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县城史:城墙围起的风风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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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8-11 06:58

上海县城史:城墙围起的风风雨雨

2019-03-13 17:44

  今人看上海,繁华当以外滩周边为最盛,而这其中,许多是源自租界时期的遗产。自清末国门大开,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在洋人进驻的屈辱底色下,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并最终跻身国际大都会。

这段历史激荡不已,而又光怪陆离,从来都是文学、电影、学术研究的宠儿。然而,上海在“蜕变”之前的历史,却鲜有人关注。那时,她的朴素与普通,与无数的中国县城别无二致,却倒有一些不得不讲的趣事。

城墙围起的沧桑

不同于众多“古都”城市,历史上,上海从未做过都城,甚至连建县都很晚。

1291年,元朝批准以华亭县东北、黄浦江两岸的长人、高昌、北亭、新江、海隅五乡二十六保设立上海县。这是上海建县之始。

不过,尽管在名义上是县城了,上海却一直没有建城墙。一来,上海作为滨海城镇,本就极少受到战争困扰;二来,当地居民大多出海为生,有了城墙,出海反而极不方便。因此,尽管古人将城墙作为“正统”城市的标配,上海仍维持了200多年“无城墙”的状态。

 

宋末至元中叶上海镇市及县市复原图

至明朝初年,朱元璋为抑制流窜海边的农民军活动,实行“海禁”政策,禁止或限制沿海的海上运输,下令沿海百姓必须向内地迁移。此举阻碍了日本商人的生财之道,也促使其与流落至此的农民军从“武装经商”发展为“武装掠夺”。

“倭乱”随航海技术的发展而愈发激烈。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上海则饱受着倭寇最严重的骚扰。仅上半年,上海县遭倭寇三次洗劫,掠夺无数财产。

 

明嘉靖时期的上海县城

为应对侵犯,“松江知府采纳了原光禄寺卿顾从礼的提议,决定立即修筑城墙。是年农历十月,砌墙工程正式开工。整个县城顿时成了工地,上海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顾从礼捐粟4000石,助筑朝阳门(小南门)。太常寺卿陆深的夫人梅氏,不仅捐田500亩、银2000两,还拆毁了自家宅屋若干,助筑宝带门(小东门),故小东门又名"夫人门"。"众人拾柴火焰高",不到两个月时间,上海县城墙就巍然挺立起来了。”

建好的上海城墙,长9里,高二丈四尺,城壕长1620丈、宽6丈、深一丈七尺,辟城门6座,设水门3座。

 

这是后人根据史料记载描绘清代时期的“上海老县城”景观

老城墙所开6门,分别为朝宗门(大东门)、宝带门(小东门)、跨龙门(大南门)、朝阳门(小南门)、仪凤门(老西门)和晏海门(老北门)。

今天上海市区的中华路、人民路,解放前叫“中华路”和“民国路”,在1912年(辛亥革命第二年)以前,那些更为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就是以“城墙”为载体而存在。通过今天的上海地图,我们仍能依稀看见县城的轮廓。

 

从城墙里密集的里弄,和颇具代表性的建筑物,我们仿佛回到一个典型的古中国城市——文庙代表着古人对教育的尊重,豫园的亭台曾环绕着诗词曲赋,城隍庙则香火旺盛。“火腿弄”、“天灯弄”、“巡道街”等街名,仿佛将人带回过去热闹的街市,那里有贩夫走卒、衙门巡捕,有着中国人延续了千百年的市民生活。

 

贸易都市:资本主义的萌芽

城墙,代表了古中国“安定”的城市理想。

城墙筑好后,确实有效的抵御了数次倭寇攻击。1559年,上海境内的倭患基本被肃清。上海于是又回到了安稳的小城生活。但如今看来,一道城墙保障了城内居民免于倭寇袭击,却也将刚刚萌芽的国际贸易拒之门外,可谓“成也城墙,败也城墙”。

直到清康熙年间,上海的封闭状态才真正有所改变。

一是口岸逐渐繁华——靠近上海县城的十六铺,起源于晚清的1860年代。当时,为了防御太平军的进攻,清朝地方官员将县城内外的商号组织起来,形成16个“铺”,负责治安和公共事务。十六铺是面积最大的一个“铺”,包括县城大、小东门外,西至城濠,东至黄浦江,北至小东门大街与法租界接壤,南至万裕码头街及王家码头街。

 

1871年的上海县城图

二是商业组织明显增多。1654年(清同治年间),上海诞生了第一个移民同乡组织——关山东公所(关东+山东商帮)。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颁布“弛海禁”政策,放宽对沿海运输的禁令,海上贸易恢复,沿海各省商帮人士来沪经营手工业、棉纺织业、沙船业等,上海逐渐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各地来沪移民和流动商人为联络同行和同乡情感,建立了一批同乡同业组织,大多都在老县城周边。

 

据不完全统计,从关山东公所建立此后的三百年间,上海曾有会馆(公所)400余个,绝大多数由各地商帮集资所建,上海开埠前,会馆(公所)大多雕龙画栋,立有碑碣,用于供奉祭祀、联络乡情和调节同乡同业矛盾纠纷,带有浓烈的封建地方保护主义色彩。

 

商船会馆,2012年媒体报道其年久失修

以商船会馆为例,它是“清代上海从事南北沿海沙船运输业商人的同业公所,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集资建造,内有双合式大殿,殿前为两层楼戏台,上有八角形藻井,殿前左右两侧各建二层楼的厢房作看戏用;殿后有集会议事的大厅,殿右有二层楼的会务楼”。

地域认同所形成某种难以言明的情感,使得机构内的人员能够自发遵守会规并恪尽职责,而其在遭遇社会结构猛烈变动的清朝中后期,则更为异化和繁荣,“是上海以港兴市历史的重要见证”。

上海老城厢附近的同乡组织,大多既通同乡之谊,又设行业之规,以便灵活应对城市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所带来的压力。而开埠后所建会馆(公所)则融合中西方建筑风格,性质也逐渐转为资本主义行业组织,并参与到上海的城市建设当中,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加强民族工商业发展、抵制外国侵略者起到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陆其国,《上海城墙》,

张姚俊,《上海城墙的故事》,

新民晚报,《沪上最老会馆年久失修成危楼 门楼题字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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