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不尽相同 差距可变潜力
判断城市“有没有前途”需谨慎
最近，一场关于“中国最没前途的十大城市”的讨论明显升温。在讨论中，有观察者以“是否有三条以上高铁通过”“人口是否流入”“人均本外币存款”“教育资源丰富程度”等指标为依据，将长春、大连、南昌、温州、兰州等多个城市纳入“最没前途”之列。对此，不少专家指出，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原有区域发展不均衡确实会有新的表现，但仅仅以几个简单指标就断定一个城市或地区没有前途，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事实上，很多所谓“失落”的城市都有着独特优势，而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格局也必将为“将差距变为潜力”提供根本环境。
评价结果辩证看待
众所周知，考试是检验学习者掌握某方面知识水平的一种直观方式。但如果因为考生在某些考试中成绩不佳，就给予一个“没前途”的结论，则显然并不可取。毕竟，人和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魏后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评价城市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很多维度，标准不一样，结果可能就大相径庭。因此，研究者在指标选取和权重分布上就要讲求科学性。“即使是相对严谨的评价体系，其提供的评价结果也只能说是一个参考，并不代表一定完全等同于实际情况。事实上，人口流动、高铁布局、教育资源等几个指标只能反映出一部分情况，其衍生出的结论并不全面。”魏后凯说。
那么，所谓“没前途”的城市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呢？记者梳理发现，相对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点城市而言，不被看好的城市大多面临交通不便、人口净流出、经济转型压力较大、体制机制障碍较多等问题。其中，有些属于历史原因，有些则属于经济转型带来的新问题。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丁肇勇在分析长春的发展时认为，东北是计划经济退出最晚的地区，国有企业、国有渔场、国有林场等单位的职工都属于非农户籍，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是非常到位的，而这是导致如今人口出生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占比高也导致民营经济生存的空间比较小，当国有单位不能承载更多的就业时就容易形成劳动力外流。
发展优势各有千秋
差距往往就是潜力，悲观难以解决问题。在不少专家学者眼中，很多“没前途”的城市其实有着很多独特的发展优势，如工业基础雄厚、毗邻经济发达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国家战略支持等等，可谓各有千秋。实际上，不少城市和地区也正在积极调动这些优势并取得了不错的发展势头。
例如，1—8月份，大连市高技术产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01.1亿元，同比增长12.7%，增幅比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高9.6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正在成为拉动这座港口城市工业增长的强大动力。再例如，地处中部内陆的南昌市近年来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修建地铁、隧道、桥梁等工程夯实“南昌大都市区”的基础，进一步打通和周边城市联系，以期最终成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著名侨乡的浙江温州，也在此次被唱衰的城市之列。温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张一力在分析“温州人圈子封闭制约当地发展”这一观点时表示，过去温州人圈子相对封闭，大多是城市内部及周边地区的交流，从事着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商贸往来。后来，温商开始涌向全国各地的市场，体现了温州人善于经商、敢于创新的特质。如今，温州人的脚步已遍及全球，温州的商品也卖向全球，同时温商也将全球的优质资源逐渐反哺到温州。张一力说，新生代的温商具备了华侨基础、海外资源、全球视野等特质，他们更聚焦互联网、金融、服务、节能环保等新兴领域，这些都有助于温州的发展。
“从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上述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异并不是最重要的，城乡之间的差距、特大型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差距反而更值得关注。”魏后凯强调，随着中国经济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培育和挖掘各地方经济的活力，使各地的优势尽可能地释放。
扎实改革释放潜能
经济转型时期，尽管一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会更突出，但对更多城市而言，机遇明显大于挑战。
分析人士表示，城市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缩影，因为制造业需要在能源、交通、通信各种资源都集中的地方开展。但同时更应看到，随着全球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大城市继续成为产业中心的可能性正在减小；反之，环境好、资源又丰富的中小城市会成为未来经济的增长点。因此，相比于轻易判断一个城市“有没有前途”，认清相关地区的优势和不足、扎扎实实以改革促发展，显然有着更加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旦我们真正地找准了发展方向，雄厚的传统产业基础、大量成熟的技术工人、深厚的原材料资源、科研院所云集等等优势，就都会成为长春的希望所在。”丁肇勇认为，现在不是埋怨和指责的时候，也不适合散发悲观情绪，而是要更积极主动、齐心协力找出问题成因，提出解决对策。
专家建议，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应采取多方面措施，既要练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硬功”，又要注重打造软环境的吸引力。“对城市管理者来说，首先，要加强创新并依靠创新打造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形成产业集群；其次，要认清城市发展缓慢背后所反映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不到位问题，加强二者对产业和企业的支撑；最后，要格外重视对居住、营商等社会环境的改善，破除制约人才吸引力的体制机制障碍。”魏后凯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