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职的年轻人,为什么只在数字游民社区停留5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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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9-18 14:39

做了近七年HR后,33岁的张钰决定裸辞。离开无休止的汇报与材料,她不知自己将要去往何处,在gap期(间隔期),她走进了安吉的DN余村数字游民社区。

体验一周后,张钰因家庭需要而离开。在数字游民社区里,像张钰这样的匆匆“过客”还有很多。一家面向数字游民的服务机构DN-CN(数字游民中国)出具的《数字游民在安吉·2023调研报告》显示,数字游民在安吉的平均停留时间是58天。许多年轻人离开大城市的工位,裸辞、gap、探索人生,在数字游民社区短暂停留,又各自奔往不同的方向。

进入职场倦怠期的王欣,在大理NCC社区住了1个月后回到英国,不喜欢数字游民“漂浮”的状态,但看到了另一种人生的可能;读书时住过2次数字游民社区的思思,毕业后正式成为数字游民;在上海做广告工作的大力,离开社区后换了工作,留更多时间做自己更关注的社区运营。

“58天”后,有人重返职场,有人决意走上数字游民之路。大理家数字游民社区的主理人文杰说,包容才是数字游民社区真正的生命力。当“旷野与轨道”似乎成为当下年轻人两种相对立的选择,离职潮与离开大城市的口号声下,我们发现“58天”背后所承载的不是被标签化的自由与远方,而是每个个体不同的、真实的人生状态。

【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我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讲述人:王欣,29岁,在大理NCC社区居住一个月

2018年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英国从事医药咨询行业。我是一个喜欢追求自我挑战的人,希望能在工作中不断打怪升级,通过升职加薪来收获成就感。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我会主动去“卷”,和上级申请更多的项目。

但当我的职位达到manager级别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对各种业务流程很熟悉,在工作中能学到的东西不多了,我更多地需要去对手下的人“输出”而非“输入”,奉献感代替了挑战带来的收获感。

同时,我面临着职场中层危机——上有领导,下有“小朋友”,外有客户。下面的人一直问自己意见,上面的人不停催自己进度,外面的客户也需要去对接。基本整个白天我都不能停止“交流”,开会、发邮件、和客户同步信息,但这些都只停留在前期的沟通阶段。

我从事的领域叫做药物经济学,需要帮客户做药效成本分析,最后交付一个模型或文件作为完成的标志,只有晚上我才有时间真正开始做这份要交付的工作。

有段时间项目特别忙,我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想着工作,晚上忙到11、12点,周六周日也要加班。虽然我们的工作模式自由度相对较高,基本都是居家办公,但当工作量大到一定程度,即使在家里也没法好好休息,反而会导致工作和生活分不开。去办公室工作,至少会有“到点下班”的感觉。

我觉得自己丧失了主体性,仿佛每天吃饭、睡觉就是为了更好地上班,甚至没有时间去思考排解压力的方法,只能通过看一些不需要动脑的电影和电视剧,让自己处于放空的状态。压力已经消解了我对工作的热情和意义。

我觉得自己需要一个机会去思考:我要怎样去看待工作,还要不要继续去“卷”?我究竟想要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今年1月底,我在伦敦租的房子到期,有机会回国小住一段时间。一开始我边四处旅游边工作,后来希望能够安定一点,在一个地方停留2周以上。我很早就听说过大理有数字游民基地,3月底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搜到了NCC社区后,就去那里住了一个月。

我在NCC社区里还是远程做着同一份工作,并没有脱离和英国公司的雇佣关系,但工作量和工作模式都发生了变化。当时我的心态已经有了一些转变,希望适当减少工作量,不想继续“卷”了,于是会少承接一些项目。

又因为时差的关系,我的工作效率也有所提高。比如我在国内的下午把邮件发给手下的人,他们就可以在英国的早晨第一时间查看;或者趁着他们睡觉的时间,我已经把自己的工作完成,再也不用熬大夜。

在NCC社区里,我每天中午11点多起床,12点去和大家吃个午饭,然后四处转一转、玩一玩,下午4、5点钟开始工作直到晚上睡觉。这种数字游民的生活状态让我养成了见缝插针的工作方式,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灵活地开始工作,如果晚上有朋友一起约饭、玩飞盘,我就会提前安排在白天尽量多完成一些任务。

在大理NCC社区天台上看到的彩虹。图源:公众号“NCC社区”

除此之外,我体会到了“自由”。

一方面是纯粹的金钱上的自由,我很在乎数字游民所需要的“地理套利”,大理让我可以用相对较低的成本来维持和从前一致的生活体验。在大理,我去吃古城里的“幸福食堂”,十三块钱竟然可以吃到八个菜,让我难以置信;后来回到英国,下飞机去吃了个三明治,就要折合五十几块人民币。

大城市让人很容易被消费主义洗脑,很多你觉得自己需要的东西其实并不是真正需要,一旦离开了这种环境,物质欲望也会降低。

另一方面是体验上的自由。大理给了你“选择”,你可以去吃便宜的幸福食堂,也可以去吃人均四位数的晚餐;你可以喝六块钱一杯的咖啡,也能买到七八十块钱一杯的手冲。有时我起床后会骑着小电驴去一家书店待一下午,那里信号不好,玩不了手机,却让我久违地体验了阅读纸质书的乐趣。

在NCC社区里也有很多有趣的活动,“灵感食堂”是NCC每周四晚上的固定节目,大家围坐在一个房间里,聊一聊自己在过去的一周收获了哪些灵感和体会。我喜欢这种生活。

NCC社区不大,只能入住三十几个人,流动性很强,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非常紧密。这里有传统的数字游民,有来做社会调研的学生,也有gap的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翻译、life coach、web3、塔罗……我记得每一个人的职业和名字。

这次回国,我去很多城市见了很多朋友,发现大家都在聊买房、结婚、生子,但这些话题在NCC社区里基本不会被提起。

我想,或许是因为有相同价值观的一群人聚在了一起,大家本来不认为买房、结婚、生子是人生很重要的事情,聚在一起后自然也不会谈论。有人去过巴厘岛、越南,会分享自己曾经的生活经历,有人聊女权主义,聊我们心中理想的社区,也可以单纯地聊聊咖啡、聊聊酒。这里的人似乎处于逃离主流叙事的状态中。

在英国我的社交圈比较小,没有什么机会认识新的朋友,有时候参加一些活动,发现大家都是互相加个微信就走了,之后也不会再联络。数字游民社区提供了一个让大家真正了解彼此的场域,让人与人之间有了更多亲密互动的可能性。

我还记得在NCC社区里,一位朋友第二天就要离开,但她的房间已经到期,没有床位了,于是她住进我的房间,我们躺在一张床上聊天。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并不算长,但生活中不是经常会有这样亲密的时刻。

离开社区后,我能感受到我和她其实拥有不同的生活,唯一能做的也只是经常问问她最近在做什么。但我相信如果有一天再次见面,我们仍知道彼此是朋友,不会“相忘于江湖”。

不过,我不会为了做数字游民而去做数字游民,因为我并不喜欢经常更换居住地的生活状态。我希望能与当地人建立真实的连接和互动,不要一直漂浮。太短暂的“游动”就像旅行,总是从一个打卡地到另一个打卡地,在酒店不停地开箱子、关箱子。

对职场的倦怠、对工作意义的找寻让我来到了数字游民社区,而在这里,我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回到英国后,我仍在思考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职业内容与生活方式,虽然不再追求升职加薪,但对自我挑战的渴求并没有从我心中消失,或许未来我还会试着“游动”起来,去东南亚、去自己创业。

我还走在探索自我的道路上。

“意识到我的人生不是只有工作”

讲述人:张钰,34岁,在安吉DN余村居住一周

裸辞、gap之前,我是一家新能源企业的HR,996是常态,每天在单位加班到很晚,有时回家还要加班,星期天也要在家里写一整天的报告。

当时公司正处于发展期,内部秩序混乱,同样的一项工作,我要用不同的格式写好几份材料去多头汇报、交叉汇报,不同领导要求不同,周报日报要求不同。这些重复的无意义工作不产生什么实际的价值,也没法去解决问题。我觉得非常内耗,好像自己只是一个工具人。

我觉得职场上的人际关系很复杂,公司里总会形成一些利益圈子,如果自己不站队,会被慢慢边缘化。一不小心得罪了某个人,就是得罪了一个利益体,相同的工作表现会得到不同评价,这个领导看自己顺眼就夸自己做得好,那个领导看自己不顺眼就觉得自己不行。

长期处于这种工作状态下,我觉得情绪低落、没有精神,眼睛里没有光,甚至还会把不良情绪带回家庭。当时我的孩子已经五六岁了,但我没有时间陪伴他。所以2023年年初,在工作了六七年后,我决定裸辞。

刚辞职时,我对未来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打算,之前一直没时间去接触额外的信息,裸辞后我希望寻找新的方向和可能,就去了解了很多不同的职业方式,看到了数字游民。正好碰上RW实验室在招募有HR背景的共建者,于是在4月份的时候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加入了他们。

RW实验室是一个线上数字游民共创型社区,为数字游民提供信息整合和支撑服务,与很多线下数字游民社区有引流和推广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安徽、成都、海南、大理的社区一起做共居活动,并且通过内测机会,拿到了DN余村的优惠入住名额,在那里短暂地住了一周。

2023年6月,住进DN余村之后,我每天的日常工作就是RW实验室的线上治理,负责组织机制的建立,同时参与一个新手营项目。其实这不能算是一份“工作”,因为没有薪水、没有雇佣关系,RW实验室还不是一个营利性组织,我们核心共建者大约二十几个人,都是在为爱发电。

但我喜欢这种状态,大家开放地讨论,友好地交流沟通,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是平等的,没有科层制的上下级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是因热爱而来、因热爱而投入,一群有理想的人聚在一起,去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这份线上工作能给我一份维持日常生活的薪水,我就不会再去找其他工作了。

在社区里我见到的人们,和“新能源企业HR”这个身份所能接触到的人群截然不同。在公司里人人都被deadline逼着走,一点点事项都要准备各种材料、组织多轮会议去沟通,你可以看到大多数人的精神状态都不太有活力。

但在数字游民社区里,很多人从事着以“交付成果”为主的工作,重新获得了对时间的掌控感。看着他们,我觉得自己之前996的工作好像没有意义感。接触、认识这些不同的人,给了我不一样的视角去看待工作和生活。

还有就是,在职场上如果你的沟通对象特别不友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负能量,你又无法绕开。但在数字游民社区,社交的主动权又重新回到了自己手里,你可以自主去选择志同道合的人,进行“能量的叠加”。

那一个星期,我每天早上起床吃个早饭,上午工作两个小时,下午大多数时间都在休息,有时也会听听讲座,晚上会去景区走走,或者在社区的草地上看大家玩飞盘,做一个旁观者。

张钰在DN余村的乡村图书馆。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图书馆内景。

我一共gap了五个月,在DN余村更像是一个大gap中的小gap,让我在职场忙碌的间隙里短暂地喘了一口气,找到了自在随性的状态,去探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裸辞后的焦虑多少也会有一点,但人的一生那么长,总得有一段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时间。

因为家庭需要,我只在DN余村住了一周。离开后我期望可以有其他远程办公的机会,不过目前国内能提供这种支持的企业还比较少。其实再次求职时,我入围了一个线上猎头工作的面试,但因为自己处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里,还有孩子要养育,继续面试下去会消耗很多时间,也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最终接下了另一份HR工作的offer。

幸运的是,新公司的规模比较小,人力方面的汇报线相对简单,工作量和时间安排与之前相比都更加灵活。人在真正求职的时候,其实是没法考虑太多的。我可能是一个比较随缘的人,缘分到了就会接受,重要的是只要保证自己的状态是可控的,其他事情就不会变得那么不可控。

回归职场后,我仍然保留着RW实验室的线上治理兼职,每天占据我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意识到了“我的人生不是只有工作”。从前我睁眼闭眼都是工作,但在数字游民社区的一周让我重新去审视:我究竟想要什么?太远的未来我暂时无法看清,但可以清醒地抓住当下。

加入RW实验室后,我做的事情能对其他社区、其他人有一些帮助,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不是一个只对老板负责的人。

像是“开启第二个童年”

讲述人:思思,25岁,在安吉DNA居住两周,大理RW居住两个月

我一共入住过两次数字游民社区。

第一次是2023年4月,在安吉DNA住了大概两周。当时我在上海读研,硕士毕业论文进展很不顺利,虽然已经通过了开题答辩,但导师说我的选题太大,要不断缩小、聚焦,题目一换再换,被毙了很多次,从2022年的9月份一直到2023年4月份都没能确定下来,这个过程中我心态一直非常不好。

而且2022年我完整参与了上海的疫情,经常被封控在学校里足不出户,所以疫情结束后,我特别渴望阳光,想去大理。不过考虑到导师的严格,我最终选择瞒着他偷偷跑去了浙江安吉的DNA数字游民社区,当时想着安吉离上海比较近,万一导师找我,我也能立刻回来。

另外,2023年9月份我就要面临秋招,而我从春天开始就在焦虑找不到工作,我一直都很想做自由职业,渴望工作时间、地点上的自由,而且自己又是一个比较在乎意义感的人,想把时间和精力都给予我在乎的事情,不消耗在职场的内耗上。

疫情结束后,同学们纷纷抓紧去实习,可我不知道自己要去找什么单位,心里还是想做自由职业,索性破罐子破摔,直接去数字游民社区体验了“一步到位”的生活。

我一直在做中文系线上考研辅导的兼职,加上学校的补贴,收入已经可以负担我的日常开销,只不过那时我还没有想到,这份兼职可以成为我之后的主业。

在DNA社区里,学生蛮多的,来了很多迷茫的年轻人,有人裸辞、有人休学,有人gap。我习惯早睡早起,早上7点起床时大部分人都在睡觉,社区里很安静,我一个人打开电脑工作。中午会短暂午休,但一般睡不着。下午我会带着电脑走出门,有时工作,有时随缘和大家聊聊天,晚上一起下厨做饭吃。

思思拍的DNA社区。

幸运的是在安吉的两周都是晴天,让我可以经常拿着瑜伽垫躺在草坪上晒太阳。

如果有需要集中注意力的工作,我就会找一个单独的安静房间,不被其他人说话或看剧的声音打扰,工作完后,再重新回到大家中间去。晚上12点前我就睡了,一般不参加太晚的活动。但社区里的其他人,尤其是做艺术、设计领域的,会熬夜到凌晨3、4点,这个时候社区还是挺热闹的,甚至会有人突发奇想去看日出,找几个人结伴就随性地出发了。

第二次去数字游民社区是去年11月初,我在大理RW住了2个月。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我和导师提出过延毕或休学的想法,但导师不同意,我只能硬着头皮写下去。论文预答辩结束后,我终于有了时间,去大理“把时间还给自己”。

数字游民社区的流动性很强,在RW我一开始是个小白,后来住着住着,竟然成了“老人”,把自己熟悉的那批人都熬走了。那段时间我简直是“三天一小哭,五天一大哭”,每天都在经历离别。

在社区里我认识了一个裸辞的“饭搭子”姐姐,我们经常一起做饭吃。在她回广东前一周,我就开始不停问她,你什么时候走?因为我很怕错过和她告别的时刻。那一周我虽然看上去很淡定,但情绪一直紧张。

到了她真的离开那一天,得知她下午要走,我去厨房找出冰箱里剩下的一些菜,做了米饭和平菇汤。我记得那个厨房很大,我们就这样相对坐着吃完了那最后一顿饭。这一切都很平静,直到我送她上车,车门还没完全关上的时候,我就忍不住转过头嚎啕大哭。

后来我想,我真正需要的其实并不是“很多朋友”,而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深入的连接。我嚎啕大哭当然有一部分是因为我马上就要失去她,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她真的很像我的亲姐姐,从小我一直觉得姐姐更喜欢妹妹而不是我,这一点像是来自原生家庭的创伤,即使后来我明白姐姐是很爱我的。在社区里的连接唤起了我记忆的一部分,我的眼泪也是为自己而流的。

对我来说,在数字游民社区短暂居住的时光,像是“开启了第二个童年”。

我家里经济条件一般,童年感受到的物质比较匮乏,父母虽然理解尊重我,但可能没有办法给予太多支撑,所以我从小就学会努力、要强,去“卷”学习成绩,没有很纯粹地去发展过兴趣爱好。比如我喜欢拍照,但让父母给我买个照相机,在小时候的我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我也不会提这种要求。

所以在数字游民社区的生活,(仿佛)我在长大后重新“过得像个小孩子”,体验了那种单纯率性、自由自在的状态,这弥补了我曾经缺失的那部分,活出了我没有活过的那个部分。

我记得,在大理,那是正月十六或者十七的晚上,我突然想去看洱海月。一开始只有我一个人说“最近洱海月圆了,很漂亮”,后来传着传着,不停地有人加入进来,最后整个社区的人(十几个)都一起出发了,说走就走,成了一个车队。我们骑着电动车,一路上放着张杰的《看月亮爬上来》。那是如此浪漫的回忆。

思思拍的DNA社区。

体验过数字游民的生活之后,我发现自己很擅长、也很习惯在社区的状态。不过我可能并不接受“不断游动”,还是渴望在一个地方相对稳定地待2-3个月,找到一个有归属感的小圈子,建立更深的连接。

今年我毕业了,(在选择工作这件事上),我希望能从工作中获得意义感和价值感,我想和人形成深度的交互与连接,以及发挥我的长处。

我并不完全排斥996,找过很多广告和互联网的工作,今年春招,我认真地投过两三百份简历,但今年人员配置计划缩减,连人力的岗位都很“卷”,我之前有过一段大厂人力的实习,都无法让我拿到一个心仪的offer。

之前我在上海的高中实习过一段时间,发现虽然教高中语文和考研辅导看似都是文学相关,但无论授课内容、授课目标还有和学生的交互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学校里教书,首要的就是要完成学校交给你的任务,为了“出成绩”,还要应付一些思政工作,让老师很疲累。

我做考研辅导,自由发挥的空间比较大,考研的题目可能不需要一个标准答案,而是更注重文学素养的展示。我也会经常给学生做拓展,和学生聊文学、聊我们真正感兴趣的话题。

在数字游民社区,我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工作和自我本身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启发。今年四月份,我笃定了自己要成为数字游民。

“‘游’是去远方,‘民’是回归到个人价值的实现”

讲述人:大力,27岁,在大理醒院居住2个月

我在广告行业工作,2022年4月,我刚好换了份工作,要从杭州来上海,但上海封控,公司允许居家办公,我被迫做了2个月的数字游民。

当时我在大理线上入职,所有工作都挪到了线上,作息就是按照上班时间,早十晚七。

那时候大理有共识社区、共居空间。我早上10点会下楼去院子里的工位办公,制定每天的计划、发邮件、处理一些比较急的事情。我住的共识社区一楼有一排工位,正对着我们的小院,大家白天会一起在这里办公,有做web3、导演、留学咨询的。下午我会找个咖啡馆作为工位。

大力在醒院的工位。

18、19点结束工作的时候天还是亮的,我一般就直接去洱海边玩飞盘,骑车过去只需要10分钟,或者和其他朋友一起玩,大理有很多社群(很多玩的方式)。

有天一个酒吧要歇业了,办了个派对,有很多音乐人,离我工作的咖啡馆非常近,我下班就直接过去,那天这个派对从下午一直(开)到凌晨三四点,各式各样的人都在一起玩。我发了朋友圈:夜生活,从下班10分钟后开始。

大力下班后参加派对活动,发了朋友圈:夜生活,从下班10分钟后开始。

数字游民脱离了原本的社会关系,抛弃了原来城市里的连接,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个最直面的问题就是孤独感,因为是悬浮在整个社会关系之外的,去和当地建立真实的连接需要时间。数字游民社区就是为了解决数字游民的孤独感和社会融入的问题,让数字游民能够快速融入一个新的地方。

在社区,你可以很快和别人熟络起来。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比如说NCC流动性非常大,大部分(游民)只停留一到两个月左右。我们看似非常熟悉,但又不会长久地成为非常亲密的朋友。

大理相当于一个小镇,没有大城市的通勤成本。在大理有明显的感觉,一天能多两三个小时出来,且可以用很低的成本,迅速地亲近自然。在大城市下班回家换个衣服化个妆再去别的地方玩,至少要半个小时,但在数字游民聚居区,这些行动成本和通勤成本都非常低,生活质量会提高很多。

后来到上海工作后,我觉得我的工作,比如给品牌方的投放做咨询、制定策略,做社交媒体传播,是完全可以远程来做的。

这几年我每年都会用年假去大理。今年3月份觉得自己实在是不想上班,就离职了,在大理待了2周,正好在上海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岗位,当时想自己的积蓄还不够,于是又回去上班。不过做了3个月之后,我觉得还是算了,工资再高我也不要,我还是想做数字游民。

这背后有两点考量,第一是个人精力的投入和分配,手上这份工作没有让我获得我想要的价值感。

我手上的广告业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份谋生手段和工具。我从事之前学过新闻传播学,我所感兴趣的那部分理论批判最严重的领域是广告,但我为了谋生,在做我曾经批判的东西。

我自己的研究和实践集中于社群和社区,希望通过社区来营造公共空间。这和我早年的经历有关,差不多十年前参加过一场公益组织的活动,去贵州,帮助修路、修学校、修操场,那时感受到社区的力量可以影响更多的人,这些人的力量接续起来能对社会、对世界产生真实改变。后来我也在706社区帮忙做运营。

我的广告业工作会占用我时间的80%,它能提供给我的价值感获得大概只有20%,我觉得这是不平衡的,想调整到我可以用20%的精力去获得20%的收入,降低欲望,腾出时间去做其他我想要做的事情。

第二点是,进入数字游民的圈子,和这些朋友接触后,发现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等着自己去做,有很多机会,自己的世界在变大。如果把自己锁在一件完全不喜欢的事情上,会觉得把人生最宝贵、最精华的5-10年浪费在一个为了谋生的事情上,机会成本太高了,不想继续下去。

当时条件还不合适、心理建设没有做好(长期去做数字游民),我现在很自然地走上了数字游民的道路,或者说,“只工作不上班”的生活状态。我辞了广告的工作,基本收入来源于一份web3社群运营工作,完全线上办公。

这个社群运营占我20%-30%的精力,我的其他精力可以去做一个趣缘共识社区,是和朋友一起发起的。我希望自己能长期地游牧下去,不要再回到工位上。

“游”和“民”都很重要,“游”代表着会去远方,流动起来,看到更大的世界,在社区你可以接触到你曾经无法接触的人,打开你的世界。“民”也很重要,不是数字劳工或游牧劳工,而是数字游民,因为工作是为了生活,最终要回归到个人价值的实现。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