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云翱：吴文化研究三论
2025-05-11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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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吴文化者所说之吴文化通常指商晚期太伯奔吴立国到春秋晚期的吴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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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化研究三论
贺云翱
一、吴文化的内涵、范围、层次性和区域性
目前，治吴文化者所说之吴文化通常指商晚期太伯奔吴立国到春秋晚期的吴国文化，如此，满足吴文化内涵应有两个先决条件：1.太伯、仲雍所奔之地必须是江苏苏南地区，再吴国亦必须是在商末立国；2.吴国的疆域必须是确知的，即这种文化是吴国的国民创造的。但目前学术界对太伯、仲雍奔荆蛮和是否建立了吴国这个问题还未有定论，同时，吴国春秋以前的疆域也不清楚。现在不少研究者认为宁镇地区包括皖南地区的时属西周的土墩墓以及湖熟文化是属吴文化。那么我们不仅产生了疑问：就算商末太伯是到江苏，而且建立了国家。但这个国家的疆域能有如此广大吗？依古籍所载，早期国家的疆域都极有限。商、周初建国时，地不过百里，周武、成、康几代，封国数百，这些国家“地上不过百里[1]，下三十里”，鲁、卫两国是封地最广的国家，也不过才各四百多里[2]。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研究者们常引用的与吴国早期疆域有关的资料也会有所启发。这些资料一是《吴越春秋·吴太伯传》中所云，太伯建立了三百里的外郭。论者云这外郭三百里很可能是当时吴国的国境范围；另就是《宜侯夨簋》铭所言，宜侯夨得赐“厥田三百□(田)”，折合今地不过二十多万亩[3]。不管怎么说，吴国早期的国土范围不会超过现在的一个县的面积，而目前所说的西周时吴文化面积包括了今江苏、安徽沿江区的广大地域(土墩墓在江西、浙江部分地区也有发现)，建国初期的吴国国境能有这样大的统辖范围么？何况这一段史事的真实性还值得怀疑呢。我们以为，吴文化的内涵应是动态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它的内涵也不同，现在所说的吴文化，春秋以前的那部分实际是指的一种考古学文化，也含有族的文化或地域文化的意义，其文化渊源目前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北阴阳营下层和薛家岗文化，而简单地把一种考古学文化和一个上古国家的文化对等起来，今天看来不是十分可取。实际上，整个新石器时代，这个地区就像一个大走廊，太湖流域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都曾先后明显影响到这里，北阴阳营类型文化和薛家岗文化似和江北淮系的新石器文化有较密切的联系。这在北阴阳营和薛家岗两个遗址和发掘中都有反映，如果我们承认考古学上文化的创造者——族——与文化的面貌之间有内在联系的话，那么创造文化的始祖究竟是荆蛮、越、夷还是其他，目前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或者说目前春秋以前吴文化的确切面貌我们还并未真正了解。至春秋时代，因为吴国的国土范围已基本清楚，这时的吴文化也就可以指吴国文化了，但就目前所见论述吴文化的著述和事情的实质来说，即使这时的吴文化，也仅限于吴国中心地区的文化，和原先族的文化还有继承关系，江北和准北地虽属吴[4]，其文化却接近于中原文化和楚文化。
虎形玉佩，图源：吴文化博物馆
其次是关于吴文化的研究领域。文化有广、狭两义，迄今已发表的吴文化研究文章包括了吴国的器用、经济、军事、疆域、风俗、建筑、语言等等，显然，吴文化是取“文化”的广义而言。根据文化史研究的要求，必须注意到文化的三个层次，最外层是物质层(物质文化)，包括人们创造的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产品，它是有形的，如过去对春秋吴国范围内各种考古发掘品的描述、分类及其用途的分析均属此类；中间层是制度层(制度文化)，包括人际关系及规范化了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等，如吴国地区在周人南下前是什么制度，周人带来了什么制度，社会机构和制度的演变与特质，职官制度[5]、国君传位制度[6]、春秋时吴国的殉人制度[7]说明了什么，吴国的阶级、阶层及其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方式如何等；最内层是价值观念和观念指导下的人们的行为规范(精神文化)，这是文化的灵魂和内核，并对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起主导作用。吴国人的价值观念如何，吴国从弱到强在观念上有无反映，先秦诸子的思想体系能否代表吴国国民的哲学信念，吴地传统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周人又带来了什么，吴地土著是如何在原始社会末期的思想状态下接受了文明时代的社会观念的，吴国的艺术成就和艺术风格能否自成体系，吴人对外来文化不加阻碍的接受反映了什么民族(不是指现代意义的民族)意识，我们现在从古籍记载的季札、阖闾、夫差等吴国人言谈中及铜器铭文上能否发现吴国人的思想观念等等。过去，吴文化研究实际侧重于文化的外层，中层文化虽有研讨，但尚无系统的理论，深层文化则几未涉及。当然，这种现状的出现与可供研究的材料的多少有关，今后，我们认为应该注意通过对表层文化即器物部分的深刻剖析——大至城市、村落的结构风格、布局、墓地、土坑墓、土墩墓、石室墓的构造形成及其丧葬制度，小至一器一物的造型和结构的理化分析，地层中孢粉采集与分析——从中析出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历史信息[8]，从而恢复吴文化完整的立体的面目。
第三是吴文化的层次性和区域性。一个国家的文化固然有其总体面貌和特征，但宏观描述不能代替文化的微观研究。吴国是一个有着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文明国家，最高统治者、贵族、平民、奴隶的文化不可能都是一样的，特别是吴国的建立带有殖民性质，外来的统治者所代表的文化与本土普通民众之间的文化当然会有较大的区别。丹徒出《宜侯夨簋》的墓、背山顶余昩墓[9]等应代表一个阶层的文化，仪征破山口、六合程桥、丹徒母子墩等中小型铜器墓应代表另一阶层的文化，反映自由民丧葬风格的一般土墩墓还可发现其中的墓主身份并不是平等的。余昩墓中出土的鸠杖末端那个跪着的纹身铜人，六合程桥东周墓出土刻纹画像铜片上忙碌着的侍者，他们的社会地位恐怕是相当低下的。这些不同阶层在不同时代的文化上有什么特征，随葬品体现怎样的生活方式和礼仪制度？吴国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国土不断扩大，今天的江苏全境、安徽大部和江西、山东一部分基本都曾受其统辖，所谓吴国文化并不能说在这广大的地域内就有过一种文化，那么传统的吴文化对其他地区的文化有过什么影响、又是如何影响的。我们现在知道，吴国后期实行过郡县制[10]，可能还存在过分封制，像江苏六合、延陵、江西修水、安徽和县、江宁陶吴、高淳固城、扬州邗城这些地方都可能有过吴国的封邑[11]。政治上的分封制也是文化渗透的一种形式，今后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或者也应留意封邑文化和国家政治中心区域文化的关系。吴文化层次性和区域性的研究，基本取决于考古资料的积累，进行普遍的调查以及重点发掘，会使这方面取得突破，自然，通过对文献史料、古地名、音韵以及现有考古材料的综合理论研究，较有选择性的寻找古代遗迹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战国铜剑，图源：吴文化博物馆
二、吴国史的开端仍是个谜
吴国史的开端是从1936年吴越史地研究会成立以后就产生争论的学术问题之一。当代，不仅太伯奔吴的史事未有定论，而且还产生了太伯所奔不是苏州而是丹徒的新说法。因为受制于学力，笔者尚无法超越前人的硕学而能拓清吴国肇始的一段史事，但我可以把各家的说法加以归纳，做些补缀的工作。我认为太伯所奔之吴不在江苏，而是在陕西宝鸡一带。吴原是个地名或是族名，苏南当年是否有个吴地或吴族毫无所据，而在陕西确有吴、荆、鱼(句吴)之类的地名或族名。太伯、仲雍所奔之地是岐山以南今宝鸡一带的一个重要的部族国家——弓鱼国[12]。历史上的吴岳正在宝鸡境内的新街乡，荆楚也在宝鸡附近[13]，或弓鱼国因为靠近荆楚，又不是和周同祖，故被周人称之为荆蛮。太伯只有到这一带，才可能在后来古公死时奔丧[14]。弓鱼国可能存在断发文身的习俗，有发达的铸剑技术，使用原始青瓷豆，有时用玉鱼一对随葬(这种现象不限于弓鱼族人，西周墓地常有出现)[15]。奇怪的是这个弓鱼国文化到西周中叶就神秘的消失了。笔者认为太伯、仲雍的后人后来因受到政治上的压力而和弓鱼族人举族南迁，迁徙时间估计约在周文王前后，他们顺汉水之北和桐柏、大别山以南而行。可能在安徽霍山附近停留过一段时间，再继续南下，进入安徽和江西沿江区，复东上到达安徽、江苏沿江地带，与当地的土著相遇。随着他们的迁徙，在地名上便留下了痕迹，如小丹阳附近的衡山(从安徽带来)，镇江的固(即弓鱼——句吴的速读)山、彭泽的孤山等。弓鱼族和周人早期的政治中心理应在沿江一带，晚期由于楚人势力的崛起而南迁太湖之滨。我们现在了解到苏南土墩墓中随葬的原始青瓷豆和弓鱼人墓中的同类器十分的接近，西周墓中出土的部分青铜器造型如簋、盘、鼎等和弓国器也相似，吴国铜器铭文中有“工
二字是否还保留了“弓鱼”的痕迹(“
”即“鱼”字，《周礼》“
人”可证)。按卫聚贤先生所考，“吴”即“鱼”[16]，看来，“攻
”、“句吴”之类也与“弓鱼”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太伯、仲雍应是周族，弓鱼族是其紧邻，早期的吴文化外来因素总体上可看作和周文化接近)。《楚辞·天问》中有“吴获迄古南岳是止。孰期去斯得两男子”的句子，研究者们认为这可能和太伯、仲雍有关[17]。那么这里面也透露了一点弓鱼族似乎因为某种原因而迁离故土的信息。如果这样，周人南下就绝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浩浩荡荡的一批人，上面我们提到过“吴文化”中的鬲文化，所谓鬲文化是饮食文化的物质表现，西周的鬲大量出现在苏皖沿江的许多遗址中，这肯定通过文化的直接创造者——人带来的。鬲是周人的炊煮用具，一人一鬲，鬲随人走。《大盂鼎》上的“人鬲”便是指每人一鬲的人群，他们的身份是周族自由民，而非奴隶[18]。江南西周遗址中发现大量的鬲足，正是许多周族平民来到这里活动的见证，而且从土墩墓上我们也看到这种外来文化在西周一代尤其是西周中期之前是相当强烈的，最高级的墓还用北方流行的竖穴土坑形式(如烟墩山、破山口铜器墓)。墓中一般都随葬青铜器。但从西周以后，具有周文化风格的鬲文化便消失在——实际是同化在土著文化中而逐渐消声匿迹了。这样的消长规律与周文化特点的青铜器、原始青瓷豆在本区的出现与消失又是相当的一致。南下的周贵族和弓鱼族与江南土著经过一段时间的融合，可能建立了若干个小的城邑国家，现在尚存的一些古地名或者与其有关，如固城、陶吴、姑熟、湖熟[19]等等。至于说西周政府是什么时候正式封立南下的太伯、仲雍的后人，这种分封与《宜侯夨簋》又是什么关系，因前人论述很多，本文从略。不过，这段史事目前仍然是一片混沌。
楚途盉，图源：吴文化博物馆
三、吴文化的开放性
吴文化的特点之一便是它的开放性，甚至说这是吴越地区文化发展的一个规律。春秋时吴国军事上的强大，和外来文化的刺激有直接关系，从晋使申公巫臣入吴教战阵，楚伍子胥奔吴说强国之道，助吴营立城郭，到宋华登“简服吴国之士于甲兵”[20]，齐孙武授兵法练兵于阖闾，他们把中原的军事技术带到了江南，使吴国在军事上不断取得了成功。此前的西周初年，弓鱼族南迁，也直接引来了先进文明，甚至连吴国这个名称都是输入的。忽视了这些，就不能科学地揭示吴文化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全部原因。当然，我们毫不怀疑吴国建立前本地的文明之存在，也不否认吴国的强大主要是由于内部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上有这样一段话，那是阖闾对伍员讲的：“……吾国僻远，顾在东南之地。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君无守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为之奈何？”阖闾还对另一名楚国避难者伯嚭讲，“寡人国僻远，东滨海……”云云，这不能不反映出吴国物质文化的总体水平至少在阖闾之前是比中原落后的。吴国只是在打破原先的“不与中国通”的封闭局面后，才有后来的威震中原的霸主地位。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吴国的郡县制、封邑制、占卜制[21]、郊遂制[22]等都有可能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在考古学上，我们反对黄河流域中心论，但也不能不看到因为地理环境的不同，在一个大的区域内，不同地区在不同时间内的文化发展是存在差异和快慢的，很难想象人类的每一项发明都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在原始社会，因为人口密度的相对一致，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低下和生活结构的共同简单，不同地区的文化发展在速度上还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到了原始社会晚期乃至文明时代，地域的差别就日益明显了，文化的传播对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愈显重要。有的研究者指出文化的本质就是“传播”，没有传播就没有文化，传播不仅仅是传出播开，还有交流、沟通的含义，所以说吴文化的开放性也不是说吴文化只是接受，而未输出。强调吴文化的开放性，有利于把它看成是一个具备蓬勃生命的实体，它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与商文化、周文化、徐文化、楚文化、越文化等周围文化都存在着程度不等的传播关系。春秋中后期，吴文化实际已经“越化”，与越文化逐渐融成了一体，吴、越墓中出徐器亦不在少数[23]。吴国通过战争和楚、蔡诸国广泛接触，战争中也时有楚器落入吴人之手[24]，吴国的利剑则是中原各国所羡慕不已的。吴国还通过婚姻关系和中原各国发生联系，如晋、鲁、宋、莒、蔡、徐诸国都曾和吴国发生联姻关系[25]。吴人言偃还径直往仲尼处求学[26]，季札出访中原所论礼乐，令列国高士钦赞不已，连孔子都佩服他知礼[27]。如果我们再鸟瞰一下吴文化的面貌，先吴时和商文化关系密切，后来与周文化融合，再遇徐、越等各国文化的影响并逐渐与越文化一体化，最后受楚文化浸润同化等等，反映出吴文化的应变性是很强的，探讨吴文化的传播关系，诸如传播的时间、形式、载体、路线、时间、结果等，也是今后吴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解决这一课题的方法应是开放性的，即不限于江苏，更要有兄弟省有关单位和学者的参与，如安徽、浙江、山东、江西、湖北、陕西、山西等省，通过横向比较，吴文化的传播问题才能取得较圆满的解决。此外，关于吴文化的去向也值得注意，吴亡以后，吴地归越，吴越文化益不可分，后楚文化东渐，吴地又入楚，到目前为止发现的一些战国墓，似乎楚文化的风格非常浓厚。但是否吴地的传统文化便完全消亡了？按照我们的理解，吴地上层文化可以是外来的，但根植于普通民众中的传统文化仍应有顽强的生命力。可能有一部分吴人在楚势力到来时迁离本土而进入浙皖山区，后来的山越或其孑遗。因为江苏从战国到西汉初这段时间考古资料的匮乏，致使吴文化的去向问题无法得到深入的研究，这也是吴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弱环节。
完稿于1986年5月
注释：
[1]《荀子》，《议兵》《王霸》；《淮南子·泰族》。
[2]《史记·周本纪》。
[3]一说为一百万亩，见《考古学报》1956.1期郭沫若先生文。本文取陆九皋先生说，文见江苏省社联1980年年会论文选。
[4]春秋后期吴国北境可达鲁南，见《左传·哀八年》。
[5]我们见到的吴职官有王、侯、伯、太宰、大夫、行人、洗马、上卿、士、将军、队长、御士等。
[6]杨伯峻先生认为吴为兄弟传国制，见《春秋左传注》襄十四年传注。
[7]《尸子·广泽》“夫吴越之国以臣妾为殉，中国闻而非之”，《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吴王女媵玉死，送葬时“乃舞白鹤于吴市中，令万民随而观之，还使男女与鹤俱入羡门，因发机以掩之，杀生以送死，国人非之”；新近发现吴王余昩墓有殉人，《文汇报》1986年5月23日报道。
[8]冯普仁先生在他的《吴国兵器初探》(见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一文中给我们提供了从吴文化考古材料中分析出社会信息的例证。他从六合程桥墓随葬兵器的排列位置，发现吴国步兵阵战的兵器配备及其战斗队形的编组和中原各国是一致的，类似的例子在一些土墩墓考古报告中也有出现。
[9]《春秋时期吴王余昩墓得到确认》，《文汇报》1986年5月23日。
[10]《史记》《吴世家》《仲尼弟子传》。
[11]吴国实行分封制，目前证据尚不充足，这里仅作为一种观点提出，安徽和县在清乾隆时出土《者减钟》，铭有：“工渔王皮
之子者减”(童书业《释“攻吴”与“禺邗”》，见《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者减可能是一封于和县的吴国王子，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中出“工渔大子姑发□反”剑，铭有“余处江之阳”(《考古》1963年4期)，这位吴太子似曾居大江之北；六合程桥东周墓出土编钟上有“攻敔仲终
之外孙，坪之子藏孙”的字样(《考古》1965年3期)，墓主也应是一位吴国公子，今六台附近或是他的封地：季札封于延陵(《史记·吴太伯世家》，吴公子庆忌封于艾(《左传·哀二十年》)。高淳固城、江宁陶吴等都有可能设过吴国封邑，近年这些地方多次出土青铜器，我们从齐庆封奔吴而受封的情况似乎也可窥见吴国分封制的影子，庆封被封于朱方，聚其族而居(《左传·襄二十八年》)，极似周制。
[12]尹盛平：《西周的弓鱼国与太伯、仲雍奔“荆蛮”》，陕西省文博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选集，1981年。
[13]王辉：《西周畿内地名小记》，《考古与文物》1985年3期。
[14]《韩诗外传》述及古公死，太伯回去奔丧，说明太伯所奔距歧周不远。春秋时吴国到山东邹国需三个月(《左传·哀七年》)，西周时交通更要落后，从苏到歧周往返岂不经年，丧事焉能等待如此之久。当然，太伯奔丧之说起源较晚。但《论语》中有太伯三让之说，与《韩诗外传》所述颇暗合。太伯奔吴在陕西说，解放前卫聚贤先生有专论，可资参考，《太伯之封在西吴》，《江苏研究》，1937年6月3卷5—6合期“吴越文化专号”。
[15]《陕西省宝鸡市菇家庄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4期，《宝鸡竹园沟等地西周墓》，《考古》1978年5期。另见注[12]。
[16]卫聚贤：《吴越释名》，《江苏研究》，1937年6月3日卷5—6期“吴越文化专号”。
[17]《(天问)今译》，《文史》第十三辑。
[18]聂新民：《人鬲辨正》，《文博》1985年。
[19]这些地名在音韵上都和“弓鱼”有关，参见《南京博物院集刊》9，1987，张敏先生文。
[20]《国语·吴语》。
[21]吴国有占卜之法，不仅在湖熟文化遗址中出土，文献也有载，见《左传·昭五年》。
[22]《左传·鲁哀十三年》记越兵侵吴都“先及郊”，《史记·苏秦列传》谓越人“禽夫差于干遂”。《苏州府志》言干遂在苏州城西北三十里。
[23]吴王余昩墓中出徐器，另绍兴306号墓中葬有徐器多件。参见《文物》1984年1期有关文章。
[24]《左传·昭二十三年》。
[25]晋女嫁吴，见《左传·襄二十三年》；宋女嫁吴，见《文物》1981年1期《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内容；齐女嫁吴，见《孟子·离娄上》等；吴女嫁晋，见《论语·述而》，《史记·仲尼弟子传》；吴女嫁蔡，见寿县蔡侯墓发掘资料；吴女嫁莒，见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昭五年传注；吴女嫁徐，见《左传·昭四年》，同前书。
[26]《史记·仲尼弟子传》。
[27]《左传·襄二十九年》，《说苑·修文》，《水经注·汉水》讲季札子墓在山东奉高县北。
本文发表于《南京博物院集刊》第9辑，后收录于贺云翱著《历史与文化》1996年2月，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