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视觉中国
站上舞台拿起麦克风讲脱口秀的那一年，蔡师傅（蔡卓毅）刚成为一名外卖骑手。送外卖对他而言，是迫不得已为了还债。他把送餐过程中经历的喜怒哀乐都写进段子里，用笑声来消解生活中的无奈。
如今，外卖骑手正在成为社会的主流职业，有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外卖骑手已经超过一千万人。他们骑着陈旧的电瓶车，争分夺秒，穿梭在人行道和车流里，无处不在地经过了城市里的每一个人，但又无法在大城市里真正立足。
在蔡师傅这样的外卖骑手期待中，理想的城市，对于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不抛弃、不放弃的。
第二届人文城市季马拉松圆桌第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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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第二届三联人文城市季的第三场马拉松圆桌「城市里的每一个人：“不抛弃，不放弃”」，从成都过载喜剧演员、外卖骑手蔡师傅（蔡卓毅）的演讲开始。
紧接着的圆桌谈论由《三联生活周刊》资深编辑、作家苗炜主持，嘉宾包括：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A4美术馆馆长、iSTART儿童艺术节发起人孙莉，北京安哲建筑创始人、乡村建设实践者王求安。
以下是本场圆桌的文字整理内容。
编辑 | 张楠茜 沈律君
蔡师傅：
我来成都14年，前后总共有十一年多的时间都在创业。2010年团购网站大火，我开始整外卖网站，2014年家具电商起飞，我2013年做的家具电商公司，2015年微信公众号自媒体如火如荼，我就已经开始做短视频。每一个未来的趋势都看的很准，每一个项目也都倒闭得很快。
2017年，为了项目最后冲一把，闭着眼睛搞贷款，最后和贷款公司一起爆雷。几十万的各种债务，每天催收，电话微信都没停过，甚至影响到家人和走得近的朋友，精神压力巨大。
也就是这个时候，过载的老板找到我，说想要做脱口秀俱乐部。命运像是跟我开了个玩笑，我没把这事儿当创业，反而这事目前来看倒是有点成绩。我也是从这一年开始送外卖还债，跑开放麦讲段子，每天忙得很具体，于是改了个艺名，叫蔡师傅，就是干活儿的师傅。
蔡师傅（蔡卓毅）
一边讲脱口秀一边跑外卖的身份反差，引来一些媒体朋友关注，找我拍纪录片。导演跟我说，蔡师傅，你平时怎么跑就怎么跑，我们跟后边拍就行了。跑第一单的时候取餐，给商家吓得以为我带人曝光他家店铺。跑第二单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摄像助理把灯打开，就一组人一个劲追着我跑，保安也跟在后头追。我回头一看这个画面，穿制服的，摄像的，这么一队人在小区里跑，怎么看都像个法制节目。
我经常在段子里自称黄金骑士，一来是跑的单多，二来确实成绩不错，最好的时候一年下来没有一单超时也没有一个差评。我们优秀的外卖骑手一天的工作是这样的，开工的时候在商家附近的街边等单子，派到单之后取餐就要规划路线，然后路过一个桥，跳下河救一个人，然后再把餐送到客户那里。
图源：视觉中国
当然，我没有下水救人的经历，但是有一年冬天，取餐的时候遇到一个行动不便的老爷爷仰摔在地上，好在冬天穿得很厚，老爷子就成了一个不倒翁在地上转。当时在场包括我在内有三个人看到这幕，我们眼神里都在试探对方：你敢不敢扶？我没犹豫，上去问老爷子有没有哪里疼，老爷子摇摇头，我扶他坐了起来发现想站起来还是很困难，衣服实在太厚了，我只用了一句话就让旁边的两个人都敢来帮忙扶老人——别怕，这个位置有五个商家的监控能照到，放心来。
送外卖这份工作其实是让我更喜欢这个城市的，我很多朋友对成都的印象都是美食、休闲、时尚、旅游等等，有一点容易忽略但是最吸引我的，是这里的人情味很重，正是送外卖才更容易体会到。
一天凌晨，当我把外卖递给一个大哥，他跟我说，“好造孽哦！噶？”
我被他这一句问懵了，因为我不知道他说的是我还是他。外卖员是要核对点的餐的，大哥凌晨两点才下班到家，点个十块零九的外卖，我真的拿不准到底谁造孽。但我用仅会的那一点四川话很好地回应了大哥：“哦~”
我总觉得这是这座城市的温情体现，不相识，但是互相关心。
苗炜：
李迪华老师这次在人文城市光谱词典《城市的100个怎么办》里提出了两个词条，少拐弯的弯道、不会绊倒行人的行道树。希望您能解释下，在城市里面种行道树，都有哪些考量？
李迪华：
平时我们可能很少关注到这些小问题，我想通过一个小小的故事引入。多年前，曾经去一所大学新建校园做讲座。这个校园围墙外的城市建设吸引了我的注意，有约20米宽的绿地，只有1.5米宽的人行道，其中还种了行道树，人行净宽不到0.5米。我在讲座时跟学生开玩笑说，你们千万别在校恋爱。他们说为什么？我说你看，好不容易才牵了个手，出了校园没走几步，就被那一棵棵行道树给拆散了。下面哄堂大笑。
苗炜、李迪华
我们的城市，路上种着整齐的行道树，真正留给人走的空间非常窄。在城市中顺畅自由地走路，是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实际上，太多城市没有做好这一点。
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复杂。城市在过去的设计就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是优先保证车的畅通。只要堵车，马上就想到把道路拓宽，牺牲行人和非机动车空间。媒体还一直宣传，城市绿地是生态，好像绿地也比人的生活舒适便利重要。
弯道问题的性质也是一样的。为了车可以方便和快速转过去，道口修得很宽，人行斑马线被迫画得很不人性，行人经常要绕着走。有的路口，行人甚至要过三次马路，才能到马路对面。如果我们的城市设计不是为了人的生活，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马拉松圆桌现场
苗炜：
孙莉老师作为艺术行业的从业者，认为城市除了在建设上给人们带来方便，还应该给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些什么？
孙莉：
A4去年做了一个跟城市文化相关的展览，名字就叫“成都CHENGDU”，中英双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10多年来，美术馆的蓬勃并不是单纯是因为艺术和学术的进步，更多是成都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公众对于艺术的关心。如今，文化和艺术的生活变成了大家、特别是年轻人常见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在“成都CHENGDU”展览里，从80年代开始梳理，成都这座城市8个跟文化艺术相关的切面、不同领域的人和成都之间的关系。
孙莉
成都之所以迷人，并不单纯是因为城市里面的建筑，也是这个城市里边的人，他们的温度、生活和故事。我们的展厅里，不仅出现了年轻人，也出现了年长的观众。大家希望了解新的成都是什么样子的，也希望知道过去是什么样；外地人想要了解成都城市里的人，而成都人也希望跟外界打开交流和对话。
李迪华：
王求安老师其实可以接着这个问题回答，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最赚钱的时候，为什么跑到乡村去做设计？
王求安：
我27岁从0开始学建筑，第一个项目就在乡村。也经常在乡村回望城市的一些问题，这几年，我们开始关注城中村的问题。
蔡师傅送外卖应该知道，在城中村里跑，经常要穿过一家的客厅到达另一家的卧室，整个村子盖上了彩钢瓦的屋顶，一条缝隙都没有。因为它的成本就60到70块钱一平米，拆迁补偿的时候，这一部分可以拿到300-400块钱。
我们经常看到现在城中村的边界可以用尺子比划着度量，切得笔直。因为城中村原来并不是一小片最密集的区域，以前是一片大村子，后来周边稀疏的区域都先被拆了，只剩下最密集的部分拆不动，遗留下来。很多年过去，居民一直生活在一个白天要开灯、一下雨就内涝的城市核心区，生活质量很差劲。
王求安
我们这几年做了一些改造的尝试。长时间下来发现，这个群体非常庞大，城市里有上百个甚至几百个城中村，居民们的生活需要被改善。在张家界某县遇到一个84岁的老人让我特别感动，他说他这么大岁数了，就想建新房子，等我给他建完，他可能都86岁了，但这是他的盼头。
苗炜：
我以前采访过胡安焉，他写过一本《我在北京送快递》，蔡师傅在送外卖的时候，对城市是什么感觉？会很愤恨吗？或心情特别愉快地享受这份工作，有一种为人们服务的骄傲感？
蔡师傅：
送外卖的愤恨，可能很多时候出现在工作流程中的一些小矛盾中，比如说送慢了，或者是对方抱怨你、给你差评之类的。有一次我冒着大雨去一个网吧送外卖，提前10分钟送到，还被嫌太慢，当时就肯定会有愤恨。
但是我对城市并没有过愤恨。我在成都14年，之前在好几个城市也工作过，能感觉到成都这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好很多。虽然送外卖还没有上升到为人们服务的高度，但我曾经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我这辈子就干这个事了，我愿不愿意在这待着？答案是肯定的，所以我扎在成都那么久。
马拉松圆桌现场
苗炜：
来麓湖来之前我有听很多朋友介绍，这个地方是成都的阿那亚。其实作为一个“北京土著”，我特别不能理解这种到处都越来越中产阶级化的现象。孙莉老师怎么看呢？
孙莉：
大家对于麓湖的认知，以前觉得是一个富人区，但是我们期待建设一个面向“富裕社会”的社区。麓湖是一个真实的城市生活区域，不是度假逃离的乌托邦。
除了建筑环境方面的规划，麓湖现在吸引人的是社区人文所代表的美好生活。我们每年由业主发起的活动就有几千场。住在这里的人，不论是财富自由的企业家，还是全职妈妈，离退休人员，都愿意为社区做贡献，去讨论公共话题。
麓镇山顶广场
一开始我们也遇到过很多不理解，再到现在大家积极参与，十多年里逐步实现了社区里人和人之间的基本信任。我们从机制上推动基层治理和两级议事会制度，长期主义产生了很大的效应和效果。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社区做活动都是老人带着孩子，但是麓湖也有很多年轻人，各个年龄段的业主们都会积极参与社区事务。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社会地位、财富状况，但是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致的。
2008年，我们一开始在小镇的山脚下开美术馆，只有小小一圈，文化艺术爱好者也很小众，远离市区。这十多年，有大量的城市居民迁入，带着内容来到这个片区。这个改变不是潮汐式的，而是基于真实生活的诉求、扎扎实实的改变。
苗炜：
孙莉老师分享了一个社区如何让业主满意的经验，这可能相对容易。但是城市如何让所有人都有归属感，李迪华老师，您怎么看？
李迪华：
这其实是非常难的。
结合蔡师傅的经历，我虽然自己没有送过外卖，但是美团刚刚出现的时候，我的一个学生就研究过外卖骑手和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学生接受了我的建议，为做好这个研究，做了三个月的外卖骑手。
现在我们可能会认为，去送外卖是走投无路了，其实一开始许多公务员、设计师、白领下班后都会去送外卖，补贴房贷压力。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怎么更好地包容这部分人群？比如外卖骑手去哪里上厕所和停车？高峰之后到哪里去打个盹？
李迪华
麓湖应该是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样板，但是很多社区与它还有一定距离，因为这里的社区人群很特别——大家有钱有闲来思考怎么构筑一个社区，怎么为社区做贡献？怎么进行社区自治？不论富裕还是贫穷，年轻亦或老年的，社区互助都是非常重要的。
现如今，这种互助为什么这么难？因为我们缺少社会信任。如果大家可以信任身边人，每人都提出自己的诉求，力所能及去推进它，那么每个人会有更多时间去做别的事情。这也是我们这次提出“城市的100个怎么办”的意义，不是什么都靠政府，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解。
苗炜：
我以前看过一本书《自我决定的孤独》，作者通过在欧洲的民意调查得出结论，城市人面临着一种自我决定的孤独状态。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家庭形式也越来越孤独？
王求安：
我这一两年其实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我21岁就到北京了，很多跟我一样的北漂陪父母的时间，三十年里还不够两三天，每个春节在家的时间加起来不到10个小时。我们的家庭关系为什么会如此？
马拉松圆桌现场
我妈妈前段时间生病，我给她找了个环境优渥的私立医院，护士给她天天洗脚，陪聊天，但她一定要回家。老人喜欢住在小区里、有人经常在楼下聊天的环境中。后来我就开始关注适老房的规范和建设。
如果我是老人，我也会害怕住养老院——到处都是扶手塑料，吊瓶和报警器。住在这个房子，好像就在提醒自己，你活不久了。我要从0开始做心目中的适老房，不希望到处都出现无情的扶手和吊篮拉铃，木地板、地暖、墙漆……我发现我得改造一切。如今，我们的城市和社会其实需要特别多的人去提供这些养老服务。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转型期，我其实并没像一些声音说的那么悲观，我倒是觉得，用你自己的力量和擅长，去做好一小块领域就好了。
运营编辑 | 贰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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