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舆图既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对于编绘地图集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参考作用，其中包含的地理要素信息与空间位置格局，有助于推进某一时间断面内历史地理学的“复原”工作。清末关于陕西的五种舆图，对于“清史地图集”陕西草图的编绘，从编绘理路、整体框架和边界、点线面等地物著录均有着重要价值。由此从实践出发，抛砖引玉，希望学界进一步研究历史地图编绘理论，促进学科发展进步。
关键词：清末；舆图；清史地图集；编绘理论
历史的演进不能超脱于地理空间之外，对历史的面貌进行客观复原与解释，不能仅靠文字描述。此时，对地理空间名称及要素加以直观展示的地图成为一种重要手段。对于地图的重要性，侯仁之认为：“地图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地图的绘制不仅是人类地理知识形象的反映，同时又是开拓地理视野以及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必要手段。”史念海也指出，“地图学与地理学是一对孪生的学科，因为地图是表达已有地理知识最为简明的手段。”
现存古地图反映其编绘时人们的地理认知状况，是先进知识分子对空间环境的表达。因此，舆图并不仅仅是地图学或测绘学史研究的对象，而且同文字资料一样，可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甚至有着文字不可比拟的功用。舆图中包含的地理要素信息与空间位置格局，有助于我们推进某一时间断面内历史地理学的“复原”工作。
对地图的使用与研究包含两个层面，即对现有地图的收集和绘制新地图。历史地图的研制并非对古地图的修改摹绘，它应在对古地图进行地理信息的考辨与分析基础上，对其地物形态与地理要素进行取舍与采撷，从而科学地复原历史时段内地理环境，而且从中可以窥见地图研制者对图幅内容与研究成果的展示。
“清史地图集”计划编绘七十幅历史地图，包括五大部分，宣统三年陕西省图为其第二部分二十七幅分省图之一，次序为33。绘制陕西省图（以下称“陕西草图”），是为清代疆域与政区的最终状态，可资利用的地图史料包括清末民初出版的数种全国性与区域性的舆图，本文通过对光绪《大清会典图》、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光绪《大清帝国全图》、光绪末舆地学会之《陕西图》、宣统《陕西全省造林区域图说》等五种舆图加以分析，并阐释地图的应用与陕西草图绘制之间的联系。《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通用性，故本文会兼及对其中清时期陕西图的分析。
一、编绘理路与几种舆图的评介
《陕西省志》第39卷为《测绘志》，其中第三十二章“清代地图”，以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舆图为基础，详细介绍了清代陕西地图的种类、内容及印刷方式，包括舆地图、省城府州县图、全国图中的陕西图、会典图、地方志图、胜迹图、专题图等，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本文所列大多已入其中，惟北京大学藏舆地学会《陕西图》未列。
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为分县地图集，从光绪十六至二十年，经过校核、缩编、绘图、纂说等环节，完成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由时任陕西巡抚魏光焘主持编修，县级政区图前有各府州图及图说，图说内容包括府州历史沿革、方位四至、里距、山水与关隘，县级舆图则有沿革、疆域、天度、山镇、水道、乡镇、职官等表目，地理信息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检视全书，共绘有陕西全省舆地总图、黄河套、西安府全图、咸宁县、长安县等陕西全部府、州、厅、县图共118幅。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中有《陕西省府厅州县总分图》，与上述舆图具有极高的相似度，因已属民国史料，未可直接引用，故附记于此。
清末全国性的测绘地图工作是光绪十二年（1886）为编制“会典舆图”开始的，各省都进行了实测地图并报送会典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钦定大清会典图》。其中，陕西图幅位于卷205—208（以下称“会典图”），共四卷，有“陕西省全图”中、北二幅及各府、州图共十二幅，省图包含府州界，府州图包含县界，皆作虚线，未做进一步区别，图后则各有一篇图说。
舆地学会《陕西图》（以下称“舆地学会图”），长宽比为470*345mm，近八开。图示比例尺为二百万分之一，绘制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题为“大清分省暗射图”丛编，典藏号为：X/981.2/7478a。地名注记较为密集，图中绘制省界、府州界，山脉以晕滃法表示。
民间编制的地图集还有《大清帝国全图》，一部八开本的全国分省地图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6月15日出版发行，曾多次再版。共有25幅地图，包括卷首之全国总图，后为一省一幅或两省合一幅的分省图，图中摹绘了省、府州界线，同时包括省城、府城、直隶州、厅、州、县、铁路、电线等地物。该图“是中国早期引进西方测绘技术及采用铜版彩色精印技术后的产物，也是中国较早公开发行的彩印版本的地图。”陕西省图为第16幅，35-36页，图示比例尺为二百二十五万分之一，与上图有一定同源性。
《陕西造林区域图说》为清末陕西造林专题地图集，宣统元年（1909）调查，次年七月绘图，由掌管农林事宜的陕西劝业道绘制，最为接近绘图标准年份。共有县级政区图42幅，比例尺约1：20-25万，图上绘制境界，主要聚落地名，包含山脉等符号，其总说中指出，“此图系按照陕西全省舆图参以军用新测险要图斟酌仿绘，以求真确”，经比照，各县级政区轮廓与“会典图”陕西部分及《陕西全省舆地图》的曲折十分接近，犬牙相入处皆能吻合，可证其有一定同源性。其主题为林业，绘有天然森林、人工造林的分布范围，图旁有简要文字说明，提纲挈领。“这是陕西现存最早的专题地图集。”其图说提出了各县级政区人工“造林最早的的示意性规划意见，但未付诸实施”。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编《舆图要录》则未见著录。该图集重点突出，绘制精细，地理信息丰富，对清末地图的编绘有重要参考价值。
相较而言，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作为其中地理信息最为丰富的地图集，是陕西草图绘制的基础之一，因此，本文着重于其他几种舆图与此图的特殊性比较。
二、整体框架与边界
地图包含某区域较多的地理信息，仔细研读有助于弥补文献资料之不足， “在空间上保留了地理对象位置、距离、相邻关系、空间密度等信息，同时在空间整体性、直观性等表述方面具有文字所没有的功能”。其“对政区界线研究的主要作用在于县界点的选取和县界走向控制”，本部分通过不同层级来探讨舆图对历史地图编绘的参考价值。
1.省界部分
今陕西省域大略形成于清康熙初年的陕甘分治，之后并无大尺度上的变化。迨至晚清，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卷首之“陕西全省总图说”描述陕西四至为：“大抵陕西北界长城，蒙番杂处，西连陇右，囘部繁衍，西南蜀楚相望，深林密菁”。臧励龢编纂的《陕西乡土地理教科书》出版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第三课“位置境界”指出：陕西“东以黄河界山西，以潼关界河南，南以巴山之脉界四川，西以陇坻界甘肃，北以长城界内蒙古，东南以武关通湖北”。《清史稿》地理志作：“东界河南阌乡，西界甘肃清水，南界四川太平，北界边墙”。以上文献大致描述了陕西与周边省份的界限，但要绘制历史地图，需要参考接近标准年份的古地图以完成矢量化工作。本部分通过对清末以来陕西省域有变迁处加以申论，力图揭示古地图对于境域绘制的作用。
一般来说，对省界的复原，离不开历史溯源法，即对当前区域界线的形成加以考辨，进行逆推，从而得出历史时期边界的形态。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陕西省域，《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依据申报馆《中国分省新图》不同版本的差别，认为：“东部、南部界线基本与今相近。西部界线亦与今相近，但西南角宁强县西界与今不同，今界已西移动。北部，法律界线仍以长城一线为界，事实界线已与今界相近”。相较而言，《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描述陕西省域为“东界山西、河南，南接湖北、四川，西邻甘肃，北为内蒙古伊克昭盟”，则稍显简略。
西界：即陕甘边界。对于延安府定边、靖边、保安三县与甘肃的省界，主要涉及北洛河及其支流附近的聚落考订。《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陕西”图将保安县金汤寨（陕西草图考订作“金汤镇”）在内的1960平方公里划入甘肃，“清时期全图（二）”标准年份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亦将洛河流域部分划入甘肃，此前许鹏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陕西省修订意见》一文中辨之已明，而本文所示数种舆图又可新添重要佐证。“舆地学会图”对洛河右岸支流绘入不多，仅有定边县掌儿沟（图中未注名称）、保安县要子川与瓦子川，《大清帝国全图》与此略同，但于水道之南标绘山脉，更清晰地反映出界线与自然地貌的关系。“会典图”延安府图部分在上述区域，绘有白豹川、吴堡川两条支流，基本可以据此编绘。但为求准确，陕西草图参考光绪末修、宣统元年刻本《甘肃新通志》安化舆图对界点加以考订，使此段界线更为准确。
图1 “舆地学会图”洛河上游部分
图2 《大清帝国全图》洛河上游部分
省界往南为子午岭山区，省界沿山脊线延伸。凤翔府陇州西北有马鹿镇、长宁驿等聚落，1953年4月，“撤销马鹿区建置，将其管辖的长宁驿、田家磨、马鹿3个乡划归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管辖”，此处有一条通关河流入渭河，现作今河流绘入陕西草图。
往南，陇州、宝鸡县以渭河主航道中心线与甘肃省秦州为界。继之，汉中府凤县及略阳县北部多以山脊线与甘肃省两当、徽县为界，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凤县图西界附近聚落甚少，而略阳县则聚落地名丰富，可资详细考订。略阳县石门河、乐素河处于陇南山地，《陕西全省舆地图》图中标注有多处“階州飞地”，据《略阳县志》记载：“1956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将郭镇区大南峪乡及木瓜院乡的贺家沟村、大草坝村等2处，共计629户，2815人，耕地15011.32亩，划归甘肃省云台区；在划出大南峪乡等地的同时，将甘肃省云台区窑坪乡的上、下庆阳，包括谭家庄、罗义沟、中山梁、董家梁、马家坝、蒲家湾、陈家梁等地，以及郑家湾乡的史家河村，共计324户、1438人、耕地3485亩，划入郭镇区。”进行了土地互换，据此及上图，可较为精细地编绘出略阳县区域省界，《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陕西”图于此处也可明显看出省界变迁。
图3《中国历史地图集》
与陕西草图略阳县区域对比
北界：即陕蒙边界，此为毛乌素沙地南缘与黄土高原的连接地带。从清代前中期以来，陕西北部各县级政区的北界实际上突破了边墙（即长城）这一传统界线。清末诸地图之中，“舆地学会”图于延安府边墙以北标明为省界，有宁条梁镇、四十里铺、薛家坳、石坡口塘、河湾梁、大梁峁等6处聚落，押都河、红柳河、月牙河、黑河4处水文地名。《大清帝国全图》于边墙处并未标明为省界，标示地名略同。
图4 “舆地学会”图靖边县边墙部分
《陕西全省舆地图》在总图之后有黄河套图，其“陕西全省总图说”中指出大略以长城为界，“蒙番杂处”的状况。在《陕西全省舆地图》县级图登载的72处聚落地名中，靖边县边墙外有包括宁条梁镇在内的49处，远多于其他各县，王晗研究认为，“宁条梁镇位于红柳河与草路的交会处，是西起宁夏府、东至归化城的交通枢纽”，该图对靖边边外聚落进行适度编绘，是基于“宁条梁镇的特殊地理条件和相应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会典图”延安府图则绘有18处。故此，陕西草图编绘即依照以上诸图并参以光绪《靖边县志稿》之“边外总图”，将宁条梁镇周边绘入陕西北界之内，实际上，宁条梁此时已比较繁盛，“夙称繁富，客商辐辏，民人数十万，为延绥边外第一大汛特”，《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将其标注于“内蒙古六盟 套西二旗 察哈尔”图内。与此相关，无定河河道绘制“主要参照了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内府舆图》等资料及相关文字说明进行编绘”，上游注入佟哈拉克湖，而陕西草图则依照清末地图作连续河流。
东界：晋陕边界段。黄河中游的峡谷地带，河床的下切作用明显，并无改道可能，只有韩城以下，称为“小北干流”的河段，河道摆动幅度较大。关于此间河道变迁的考订，主要参考辛德勇《河洛渭汇流关系变迁概述》，王元林《清代黄河小北干流河道变迁》及其著作《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胡英泽《河道变动与界的表达——以清代至民国的山陕滩案为中心》及《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等研究成果。对此间晋陕省界的考订复原，则依靠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及《山西疆域沿革图谱中的蒲州府永济县图。
陕豫边界段。主要变化为潼关与河南阌乡之界，地图主要依靠《陕西全省舆地图》第214页，如需细化，则参考《行政区域整理过程中的边界与插花地——以民国时期潼关划界为例》一文。往南，清末仅有商州直隶州雒南、商南二县与河南交界，其边界可据《陕西全省舆地图》考订，多沿山脊分水线划界，且临界点较少，故变迁不大。
陕鄂边界段。涉及商州直隶州商南、山阳、镇安三县及兴安府洵阳、白河、平利三县，“沿线多为崇山峻岭，海拔1000—2000米以上的中高山地区”。依靠《陕西全省舆地图》与《湖北舆地图》相关图幅加以比对，差异很小，故变迁有限，难以在省级图中体现。
南界：即川陕边界，陕西一侧由由汉中、兴安二府组成，四川则包括保宁府、太平厅及夔州府一隅，大致而言，大巴山是四川省与陕西省的界山，地貌上从巴山山地向低山丘陵盆地过渡。《大清帝国全图》标明其界点包括：兴安府有营盘山、界岭、光头山、大界岭、南天门，汉中府则包括卢家坪、佛头山、仙台山等寥寥几处，“舆地学会图”与之略同，参考价值有限。此段省界，主要通过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汉中府、兴安府相关图幅边界上的界点，与《陕西省地图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域界线勘界协议书汇编》的相关区域进行比对，最终加以确定。清末以来，川陕省界最大的变化在于米仓山主脊南侧碑坝一带的改属，“1954年12月29日，四川省通江县的碑坝区（辖广家、西河、碑坝、坝溪、前进、福成、马元、白玉8乡）划归本县”，因此，清至民国，此地属四川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陕西”绘制有误（第七册“陕西”图绘制正确，附记于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图16“清末陕西省政区图”、图19“清末四川省政区图”边界走向绘制也不甚确切。
2.府、厅、州、县边界部分
相较《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图，“清史地图集”力图绘制县级政区边界，这虽是一项费事费力的基础工作，但却是学术意义上的进步。从学理上看，清末府、厅、州、县边界既无法简单与嘉庆二十五年对应，也与今日的边界有巨大差别，要实现考证基础之上的界线复原，需要依据清末政书、方志及详尽准确的舆图，并广泛参考现有研究成果。对于当代编绘的历史地图来看，台湾《新清史地理志图集》、新编《陕西省志》第二卷《行政建置志》及其作者吴镇烽先前所编之《陕西地理沿革》所附清代图、《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清末陕西省政区图”，对本图的绘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陕西省文物局2016年编《陕西历史地图集》中有清代政区图，但其标准年份为1820年，且政区界线多为摹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而成，故参考价值有限。当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合作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作为历史地图研究进入数字化时代的标志，充分吸收《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考订成果，利用测绘数据对其中地名定位与界线考订进行了修订，也是我们在编绘时要参考利用的研究成果。
基于边界的复原多数可采用结点连线法，由于清末县级舆图中地物数量大幅增加，从中可供选择的边界地名较多，准确性也很高。“在参照晚清（尤其是光绪、宣统年间）舆图的基础上，结合各种文献的记载，加之小地名本身所具有的稳定性和历史继承性，可以相对准确地认定其为宣统三年存在的节点。”因此，陕西图的编制，采用以《陕西全省舆地图》为主，辅之以“会典图”、部分区域参考《陕西全省造林区域图说》相结合的方法。实际编绘中也参考了新修的陕西地方志，其文字介绍也是边界复原不可多得的史料文献。
府界与主要自然地理界线相吻合，山地区多与山脉走向相关，平原区则多与河流相关。从编绘实践来看，关中、陕南府县界线在清末大多已奠定，陕北地区今界则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区的影响巨大。县级政区界线是其府州级界线的基础，从边界的微观层面来看，界线附近的自然地物如山峰、河流，或关隘及市镇，对于界线的准确考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笔者从具体的考订开始，逐步完成了陕西草图的边界复原。其中一些边界的变迁主要有：
秦岭山区，清后期所置宁陕厅、孝义厅、佛坪厅、留坝厅，从民国起厅制取消，其界线均有大幅度变化。关中平原诸县之边界稳定性较强，如咸阳、高陵、富平等，经边界附近聚落比对，与今日几乎相同。而关中与陕北高原过渡地带，县界变化则很大，比如耀州、同官、宜君、韩城、洛川等处。相比以上诸县，绥德州米脂县与榆林府怀远县（今榆林市横山区），具有错出复入耦合关系，其实质为无定河、大理河与小理河附近聚落的归属问题，绘制难度较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陕西”此处绘制较为简略，陕西草图绘制则依照《陕西全省舆地图》作界点考订，辅之以“会典图”、“舆地学会图”及《大清帝国全图》，绘制精度较前者有所提高。
图6《中国历史地图集》与《大清帝国全图》米脂县区域对比
三、地理要素选取与著录
框架厘定，具体地物内容的填充更为重要，对于陕西草图的地物著录，要与新修《清史·地理志》陕西省部分所记实现对应。相较于文字史料，舆图不仅直观明确，而且能标示出不同地理要素的区位信息，因此对绘图颇有助力。
已故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曾在《关于<浙江省历史地图集>的编绘》一文中强调“言必有据”原则的重要性，对于地物名称，要求出自“权威文献”，而非“引车卖浆者的作品”。这启示我们，在遇到地物名称不同时，应采用文献权威性强及出处较多者，如档案、实录、会典、一统志等官方资料，方志次之。一般来说，志书涵盖的范围越小，记载的地物越多，信息越详细，但从大尺度看，其重要性越低。而不可忽视的是，随着近代化程度的提高，地名有标准化的趋向，但在传统社会，名从主人，不少地名都有俗称或异名，借用CHGIS提出的“地名生存期”概念，这些名称或许生存时间更长，使用更为广泛。最终，在官方与民间的互动过程中，现今所示的地名最终形成。
实际上，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清末舆图绘制方法有别，官方与民间所绘地图也有一定的差异。在利用舆图过程中，需要甄别其中的偏差及错误之处，充分考证，而不能迷信舆图资料。另外，编绘地图中，今地名的著录，要详细地考证出舆图中地名的确切今地，有些可以通过地名的沿革演变来判断，另外一些地物，“在文献中无法查找到沿革，但是可以通过舆图找到其相邻地物的今地，然后通过相对位置判断今天所在的位置。”
对于地理要素表达中，按地物类型，可分为点状、线状、面状地名，其中点状地名无疑是历史地图的组成基础。从绘制理路来看，结点成线，而闭合的曲线可以构成一块平面，本部分从三种类型地物看清末舆图对陕西草图编绘的重要作用。
1.集镇的选取与通名标注（点状地物）
有清一代，大型聚落称镇者，并无统一标准，且设置比较灵活，“其基本条件是商业比较繁荣，人口比较集中”。因此在前述新修《清史·地理志》时“编纂要求”提到：“写镇名，不写有几镇”，将镇作为县级以下商业聚落地名。实际上，清末新政时，民政部期曾规定：“凡府厅州县治城厢地方为城，其余市镇、村庄、屯集等各地方，人口满五万以上者为镇，人口不满五万者为乡。”将人口作为市镇之判定标准。
具体到陕西，刘景纯曾提出“地名镇”与“市镇”的差异，并认为地志中关于市镇的记述并不平衡，其概念与内涵在方志中也不一致，故此不同志书集镇著录的差异可以大致蠡测。实际操作中，应综合文献史料对市镇的位置、交通、人口加以比较，从而减少编绘者的主观性。
表1 诸舆图通名“镇”著录情况
由上表可见，《陕西全省舆地图》所著录的镇最为丰富，但部分区域数量较多，存在取舍问题。另外，其他三种舆图存在通名脱落现象，这当然也同地图空间有限，需惜字如金有关。与之不同的是，堡、铺等今视为通名的聚落并没有省略而径用全称，这也是一个比较鲜明的著录特点。
对于地名取舍过程中，诸舆图著录相同的集镇要尽量上图，而前述《陕西全省造林区域图说》可以起到一定筛选作用。由于其所载地物数量较平均，多载重要聚落，且为清末陕西劝业道官员完成，无疑更有权威性。此项工作，更多体现在从草图到成图的转化过程之中，取舍得当，可以最大程度减少历史信息的损失。
从编绘目的来看，集镇等聚落具有较强的历史承继性，对其资料的整理“需要系统化，并力求完整”。将大小聚落地名绘入历史地图，不仅可以弥补舆图中小地名的不足，也将最大限度上与当今地名对接，便于读者进行相关研究与参考。
2.河流水道（线状地物）
从河流的流向及流路情况来看，文字叙述中多包含流程等计量，作用有限，而河流作为线状地物，其路径中，经过若干点状地名可资参照，也可通过与其他地名的相对位置加以判断。河流流经地名，实际上反映出聚落兴起与河流的密切联系。在实际绘制中，多与今日之河流路径加以对照。
嘉庆年间孙彤（冯翼）所撰《关中水道记》，仿《水经注》体例，以河流水系为纲，将陕西省河流按流域分为四卷，第一卷为黄河及其支流，即黄河与独流入黄河的几条河流，包括屈野川水、圜水、诸次水、生水、帝原水、走马水、辱水、区水、黑水、蒲水、畅谷水、涺水、徐水、郃水、灌水；第二卷为泾水及洛水流域，包括华池水、澽水、白水、芮水、罗川水、汃水、梁渠川、七里川、甘水；第三卷为渭河水系，包括汧水、斜水、雍水、漆水、杜水、涝水、丰水、镐水、潏水、霸水、浐水、沮水、冶谷水、浊谷水、禺水；第四卷为陕南以汉水为主的水系，包括西汉水、故道水、浊水、北谷水，东汉水、沮水、褒水、洋水、月川水、闾谷水、旬水、甲水，独流出省境的洛水、武里水、丹水、清池水及楚水。相比于传统地理志书将河流分述于各县级政区之下，此种叙述方式无疑具有更强的完整性。
上文河流通名多为“水”，作某水或某某水。迨至清末，书面语与口语充分互动，反映在舆图上就是通名“水”、“河”、“川”等混用，并无定制。到民国，地质调查与新式绘图法实行，一些“俗名”开始成为通用名称。实际上，今名往往是古名的演化，如洛河支流白水，今为“白水河”，汉水支流湑水，今作“湑水河”，为通名专名化。因此，陕西草图绘制中，由于不同历史文献记载中的要素缺失，往往作具体河流具体河段的考辨，难以保证地图上的地物具备系统性与序列性。诸如此类，列举如下，不备载。
葭芦川，“舆地学会图”、《大清帝国全图》作葭河，不取。
无定河上游红柳河，前述已辨。
延水今作延河，诸史料均作延水，无异议。其西侧支流杏子河，“舆地学会图”、《大清帝国全图》上下游一致，而《陕西全省舆地图》、《大清会典图》下游作西川水，且有文字对应，故取后者。
今北洛河，诸图多作洛水，《大清会典图》延安府、同州府图作“洛河”，而中游鄜州图作“洛水”，并无定称，故草图结合文献作“洛水”。鄜州西侧支流华池水，今作葫芦河，但诸图皆认为葫芦河为西南支流，故取名华池水。
渭水，《大清会典图》凤翔府、同州府作“渭河”，西安府作“渭水”，“舆地学会图”、《大清帝国全图》均无标注，草图综合考订仍作渭水。其支流中，南侧秦岭北坡之河流多有谷、峪之辨，见下文。北岸沮水，下游富平县称石川河，《大清会典图》文字作“石州河”，图中无，“舆地学会图”、《大清帝国全图》均有石川河之称，古今对照，今富平县河段称为“石川河”。
今南洛河，《大清会典图》作雒水，《陕西全省舆地图》、“舆地学会图”、《大清帝国全图》作洛水，故取后者。
今丹江，《陕西全省舆地图》、《大清会典图》作丹河，又称丹江，“舆地学会图”、《大清帝国全图》不载，故取《清史稿》等文字史料所称“丹水”。
今汉江流域，汉中府北岸支流多称某水，且多为单名，今名则加一“河”字，如湑水、酉水、文水等，南岸则称某河，至兴安府则南北岸支流均城某河，几乎无例外。
河流名称方面，许多跨县河流在上下游河段有不同名称，这点多结合文字史料加以考订。舆图史料在此的作用是，如果舆图已出现今名，则古今一致，不再作古今对照，因为历史地图集以古为主，今名只是对照。同时，从河流的干支情况可以反映出绘制者的地理认知。
陕西草图补缀了若干《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中所谓“现代河流”，如红柳河、石堡河（《陕西省地图集》作“石堡川”）、猴儿川、涧谷水、陵水、姜水、太白河、汤谷水、田谷水、清油河、社川河、月河、长安河、大道河、洞河、洋河、黄沙河、安河、小峪河、东沟河等。由于考证过程及掌握史料有限等原因，谭图第八册中河流干流多包含若干标示为今河流的支流，事实上，这些河流应为历史时期长期存在而非现代形成。历史地图集以反映标准年份时期的地理要素为主，因此，通过完善资料，可以将其中部分今河流之流路与名称加以考证，这也是对谭图在此环节上的学术进步。需要指出，在编绘过程中，并非对底图上今河流的线路摹绘，而是通过详细爬梳其流路、经过的聚落点，考辨支流汇入等，通过考实而加以上图，从而保证其科学性，其中不乏实地考察的必要性。
另，《大清会典图》省图中绘制有电线，因属示意图性质，故陕西草图难以呈现。
3. 地名选取与区域特色的体现（面状地物）
谷、峪之辨。清人毛凤枝曾撰《南山谷口考》，谷口今俗称为峪，“峪，山谷”。《尔雅·释水》：“注谿曰谷。或从山。”《说文解字》卷十一下：“泉出通川为谷。”即泉水流出来的通道叫“谷”。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二《北直》十一碣石丛谈：“边方营砦称谷称庄，……然谷有两音，南人呼‘榖’，切以‘古禄’，北人呼‘育’，切以‘余六’……其土人加山为‘峪’，而音义无异焉。”因此，水与通道相辅相成，这些区域从地貌上看，均为“山麓洪积冲积扇裙区”，大多沿秦岭北坡形成山前冲积扇，故为面状地物。
除了秦岭北麓，陕西还有数处地物有“谷”、“峪”之辨。如乾州有泔峪河，淳化有冶峪河，耀州“舆地学会图”作清谷河。山阳县有桐谷水，“舆地学会图”作“桐峪水”。澄城县有大峪河，凤县有小峪河等。不同的是，《大清会典图》多用“某谷水”，而相同河流，《陕西全省舆地图》皆用“某峪水”，“舆地学会图”、《大清帝国全图》则无定例。可见，峪为反映河流真实名称的“俗名”，而谷则为书面语言，且出自权威文献如《大清会典图》与《清史稿》等，故陕西草图在秦岭北坡河流中多用“某谷水”，而其余河流则对史料加以考辨而定。
关于黄土台原的标注。陕北黄土高原上分布有原、梁、峁等地貌，在富县以北很少有原，其地形“今天称作梁峁更恰当”，富县以南则是“黄土高原原面最广的区域”。“舆图学会图”、《大清帝国全图》只有宝鸡县南之和尚原、肤施县东有任东原（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作“任家原”），作为全国图中的陕西图，难以体现出黄土高原特色。而其图面标注，以《陕西全省舆地图》最多，但其图例中设定特殊符号，划定范围，因其边界难以精准确定，故陕西草图无法实现，采用与《西安历史地图集》相同的汉字地名标注，用汉字大小与间距表示其大致范围。
洛河下游与渭河交汇处有一处特殊的沙丘地貌区——沙苑，其形成与变迁与黄渭洛变迁有一定联系，地势低凹，其中有湖泽湿地，有些小泽已干涸或被沙埋没，清后期，此地“沙随风流徙，不可耕植”。“舆地学会图”清晰标示出其范围，陕西草图采用与黄土台原同样的方法，用汉字地名标识。
湖泊等面状注记。陕西湖泊等水体较少，清代也寥寥可数。“舆地学会图”中蒲城县南有两湖泊，名为“滷泊滩”，陕西草图加以添绘。定边为陕西省面积较大的县级政区，其西北与宁夏交界处有若干盐池，2012年笔者曾前往考察，对其分布及与长城的位置关系有了初步印象。《大清会典图》中无面状标记，仅有烂泥池、莲花池、娃娃池等地名，《大清帝国全图》、“舆地学会图”无标注，但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定边县图中则对此精确标注，有盐场池、烂泥池、莲花池、娃娃池等四处，陕西草图绘制时结合今地图加以酌情编绘。
4.地物承载量
如果说编绘地图最基础的工作是定位，包括点、线、面，在图幅设计上更高一级则须“定质、定量（负荷量）”。既要考虑不同类型区域的匀质分布，也需要考虑同一政区内地理要素的分布，在平原地带聚落多一些，在山区则需要填充河流与山峰。
绘图软件方面，《山西省历史地图集》可能采用CorelDRAW，蓝勇主编之《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通过“mapinfo作基本数据处理后用CorelDRAW作修改润色的简易方法”。本地图集也以CorelDRAW为基本绘图软件。
实际上，从地图草图（基础图）的绘制到纸质地图集的出版，还需要地图测绘部门进行制图加工。由于开本篇幅的限制，陕西草图《编稿表》中地物难以全部呈现于最终成图之上，于是地物重要性分等过程中，这几种地图也有重要借鉴作用。先期完成的《浙江省图》曾总结其取舍原则为：“第一，所有河流都可以上图，而境内名川需要加注记，一些县内的小河流只要绘制其符号，不需要加注记。第二，聚落方面，有衙署驻扎（县治、通判、县丞等驻地）和清史上有意义的聚落必须上图，在有冲突时优先考虑，其余聚落尽量上图。第三，山岭、山脉方面，清史上有意义的山岭、山脉需要上图，境内名山须上图，界山可上图，其余县境内诸小山视图幅情况而定。”此原则对陕西草图的绘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要基本做到《大清会典图》地物在考证清楚之后基本都上图，最为丰富的地名数据库在CorelDRAW软件的不同图层之中。实际上，许多小地名都是县级政区之下，但这类地名往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有的可能是战略要地，有的可能是之后大城市的最初起源，而有的具有一定的清史意义。因此，要慎重取舍，详加考量，真正使所绘地图经得起检验。
四、绘图启示
由上可见，清末几种舆图对于编绘历史地图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今人在编绘与研究历史地图过程中，可以根据舆图状况与编绘需要，加以充分参考与借鉴。当然，需要充分发掘其中的史料价值，通过与文本的进一步比勘，从而更大程度地提高绘制地图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实际上，这一时期官修的大量地方志书中也包含若干地图，虽绘制一般较为粗疏，但多数可作为补充或者绘制时的佐证加以利用。
对于编绘地图这项基础工作来说，谨严与扎实显得尤其重要。主持编绘《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的蓝勇教授曾指出：“从某种程度讲，历史地图的编绘比我们一般撰写学术论文要更讲求科学信度，因为学术论文可以有更多自己的思想，可以见仁见智，但历史地图往往被世人看作工具书、规范蓝本，会在现实中引以为据。所以，我们在地图上的任何一个标记、定位一定要慎之又慎。”因此，地图绘制的目的以及绘图者的学识都会影响地图的准确性。在绘制地图过程中，需要有翔实可征的地图释文或编稿表，与地图集相同步，作为地图集科学性与准确性的保证，此为另一种形式上的“左图右史”。
“清史地图集”的编绘，是历史地理学界对断代地图编绘进行的一次有益探索。对于其学术意义，主持人华林甫教授认为：“清代地理格局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不仅仅是清朝本身的问题，亦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的传统政治体制和小农经济基础格局下为求生存、发展而形成的各种地理要素的最终沉积。今后，读者通过‘清史地图集’，将进一步了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缔造与发展过程，既能一睹康乾盛世的辽阔版图，亦可了解晚清边疆丧失领土的状况。”笔者期盼，在项目参与人员的辛勤耕耘之下，“清史地图集”能够早日出版，以此惠及学林、服务大众，推进清史研究及相关领域的深入发展。
我们也注意到，虽然目前专题及区域性的历史地图编绘工作有了较快的发展，在社会上的应用也更加广泛，但总体上来看，历史地图编绘的理论性研究仍然比较缺乏。本文仅作抛砖引玉，希望地图研究与编绘人员在实践基础之上，更多参与理论研究，完善其科学性，提高可操作性，从而更好促进学科的发展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