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栏漫画均为 辛刚作
今年3月，中办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省委认真贯彻中央精神，缜密调研，结合省情，于4月2日印发了《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十条措施》（以下简称《十条措施》）。5月17日，省委召开常委会会议，要求从讲政治高度执行好我省《十条措施》。5月27日，省委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对照《十条措施》查摆问题、列出“清单”，集中发力、逐一销号，并建立长效机制。
为基层减负怎么减？广大基层干部最有发言权。
6月初，本报记者分赴全省各地及相关部门，倾听基层干部的心声，了解长期困扰基层的问题“清单”。
会议：少说虚话 多干实事
“《十条措施》说出了基层干部的心里话。‘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这是我们以前日常工作的生动写照。”黄龙县某部门干部杨某说，有时一天得参加几个会，加上开会路上耗费的时间，一天就在会议中过去了。想静下心来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感到时间根本不够用。
杨某建议，领导干部要转变工作观念，精简会议，改变会风，大会少开，小会合并开，长会短开，能在政府网站发文的就不要召开会议。“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最近的会议明显少了，中央及省市一些重要会议也多采用电视电话会的形式召开。”他说。
韩城市处级干部李建（化名）说，他最苦恼的事就是每天有开不完的会，有讲不完的话。4月的头一天，他总共开了5个会，其中与他工作有关系的只有3个。会议耗时长不说，关键是每个会他都得讲话，而且讲的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套话和虚话。尤其是最后一个关于社区文化建设的会议，由于分管领导不在，他被临时拉来“站台”，非让他做最后的总结讲话。他说，这样的工作会议，主管部门已经安排得非常到位、非常扎实了，按说没必要再重复会议的意义和重要性，可办会者非让他讲，好像他不讲，这个会就开得不成功一样。李建感叹，这样的讲话往往没有实质意义，完全属于形式主义，属于繁文缛节。讲的人不知所云，听的人也不知所云，白白浪费了精力、浪费了时间。
李建说：“减负不仅要自上而下，更要自下而上；不仅要靠中央和省上的部署，更要靠基层的自省和自觉。”他希望，今后应按照省上要求，进一步把干部从会议和讲话中解放出来，激励干部少说话、多干事，让领导同志尽量少开会、少讲话，把省出来的精力用在办实事上。
铜川市某驻村第一书记说：“会议层层重复开，文件个个向下转，检查评比走马灯，导致干部疲于应付，只满足上级指示原本传达，根本没时间抓落实。一些文件的制定往往是机械照搬照抄照转，出台制度规定‘依葫芦画瓢’。”
“会多自然导致走访入户少，解决居民关切的问题少。社区工作人员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如果不能把充足时间真正花在为居民服务上，那我们的价值将大打折扣。”咸阳市一位社区干部王某说，“希望以后少开会、开短会，一些会议可以用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这样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社区为居民服务。”
省某厅一位处级干部坦言，过去厅里也经常喊为基层松绑减负，但该减的没有减下来，反而该保留执行的事项没有很好地执行，上级和下级都很有意见。
文件：建立数据平台 避免重复发文
同一份在外务工人员名单，多级、多部门催要；上级要求的卫生状况调查，当天安排当晚就要结果；一天时间，9个干部要完成10多项工作……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两年来，渭南市的小王和村干部们常常被重复的工作困扰。
类似的问题也困扰着很多基层干部。清明前夕，渭南市某街道办副主任小李收到来自4个部门的4份文件，内容均为“注意防火，保障安全生产”。他粗略算了一下，一年到头，街道办最少能收到上级下发的文件1200余份，其中不乏涉及同一事件、由不同部门重复下发的文件。
结合自己在原单位的工作经验，小王建议：推广智慧办公，建立公共数据平台，以“大数据云”的形式共享互通信息。相关部门、单位可以随时从公共数据平台提取、下载信息，减少重复劳动；上级下发的文件和要求，下级也可随时下载学习、落实。
安康市某镇干部陈某表示，原来到贫困户家中帮扶，必须要拍“四书五照”，帮扶干部和贫困户要在大门口、卧室、厨房等地方拍合影，还要有入户过程中的纪实照片。这种“留痕”的过程不仅增加了自己的工作量，还让贫困户非常反感。陈某包联的9户人家居住非常分散，最快速度也要2天才能跑完一遍。但是因为要拍照，必须和另外一个干部一起，4天才能跑完两个人的包联户，这给每个干部增加了一倍的工作量。陈某建议，建立大数据平台和信息共享机制，利用信息化手段减少基层干部的工作量。
“一些报表的数据，比如经济指标数据，发改部门、办公室和多个部门都需要，我要分别汇报。对于我们基层工作者来说，上报相似内容的材料，以不同的口径统计上报，要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西咸新区一位基层干部张飞（化名）说。他建议，管理部门要打通信息壁垒，实现资源共享。
省某厅一位干部表示，超篇幅、超范围发文，文种、文号、简报该精简的不精简，已精简的违规启用。没有时间调研，写文件、制文件往往机械照搬照抄，内容并不是来自一线的调查研究。
检查：减负要落实 别再换马甲
上级督促检查是工作必不可少的部分。宝鸡市某镇干部说，这几年上级检查越来越频繁，提出的标准越来越高。每次检查前，村镇干部要踩点，要准备大量资料，要准备宣传展板……让人精神高度紧张。
中央和省上专门印发文件，着力为督查检查考核“瘦身减负”，有的地方却改换马甲，以“督导组”“调研组”的名义行督查检查考核之实。不仅如此，检查组提的要求时间紧任务重，比如某项工作2月才布置，3月就要达标的结果，否则问责。达标的结果怎么体现？写汇报材料，写总结报告。有时候因为领导无暇顾及，这个工作就算过去了。
西安市灞桥区某街道办工作人员无奈地说，以前上面要求所有工作都要事事留痕，事不过夜，经常上午发通知，下午要报材料，工作还没做，总结先报一大堆。谁报的材料不及时就意味着对工作不重视。针对基层的各类专项督查检查更是名目繁多，每项工作执行的都是日报、周报、月报制度，要求天天报材料报数据报总结，一个个不实数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为了迎接各类活动，往往要赶制各类旗子、横幅和广告牌，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没来得及取回来，活动就结束了，最后只好把这些东西堆放在库房。
汉中市基层干部杨某发现，一些检查过于依靠材料，无形中加重了基层干部的工作负担。他认为，完全可以从源头出发，制定科学严谨的考核标准，依托最终的结果来判定工作是否得力。对工作完不成的或质量不达标的进行问责，不需要过于依靠材料。
“你知道怎么在表格的空白格子里画线吗？得拿尺子比着从左下角画到右上角才算标准。”说到基层工作的形式主义，在西咸新区某村担任第一书记的张亮（化名）向记者比画着。张亮在某贫困村主要抓扶贫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迎接各类检查。
商洛市某县处级干部张某则十分无奈地表示：“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既占用干部大量时间、耗费精力，又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张某建议应按照目标任务或时间节点，做例行检查和验收，减轻基层负担；对工作过程中所留下的痕迹，只作为检查验收的辅助材料即可。
省某厅一位部门负责人表示，督查考核是指挥棒，过去省上相关部门重视过程、忽视结果，很容易让基层学会“见招拆招”，以形式主义应付形式主义，造成恶性循环。
激励：减负同时 还要增智
作为汉中市一位开发区干部，吴某认为，“三项机制”是个好政策，但在基层工作中往往缺少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使得好政策实施效果打了折扣。“我们招商引进来的项目，政府要求按规定时间保证项目落地，但事实上一块土地的手续全部办齐就得3年至5年。所以，我们常常会面临不少项目被政府招商引进，却无法及时落地的尴尬。”吴某说，他们去年招进来50多个项目，最终落地的仅有10多个。他建议，进一步细化“三项机制”的措施，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提高干部工作积极性。
榆林市乡镇干部贾某说：“很多上级部门为了推责，一级一级把责任下移，层层签订责任书，最终所有的东西都落到了基层乡镇头上。乡镇权力不大，责任却很多，权责不对等，导致基层留不住人，干部叫苦连天。我希望该是部门的责任就应该由主管部门承担起来。”
在西安担任多年村干部的刘某称，基层农村干部时常会感到“能力恐慌”，对政策吃不透，不知道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刘某表示，给基层“减负”的同时，还应通过远程教育、多媒体等方式，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培训力度，给他们“增智”。基层干部的视野开阔了，才能更有底气和自信带领群众致富，才能更好地建设美丽乡村。
咸阳市一位县处级干部李某说，自“三项机制”出台执行以来，市上聚焦干部在追赶超越和脱贫攻坚等重点任务中的表现，加大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调整力度，实现干部能上能下良性循环。他建议：进一步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机制，做到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专项考核与全面考核相结合、效率考核与效果考核相结合，改变有些地方考核指标和内容过于繁多细致、考核周期过短、考核方式走过场等现象。这样既能发挥考核的激励监督作用，又能让考核不成为负担，由考核“痕迹”变为考察“足迹”“实绩”，将考核作为反思、改进、提升工作的手段。
省某厅一位处级干部建议，在基层执行“三项机制”过程中，应通过典型事例强化落实，增加不同类型事例的积累，总结出一些规律性做法，以案例说话、以数据说话，让更多的干部知道哪些行为值得褒奖鼓励、哪些错误能宽容、哪些人能委以重任。
调研：少打招呼 不看“演练”
张星云（化名）是韩城市一个村的村委会主任，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出了名，吸引了一拨又一拨的“调研团”前来考察调研。刚开始，张星云面对前来调研的干部还能笑脸相迎，可渐渐地就厌烦起来，觉得没完没了的接待简直不堪重负。
截至4月8日，短短半个月，张星云已经接待了8拨调研人员。这些人来，不但要给他提前打招呼，而且要求他提前给群众打招呼，让群众做好准备配合他们调研。为了应付这些调研检查，村上的干部放下手头的活，不停地写材料、不停地填表格，弄得干部们焦头烂额。尤其是到了每周四的扶贫日这天，包联单位的干部和领导，几乎倾巢而出，来到村里搞扶贫。这么多人一下子拥来，不要说群众家里，就是村委会的办公室都“盛不下”。
张星云希望上级领导控制调研次数，不要让调研影响到基层的正常工作。少“打招呼”，多看一些没有提前“演练”的地方，多一些不做提前安排的随机性调研，这样才能准确、全面、深入地了解基层情况。
作为一名社区干部，汉中市的邢某表示，脱贫攻坚剩下的都是难中之难、坚中之坚，但这项政治任务，必须保质保量地完成好。可在实际工作中，邢某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不仅仅是因为任务重，还因为平日里要应付各种各样的调研和检查，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特别是到年底，多得让人应接不暇。“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大到政策宣讲，小到老百姓家的矛盾调解，都是我们社区干部的事。”邢某说，他希望提高调研、检查的针对性，让基层干部从疲于应付中解放出来，腾出更多精力走进基层推动工作。
省某厅办公室一位干部表示，过去的确存在调查研究搞形式、走过场，打造“经典调研线路”，搞走秀式调研等情况。由于注重调研形式，调研的内容如企业生产经营的情况、存在的困难、对策建议等往往被忽略掉了。
工作群：别让微信成“秀场” 投票点赞要实在
手机是信息时代不可或缺的工具，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提高了交流的效率。但对一些社区干部来讲，手机反而增加了工作负担。宝鸡市一位社区干部说：“我的手机里有十几个工作群，一次活动一个群，一份文件一个群，一个圈子一个群，一个分管口一个群，甚至还有‘僵尸’群。每个群里都有自己的主管领导和上级，所以即便是‘僵尸’群，领导不退群，别人都不敢退。”
微信群里信息铺天盖地，上传下达毫无方向。同样一个文件，这个群有，那个群也有，有时候重要的通知反而在群里找不到，被淹没在信息的大海里。
“各种工作群，只要领导一发言，底下就点赞一片；领导发个帖子，下一秒就有人点赞。他有时间看这个帖子的内容吗？或者他根本就没看，只是习惯性地点赞，做一个‘手滑党’。”这位社区干部说，“在各种工作群里‘拍照留痕’，晒工作现场和内容，虽然单位没有明文要求这么做，但已经成了职场的‘潜规则’。比如一人晒出他在写材料，旁边放一盒感冒药，领导看到了就给点赞，其他人也纷纷效仿。这就像剧场里第一排的观众站起来看戏，后排的也都站起来看戏一样，‘剧场效应’就是这样形成的。”
“工作群里更要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杨凌示范区某部门张某说，“在我们部门，一开始建立微信群是为了方便工作，促进大家沟通与交流。但目前看来，同一个事情在多个群里重复通知，不仅浪费了资源，更给大家的日常工作带来了不便。有时候，甚至要一直盯着手机，随时回复‘收到’，这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了形式主义。”
韩城市社区干部小王说，他的手机里有一个“某地好人”的投票。他的私信对话框、工作群、朋友圈里到处都是这个活动的拉票信息，甚至还有人把投票链接发到群里，再发一个小红包。“你说这是领还是不领，领了你得给人家投票吧，这不就是买票了吗？”小王很纠结。
作为一名社区负责人，小王平时的工作量大，根本没有时间把30多个好人好事介绍一一看过来。虽然票选的初衷是为了传播好人好事，学习好人精神，但小王周围的人也都是按人情投票，并没有太重视人物事迹。
微信投票有它的优点，省事、辐射范围广、相对受外界影响较小。但微信投票的过度介入，会引起拉票成风，干扰干部群众的正常生活，也有失公正。小王说：“我还是希望今后的评选中，能够真正以事迹和成绩说话，加强对好人精神的宣传，让评选达到真正的目的。”
一位省某厅局级干部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核心是领导干部政绩观问题和工作作风问题。这个问题不花大气力从根本上解决，为基层减负就是一句空话。
据记者了解，针对这些问题，省委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要求省级部门“对病号脉”“开出药方”，紧密结合部门实际，尽快拿出管用有效的举措大力加以解决。
（本报记者 王雄 卢萌 乔佳妮 张丹 王帅 杨光 康传义 王睿 程刚 张权伟 霍海澎 武丹 杨小玲 艾永华 郭诗梦 雷魏添 见习记者 申东昕 陆晟 田锡超 赵杨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