗？如果写进去，有关部门会不会来家里“抓人”？其修好家谱后也不敢出版。
不过，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官方对民间修谱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修谱最先形成气候的江浙一带，则是改革开放后经济率先复苏的区域。
“一些南方省市的传统宗族制度很发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阿风向本刊记者介绍，福建、江西、安徽、江苏等都是“文革”后最早开始重修家谱的省份。其中一些比较正规的家谱延续了晚清、民国时期的基本脉络和体例，很多新修家谱加入了女性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