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供暖,自古就是大问题

文章正文
发布时间:2024-01-03 18:16

近日,雨雪降温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北方多地,中央气象台已同时发布寒潮、暴雪、冰冻黄色预警。现代的人们不仅取暖形式多样,而且多使用清洁能源取暖,过冬已经无虞;而在生产力落后、既没有暖气也没有空调的古代,人们取暖燃料都是啥,各个朝代又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加强燃料的供应保障呢?


成立专门机构,唐代钩盾署调配燃料供应

在一千多年前的大唐盛世,长安冬季取暖的燃料无非是木柴、木炭、煤炭和焦炭四个类别。要知道,当时的长安是国际化的大都市,柴薪需求自然非常大。

需求量大了,柴薪价格就会攀升,引得长安周边农民以砍柴烧薪炭为生。为了生存,每年秋冬农闲时节,农民们便进山砍柴,有能力有技术的则把木料烧成薪炭,运入京城卖了,以换点米钱。除了普通百姓贩卖柴薪,朝廷又在岐州、陇州等距离京畿稍远的地区采伐薪柴。在京畿附近的户县、周至、宝鸡、眉县等地还设立了专门的官署,从而确保长安的柴薪供应。可见,燃料供应是大事,而冬季取暖,更是重中之重,唐朝廷对此非常重视。

百姓用薪柴,都是自己去采伐或者去市场购买,价格自然听任市场调控。而皇帝和官员所用取暖燃料则有专门机构负责供应,唐代负责京城薪炭供销的专门机构是司农寺下属的钩盾署,下设令二人、丞四人,以及府、史、监事和掌固等多名吏员。当长安城薪炭供应不足时,朝廷又会特别设置“木炭使”以加强薪炭的供应,木炭使常常由政府高官兼任,足见对薪炭的重视。

据文献记载,木炭使最早设立于唐玄宗时期,木炭使掌管宫内的薪炭供应,常以京兆尹兼充。据《唐会要》载:“天宝五载九月,侍御史杨钊充木炭使。永泰元年闰十月,京兆尹黎幹充木炭使,自后京兆尹常带使,至大历五年停。贞元十一年八月,户部侍郎裴延龄,充京西木炭采造使,十二年九月停。”

当时,长安的取暖燃料还有木炭,而主要的木炭烧造场所是长安附近的南山,这一带的农民多被编为炭户,成为专业烧炭人,以供应长安所需燃料。白居易《卖炭翁》一诗有“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反映。

由于长安城薪炭的需求量很大,为了解决薪炭缺乏的难题,唐代宗永泰二年九月,木炭使黎幹曾建议朝廷开漕渠从南山向长安调运薪炭,渠阔八尺,深一丈,渠成以后,代宗还亲自查看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薪炭供应紧张时期,钩盾署曾经限制过京城官员的薪炭用量:“凡京官应给炭,五品以上日二斤。蕃客在馆,第一等人日三斤,已下各有差。其和市木橦一十六万根,每岁纳寺;如用不足,以苑内蒿根柴兼之。”

除了朝廷置办以外,长安最繁荣的西市有专门制造、贩卖木炭的商店,还有许多炭商将炭放在牛车或驴车里,或者直接背在背上走街串巷地叫卖。冬日木炭的价格随着气温波动,天气越冷,价格就越高。木炭昂贵之时,并非人人都有能力购买,一生穷困的诗人孟郊之所以得到“郊寒”的称号,除了诗风孤峭以外,也因为他无钱购买取暖物资,经常在冬日写诗叹寒。孟郊曾写过一首《答友人赠炭》感谢朋友在冬日为自己送来木炭取暖,他写道:“青山白屋有仁人,赠炭价重双乌银。驱却坐上千重寒,烧出炉中一片春。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雪中得炭的惊喜之情跃然纸上。

与此同时,煤炭也进入了大都市长安,成为富贵人家炉中的燃料。史料记载,当时江苏徐州和山东枣庄都产煤。但是,由于当时开采技术限制,煤炭的产量很低,能够进入长安的煤炭也不是很多,甚至成了权贵的专享物品。


雪灾频发,宋代强化措施解决燃料缺乏

北宋时期京城开封雪灾频发,历史上极端恶劣的雪灾屡有出现,造成了数次人畜冻饿而死的恶性事件。如何保障灾害天气下开封巨大的薪粮需求,特别是取暖所用的燃料,成为北宋朝廷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大量史料记载了开封冬季因雨雪天气造成的燃料危机。据《宋会要·食货》载,大中祥符五年冬天,“民间乏炭,其价甚贵,每秤可及二百文。虽开封府不住条约,其如贩夫求利,唯务增长”。庆历四年正月,“京城积雪,民多冻馁,其令三司置场,减价出米谷、薪炭以济之”。《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的嘉祐四年的雪灾情况更为严重:“今自立春以来,阴寒雨雪,小民失业,坊市寂寥,寒冻之人,死损不少,薪炭、食物,其价增倍。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称因为贫寒,自求死所。”

为了应对雪灾,保障城市薪炭供应,北宋朝廷采取了许多应对措施:首先是提升供给能力,增加物资供应,采取了引洛入汴、优化燃料结构、鼓励贩运贸易等应对措施。针对汴水仅有“二百余日”的运输时间,北宋朝廷引洛入汴,延长汴水运输时间,提升运输能力,使汴水“四时行流不绝。遇冬有冻,即督沿河官吏,伐冰通流”。在优化燃料结构上,主要是增加煤炭供给。煤炭“熙宁间初到京师”,至徽宗宣和二年,开封已设有“河南第一至第十石炭场,河北第一至第十石炭场,京西软炭场,丰济石炭场,城东新置炭场”。煤炭的供应能力大大提升,缓解了冬春时节的燃料供需矛盾。再就是减免税收,鼓励民间贸易。北宋朝廷多次颁发减免税收的诏令。大观二年诏:“在京诸门,凡民衣屦、谷菽、鸡鱼、蔬果、柴炭、磁瓦器之类,并蠲其税。”宣和七年又诏:“在京及畿内油、炭、面、布、絮税并力胜钱并权免。”这些措施对增加开封燃料的供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同时,北宋朝廷在开封建立了燃料常平仓,增加燃料储备,遇冬春严寒减价售卖,增强了开封遭遇雪灾时的抵御能力。宋朝廷曾动用储备薪粮物资对城中的官军进行相应的赈济,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赐在京诸班直诸军厢主以下至剩员以上,柴炭各有差。先是,真宗以连日雪寒,柴炭价贵,故特有给赐其军士,外戍家属在营者半之”。哲宗元祐元年十二月,“七日,以大雪寒赐诸军薪炭钱”,“十六日,赐京师厢军、诸司人及剩员薪炭钱。其癃老冻馁者,即营中计口给之”。


撤销矿税,明代安抚请愿窑民

到了明代,冬季燃料供应同样很受重视。嘉靖年间,京城北京一度曾出现了薪柴燃料供应不足的问题,那时煤炭作为冬季取暖的燃料已经很普遍了,于是朝廷就鼓励在北京西山采煤,这一来果然解决了北京的燃料供应之急。

明朝廷看到京西的煤矿开起来了,为了增加税收,随之出台了征矿税的政策,明万历年间,先前只有马鞍山黄树园地方官窑一处收税,但是太监王朝上任后,为了多征税,他擅自做主将西山一带的煤窑一律纳入征税范围,“概行征扰,且私带京营选锋劫掠立威,激变窑民,几至不测。”王朝还动用军力强行征缴,致使窑民愤怒,直接拥至皇宫门前请愿,造成北京煤炭断供,冬季取暖大受影响,百姓苦不堪言。

事情出来后,王朝自恃皇帝红人,不但不去解决问题,反而倒打一耙,向明神宗谎称窑民黄大京、王守宽、杨拐子、许近槐等人私开煤窑,欺隐窑课,率领土棍殴打差役。神宗为此降旨:“这奏内有名人犯,便著厂卫差的当官校,会同内官王朝,督率该地方员役,扭挈前来究问。”

这道圣旨下给内阁大学士沈一贯去执行,沈一贯接旨后出宫前去办理,见矿工拥至京城请愿,“长安门外,满路拥塞多人,皆黧面短衣,不知其数,呼冤彻天,持揭叩地”。矿工的陈情揭帖上说:王朝等人“拏人绑树,石打箭射,淫奸妇女,席卷家资,所带皆京营选锋,公行劫掠,家户受害,不忍听闻”。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沈一贯立即上奏请求将王朝召回,将为非作歹的军人逮问,将黄大京等人释放。另外,工科都给事中白瑜等人也建言,请神宗不要因为王朝的一面之词,而影响到做煤之人、运煤之夫、烧煤之家的生计。

其后,经太监陈永寿再次奏请,神宗才命王朝回宫应役,让陈永寿接手该事。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随着全国矿使的召回,西山的煤税才停止征收。看来,明神宗也清楚,西山煤窑是北京取暖用煤的重要基地,不能因为征税受到影响,所以他下令停止了此项税收,总算是解决了这个难题,恢复了北京的煤炭正常供应。


解除禁令,清帝恢复煤炭开采

我国的煤炭开采历史悠久,早在辽金时期就已有开采煤炭的记载,到了明代,北京西山一带更是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成为北京城燃料供应的主要基地。然而在清代,明明开发煤炭资源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是总有一些保守迂腐的官僚,以种种理由,竭力禁止开矿。他们认为各地有各地的风水和地脉,是各地兴衰福祸的依托,如果掘地挖煤就会伤到地脉、毁掉风水,其祸无穷。这些说辞成了一些官员禁止采煤炭的依据,且在全国大行其道,各地都有禁止采煤的规定。这使得全国的煤炭生产很是滞后,其中北京地区的采煤也大大受到了制约。

清乾隆五年二月,大学士赵国麟经过调查写出了一份解除煤禁的奏折,上书给乾隆皇帝。他在奏折中这样写道:“臣请敕下直省督抚,行令各地方官查勘,凡产煤之处,无关城池龙脉及古昔帝王圣贤陵墓,并无碍堤岸通衢处所,悉听民间自行开采,以供炊爨,照例完税。地方官严加稽查,如有豪强霸占,地棍阻挠,悉置于法。将见煤禁一弛,费值少而取用宏,民之获受利益永永无穷矣。”

本来就对煤炭生产很支持的乾隆皇帝,看到赵国麟的奏折后,立即批示:“大学士赵国麟此奏,著各省督抚酌量情形,评议具奏。”同时下令全国各省一律取消不准采煤的禁令,要求“凡产煤之处,悉听民间开采”,并要求各省督抚详细勘察本省的煤炭资源情况,制订出具体的煤炭开采计划和措施,向朝廷汇报。

乾隆对各地的采煤奏折也进行了认真研究,及时处理批复,全国范围的煤炭开采活动就此发动起来。此后,全国的煤窑数量、煤炭产量增长很快,仅北京地区的西山、宛平、房山一带,煤窑就多达近千个,有效地保障了当时北京冬季取暖的用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