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吸引外资，中国还能成为热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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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份，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提出“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贡献”。这份《意见》成为近期我国对于吸引外资的顶层设计。
《意见》从24个方面展示了我国吸引外资的努力，包括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持续加强外商投资保护、提高投资运营便利化水平、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完善外商投资促进方式。总而言之，就是要从多个层次提升外资在中国投资的便利化程度，提升外资对于在中国投资的信心。
《意见》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有关单位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做好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工作，全力实现利用外资促稳提质目标。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出台配套举措，增强政策协同效应。商务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加强指导协调，做好政策宣介，及时落实政策措施，为外国投资者营造更加优化的投资环境，有效提振外商投资信心”。
吸引外资的24条意见发布之后，我国很多吸引外资的政策也开始陆续落地。2023年10月份，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宣布将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逐步降低外资在制造业的准入门槛，不过始终没有真正完全取消，尤其是出版物和中药等领域还有明显限制，只在部分自贸区实验性地实施了负面清单清零。
这一次宣布全国范围内全部取消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门槛，最直接的意义在于，对于少数还存在外资限制的行业，今后将全部打开大门。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象征意义，通过全部取消对外资的限制，对外界展示出中国继续扩大开放的勇气和决心。
不只如此。2023年11月，中国外交部发布声明，“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6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2023年12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期间，上述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和过境不超过15天，可免签入境”。
众所周知，中国对于出入境管理一直实行相对严格的政策，这一次突然对6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可以算是近年来我国出入境政策最大的松动。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最直接的效应是吸引相关国家的人员来华旅游消费，刺激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更主要的目的还在于为来华经商的投资者提供往来便利，让吸引外资的24条政策逐一落地。
国务院发布的吸引外资24条意见，其中就提到“持续优化入出境政策措施，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外籍高管、技术人员本人及家属提供入出境、停居留便利。指导我驻重点引资国家或地区使领馆继续为跨国公司高管申请签证提供便利，通过驻外经商机构及时宣介我入境政策。为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聘雇并推荐的外籍高级管理、技术人才申请永久居留提供便利。提高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在公共交通、金融服务、医疗保障、互联网支付等场景应用便利度”。
这一次我国主动对6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不仅方便相关国家的人士来华投资旅游，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展示了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姿态，提升外资对来华投资的信心。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自2023年12月1日中国对6国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以来，截至12月31日，上述6国来华人员共计21.4万人次，较11月份环比上升28.5%。从入境事由来看，持普通护照免签入境人员中来华观光休闲和从事商务活动人员共计9.1万人次，占比77.3%。
在对6国单方面免签之后，进入2024年，我国对于外籍人员来华的便利政策继续升级。2024年1月11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施行便利外籍人员来华5项措施，进一步打通外籍人员来华经商、学习、旅游的相关堵点，更好服务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促进高质量发展。
这5项新举措主要包括：放宽来华外籍人员申办口岸签证条件；外籍人员在北京首都机场等枢纽空港口岸24小时直接过境免办查验手续；在华外籍人员可就近办理签证延期换发补发；在华外籍人员需多次出入境可申办再入境签证；简化在华外籍人员签证证件申办材料等。
从具体细节来看，“对急需来华从事商贸合作、访问交流、投资创业、探望亲属及处理私人事务等非外交、公务活动的外籍人员，来不及在境外办妥签证的，可凭邀请函件等相关证明材料向口岸签证机关申办口岸签证入境”。
“外籍人员在北京首都、北京大兴、上海浦东、杭州萧山、厦门高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成都天府、西安咸阳9个国际机场，推行24小时直接过境旅客免办边检手续。对于持24小时内国际联程机票，经上述任一机场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的出入境旅客，可以免办边检手续，直接免签过境。”
从这些具体细节来看，我国目前对于外籍人员来华的便利和宽松程度基本可算是史上最高，也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我国吸引外籍人士来华投资、旅游等的诚心。
方便外籍人士来华只是我国重新吸引外资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外资进入中国之后，还需要更稳定的投资环境。如何改善和提升外资在华的投资环境，成为吸引外资更重要的工作。
2023年11月份，商务部对内外资不合理差别待遇进行专项清理工作，目的是“为外资企业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稳定外商在华长期投资的预期和信心，更加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商务部此次专项清理的主要对象是“各地区人民政府、各部门出台的现行有效的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其他政策措施”等。
商务部还有针对性地列出了六大重点清理范围，比如，第一，在内外资平等准入领域设置或采取针对外资的限制性措施，对外资企业经营活动造成障碍或形成负担。例如，某行业外资企业申请行政许可比内资企业申请时间更长、所需材料更多、要求更严。
第二，通过限定“品牌”或以“外资品牌”为由排斥或歧视外资企业及其产品或服务，以及对外资企业及其产品或服务享受政策设置额外条件。例如，某地出台新能源汽车消费促进政策，规定对消费者购买并使用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给予补贴。
商务部列出的六大重点清理领域，其实从侧面体现了当前外资在境内投资所遭遇的主要瓶颈。商务部主动对这些现象进行清理整顿，也反映出有关部门对于“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重视。
不只是商务部，国家发改委也在近期对吸引外资做出公开表态。
2023年11月16日，发改委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吸引和利用外资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我们欢迎各国投资者来华投资兴业，也将一如既往为外资企业在华生产经营，提供良好投资环境和必要便利条件”。发改委还表示未来将重点做好五方面工作：一是推出更大力度引资政策；二是继续放宽外资准入限制；三是优化公平竞争营商环境；四是加强重大外资项目保障；五是做好外商投资促进服务。
发改委表示，“将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加快推动出台更大力度吸引外资的综合性政策措施，提高外商投资自由化水平，畅通创新要素流动，促进内外资企业务实合作”；“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进一步推进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将持续推动修订或废止与外商投资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要求不一致的法规政策文件，在政府采购、土地供应、税费减免、资质许可、标准制定、项目申报、人力资源政策等方面，充分保障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待遇”。
发改委还表示，要“健全外资企业直接联系机制，与外资企业、商会开展常态化沟通交流，及时回应企业关切，协调解决合理诉求”。随着外资对当前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再度凸显，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还会有更多吸引外资的政策和举措陆续出台。
2023年7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拉开了扶持民营经济的大幕。紧随其后，同年8月份，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外商投资也将迎来一轮政策扶持的高潮。
在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压力面前，仅靠国有经济显然独木难支，唯有民营经济和外商投资一起发力，才能和国有经济一起，共同推动中国经济恢复增长。
作为长期以来吸引全球资本的热土，中国经济近年来开始面临明显的外资萎缩压力。以官方统计数据来看，也从多个角度印证了当前外资撤离的迹象。
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2023年三季度，中国国际收支口径的直接投资负债方，也就是外来直接投资出现了118亿美元的净流出。如果按照商务部的最新数据，2023年前11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FDI）金额10403.3亿元，同比下降10.0%。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前10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其中外资投资增速同比增长0.9%，还勉强保持了正增长。不过进入11月之后就开始负增长。2023年前11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同比增长2.9%，其中外商投资规模同比负增长0.3%。从各种不同口径的统计来看，外资在中国都出现了萎缩的迹象。
外资转移的现象当然并非始于2023年，只不过是因为2023年的负增长而显得格外引人关注。如果从更长期来看，外资转移的迹象早在几年前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
2000年之前，中国外商投资规模以年均20%多的速度高速增长，中国市场吸引了大量外资跑步入场；2000年至2010年，外商投资规模的增速开始放缓到10%左右，考虑到规模效应，这样的增速也依然算得上高增长。最近十几年，外商投资规模的增速开始继续放缓到个位数，年均增速不到5%。直到2023年，外商投资开始负增长。外资撤离的现象开始明显浮出水面，引发大范围的关注。
最近几年，中国的外资转移现象，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疫情之前，当时全球产业链开始从中国向东南亚和非洲等地转移；第二个阶段发生在疫情之后，这一轮外资转移，更多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相关。
如果从第一阶段来看，这一轮外资撤离，主要原因在于全球产业的自然转移，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正常现象。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初期主要以廉价而充沛的劳动力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大量境外资本进入中国，充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极大提高了这些国家跨国公司的利润。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大量外资进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腾飞。中国经济融入全球，是一个双赢的故事。
不过，随着中国经济规模越来越大，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比较优势开始发生变化，对于外资的吸引力开始有所下降，曾经蜂拥而入的外资，开始出现了转移的迹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全球最富吸引力的投资热土，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外资提供了丰厚的回报；二是中国充沛且廉价的劳动力，极大降低了外资的生产成本；三是中国为外资在税收等方面提供了一系列优惠待遇。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并且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曾经吸引外资的三大因素都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使得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
首先是中国经济增速显著放缓，从过去的两位数增长逐渐下降到个位数，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甚至中速。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于外资而言，就意味着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下降。
除了宏观层面的因素之外，外资撤离的最主要因素还在于中国的生产成本提升，这使得外资的盈利空间相比过去被大幅压缩。
首先是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快速提升，使得中国制造的成本比以前明显上涨。由于中国人口红利逐渐下降，充沛廉价的劳动力人口变得日渐稀缺，这使得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除此之外，持续上涨的房地产价格，也在很大程度上抬高了土地和房租成本。
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曾经在2015年发布过一份名为《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的报告，报告指出中美制造业之间的成本差距已经非常接近，如果将美国制造业成本指数视为100的话，中国的制造业成本指数为96。也就是说，如果一件商品在美国制造需要100美元，在中国需要96美元。
如果说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和美国都已经非常接近，那么，与东南亚和非洲等地相比，就更加可想而知，所以，过去几年，部分外资开始基于成本因素而转移到中国之外更便宜的国家。
除了生产成本之外，税收成本也开始成为外资考量的因素。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为了吸引外资，给予外资在税收等方面巨大的优惠，外资企业在很多方面享有超国民待遇，不过，随着中国经济逐渐崛起，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也逐渐取消，很多税率逐渐和内资企业统一。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10年底，我国正式统一内外资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内外资企业的税制就此实现了全面统一，外资在中国享受的税制优惠等超国民待遇基本上终结。
对于外资企业而言，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生产成本提高，加上优惠待遇越来越少，所以，外资在中国的投资规模增速开始逐年放缓。某种程度上看，这其实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全球产业转移史。由于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从全球范围来看，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引着全球资本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进行产业转移。反过来看，也正是由于有了持续不断的产业转移，才推动了世界经济整体前行。
如果以“二战”作为一个节点，“二战”以来，已经发生过三次比较清晰的全球产业转移：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转移，日本和德国经济开始起飞；第二次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和日本的传统低端制造业向亚洲转移，“亚洲四小龙”迎来腾飞的机遇；第三次是上世纪90年代，欧洲及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向中国转移，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
随着中国经济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比较优势开始发生变化，全球迎来第四次产业转移浪潮。这正是过去几年中国所经历的外资转移。
如果说这一轮外资转移是中国经济规模壮大之后的必然结果，那么，疫情之后发生的外资转移，某种程度上带有更大的人为因素。
2020年疫情暴发之后，出现了一股全球化退潮的趋势。由于疫情导致很多产业的供应链中断，很多国家开始反思产业链过度集中于某些国家所带来的风险，尤其是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重心，在初期疫情暴发后，让很多国家面临供应链中断的风险。由于全球制造业对于中国产业链的高度依赖，很多国家的产业都受到了明显冲击，随着疫情持续升级，很多发达国家开始发现本国口罩、防护服和呼吸机等产品的生产能力严重不足。
所以，在疫情暴发后，部分国家开始尽量不让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产业链。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外资开始从中国转移，分流到东南亚和非洲等地，部分关键产业链甚至向本国回流。尽管从经济角度来看，这种产业链转移并不具备比较优势，外资撤离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但是这一轮撤离对很多外资而言属于战略性转移，所以，成本和经济因素并不是外资首要考量的因素。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府，甚至鼓励本国企业将产业链搬回本土，产生的相关费用可以由政府资助。
除了疫情导致部分国家重新反思产业链过度集中的风险，开始向中国之外分散布局产业链，更大的冲击还在于，最近几年，中美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脱钩迹象，这对中国的外资转移带来了更深远的影响。
最近几年，美国推出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战略，将本国的订单优先提供给盟国，以此让全球产业链向美国的盟国转移，进而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理论上而言，美国的友岸外包战略，有可能加速中国的外资向外转移的速度。
2023年上半年，美国对华投资总额为25.9亿美元，同比下降31.1％。但是同期美国对印度的投资同比增长6.6%，大部分集中在高科技产品领域。比如苹果计划将在印度的投资从目前的70亿美元扩大到2026年的3000亿美元。
在疫情暴发之前，中国出现的外资转移，本质上是国际产业链的正常转移，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等下降之后，国际资本的自然流动，这种转移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力还比较有限，因为中国虽然逐渐丧失了劳动力成本优势，但劳动力数量和素质仍具优势，产业链集群优势也很明显，更重要的是中国具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很多跨国企业并不愿意仅仅为了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而远离自己最大的销售终端市场。
某种程度上，这种基于不同发展阶段带来的产业转移，对中国经济其实并非完全是坏事，首先，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倒逼中国经济从低端产业链向高端转型。
不过，疫情暴发之后，基于地缘政治因素暴发的产业链脱钩，对于中国经济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冲击。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巨大成就，除了主要靠自身的努力之外，也有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融入世界所获得，如果因为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因素被隔绝，即使只是部分程度的隔绝，对于中国经济也将带来巨大冲击。
对于当前外资撤离中国的言论，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朱冰回应表示，外资有进有出、有增有减是符合市场规律的现象。朱冰还对当前外资在华的调整做出了分析，他认为，一些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调整生产布局，缩减在华投资规模或业务，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梯度转移。随着国内劳动力、土地成本上升，一些成本敏感型、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根据发展战略和各国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调整布局、转移产能。二是因竞争优势弱化退出。近年来我国本土企业技术水平和产能提升，外资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外资企业竞争优势弱化，选择逐步退出中国市场。
三是投资转型升级。不少外资企业顺应国内产业升级的趋势，积极调整在华投资布局。比如有的企业陆续关闭或者转移了手机、电脑、家电的生产线，但在华增加了新型显示、新能源电池等高技术产品生产线，扩大了研发中心的投入。
四是分散投资。地缘政治因素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显著上升，一些国家推动产业和资金回流，出台涉华投资限制措施，干扰了正常的跨国投资决策。部分跨国公司将部分新增投资分散至其他国家。”
朱冰的回应，可以算是当前官方对于外资波动的直接回应。
如果仅从企业数量来看，中国的外资企业总数在中国占比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来中国投资的外资大多数都是全球企业的精华，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远远超过了数量比例。
中国的外资企业数量大概有60多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比重只有2%左右，但是，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在数量，而在质量。在华外资虽然数量占比不高，但是贡献度极大，按照商务部在两年前发布的数据，“外资企业以占市场主体2%的比重，带动了约4000万人的就业，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口的1/10，贡献了我国1/6的税收，2/5的进出口”。这几组数据，大致刻画出了外资对中国经济的直接贡献。在外资比重集中的沿海发达地区，外资的贡献度还要更高，比如上海的外资贡献了大约两成的GDP、三成的税收、五成的工业总产值以及六成的外贸进出口。
从全国层面的就业来看，现在外资企业的城镇就业人数大概为4500万人，我国城镇就业人数大概为4.5亿人，外资企业解决了10%的就业人口。当前我国正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尤其是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0%多，曾经的就业大户比如互联网、房地产等，很多都在大规模裁员，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外资企业能够保持稳定，将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反之，如果外企大规模撤离，将为我国的就业增加更大压力。
外资企业对我国就业的贡献不仅在于提供了10%的就业机会，同时，外企的收入水平普遍相对较高，在外资企业就业的4500多万人，收入水平普遍高于平均水平，换而言之，在外资企业就业的员工，消费水平也就普遍较高，在我国亟须提升消费的背景下，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外资员工，是我国提振消费的主力军。但是，如果外资企业大规模撤离，不仅意味着就业机会消失，同时，还意味着高收入人群的萎缩，这对我国提振消费也将会带来冲击。
从税收水平来看，由于在中国投资的大多为大型跨国公司，所以营业收入也大都较高，由此带来的税收也是比较可观。以2022年的税收数据来看，2022年全国税收166614亿元，外商投资企业缴纳税收总额为29263.6亿元（不含关税、船舶吨税），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7.6%。可以说，外资企业已经是我国税收的重要来源。
外资企业还是我国进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以2022年的数据来看，我国当年进出口商品总值为6.28万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为2.08万亿元，占比33%。如果具体分进口和出口来看，外资企业的进口占比35%，出口占比32%。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的出口一直表现强劲，在很大程度上对冲了投资和消费的疲软，但是从2023年5月份以来，一直高速增长的出口突然开始下滑。外资企业在我国的进出口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占比超过三成，很多进出口都是通过外资企业来实现的。如果外资企业大规模撤离，我国的进出口也会大幅萎缩，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进出口是非常重要的“三驾马车”之一。
所以，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如果出现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都会受到冲击，不仅如此，就业和税收也会明显萎缩。
而这些还只是最表层的影响，外资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GDP、就业和税收这些看得见的地方，还有很多隐藏在背后的意义，比如对于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入大量外资，不只是引入了资本，外资进入中国之后还产生了明显的技术外溢效应，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水平以及营销水平等。
改革开放之初，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对中国经济腾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历史性贡献，并没有太大的争议。随着中国经济快速成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再需要外资，或者说，至少不再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需要外资。
事实上恰恰相反，当前的中国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外资。首先，中国经济度过了初级发展阶段之后，现在需要进一步转型升级，才可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而中国经济向高端转型，仅靠自身是很难完成的，尤其需要和高水平的外资合作，才可能实现进一步跨越。外资带来的高水平技术、管理水平等，依然是当前中国企业的短板，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最稀缺的资源之一。
另外，因为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因素，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脱钩压力，而通过吸引高水平的外资，尤其是那些著名的跨国公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打破地缘政治层面的封锁。中国和国际跨国公司的联系越紧密，就越能缓解来自地缘政治层面的冲击，反之，如果大量国际巨头撤离中国，中国和这些跨国公司的联系纽带变得越来越疏远，那么，来自地缘政治层面的封锁就会越来越容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融入世界，起初主要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庞大的市场空间，但是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中国最大的优势已经不在于劳动力成本优势，更多是产业链集群的优势。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打造了种类齐全的制造业，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拥有40多个工业大类、200多个工业中类和600多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中国在制造业上的产业集群优势，一方面得益于中国自身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得益于全球制造业产能的转移。更重要的是，尤其是大量国际跨国公司在中国建厂，以中国作为制造业中心，由此催生出了很多发达产业链。
比如苹果，由于长期在中国制造生产，苹果的全球供应链高度集中于中国，以及中国周边的韩日等东亚国家。在苹果的全球供应体系中，有超过70%的产品来自中日韩为主的东亚供应商。在这样的供应链布局之下，中国和苹果变得彼此依赖，对于苹果而言，只有将大量生产组装环节放在中国，才最符合自身利益。
前几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多次要求苹果公司将生产线搬回美国本土，结果，苹果公司反而在2019年宣布，将Mac Pro的生产线搬到中国，这是苹果所有硬件产品中唯一保留在美国本土生产组装的产品。苹果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原因是无法在美国以及周边地区找到成熟的供应链，苹果公司当年一再推迟发售Mac Pro，原因居然是找不到足够的螺丝，导致产品迟迟不能顺利完工。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苹果产业供应链，足以保证苹果的生产需求。
正是由于中国和美国为首的跨国公司之间形成非常紧密的产业链合作关系，所以，当年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以及要求美国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美国企业的反对和抵制。
不过，当年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虽然没能让美国企业和中国脱钩，但是疫情之后，部分美国企业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态度，比如苹果，当年对特朗普要求搬离中国的要求公然抵制，但是疫情之后，苹果开始计划将大量产能转移到印度等市场。如果越来越多的外资巨头们撤离中国市场，那么，中国经过多年打造的产业链集群也有可能随之转移，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中国在全球市场的竞争能力。
一个国家对于外资的吸引力如何，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市场对于这个国家经济前景的信心。资本具有天然的逐利性，当国际资本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充分信心时，大量资本会蜂拥而入，美国长期保持全球最大的FDI（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也始终对外资保持了高度的吸引力，利用外资规模仅次于美国，在个别年份甚至还超过了美国。最近几年，外资在中国的投资规模出现了波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外资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展现出更大诚意来吸引外资，增强外资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信心。
事实上，最近这一轮外资波动，并非中国经济第一次面临外资撤离压力。早在2016年，当时就出现过一轮外资撤离潮。
2016年1月，当时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金额同比下降近10%，部分外资企业关闭在华业务，外资撤离中国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2017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推出20条举措吸引外资，放宽包括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等在内的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
从当时的政策来看，很多关键领域都对外资打开了大门。比如服务业重点放宽银行类金融机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外资准入限制；放开会计审计、建筑设计、评级服务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推进电信、互联网、文化、教育、交通运输等领域有序开放。
制造业重点取消轨道交通设备制造、摩托车制造、燃料乙醇生产、油脂加工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采矿业放宽油页岩、油砂、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以及矿产资源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石油、天然气领域对外合作项目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
除此之外，《通知》还支持外资依法依规以特许经营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能源、交通、水利、环保、市政公用工程等。
在此之前，金融、采矿、基础设施等关键行业，一向被视为敏感行业，对外资进入设置了较高门槛，那一轮大幅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应该说对于稳定外资起到了明显作用。
当时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在连续萎缩之后，从2018年开始重新企稳反弹，到了2021年，中国的FDI首次突破了1万亿元大关，当年达到了1.1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如果以美元计，增幅更是高达20%。
不过，进入2022年以后，中国吸引外资规模的速度再度开始放缓，2022年的FDI同比增速放缓到5%，到了2023年，更是开始负增长，外资撤离的压力，再一次浮出水面。
以前的外资撤离，中国通过大幅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对于吸引外资就可以起到明显的成效，但是这一次外资撤离，应对起来的难度更大，中国需要展示出更多的吸引外资的诚意和努力。
和以前相比，这一次外资撤离的原因更加错综复杂，既有生产成本上升的因素，也有地缘政治的因素，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这就需要中国的应对更具针对性。
在疫情暴发之前，外资从中国转移主要还是生产成本方面的原因，某种程度上看，这是全球产业链转移的自然现象，也是中国度过了初级开放阶段之后的必经之路。
对于外资因为生产成本的因素而转战非洲和东南亚等地，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要尽量减缓外资转移的速度，虽然基于成本原因出现的全球资本转移是自然现象，从积极的角度来看，部分低端产能因为成本因素向外转移，长远来看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升级，但是从短期来看，如果外资转移速度过快，也会在短期之内给中国经济带来较大的冲击。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需要尽量将外资转移的速度放缓，避免短期之内冲击过大，给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对于外资基于成本因素而转移，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消失，曾经几乎可以无限供应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部分生产成本的上升不可避免，但与此同时，在某些方面，中国经济还是可以有较大的降成本的空间，比如土地成本、税收等。
过去几十年，由于国内房地产市场高速发展，不仅迅速推高了土地成本，房价上涨还推高了各方面的成本，比如房租和劳动力成本等，都在房价上涨的推动下水涨船高，极大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房地产过度发展从多方面提高了实体经济的生产成本，尤其是制造业，原本利润微薄，在房地产的挤压之下，很多制造业更是不堪重负，不仅是外资，连国内企业都难以承受。
前几年市场曾有传言，因为土地成本过高，华为有可能搬离深圳，后来虽然华为方面予以澄清，但是任正非当时还是表示了对深圳高房价和高地价的不满。任正非认为，“我们国家最终要走向工业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工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最主要的，要有土地来换取工业的成长。现在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贵，产业成长的可能空间就会越来越小。既然要发展大工业、引导大工业，就要算一算大工业需要的要素是什么，这个要素在全世界是怎么平均的，算一算每平方公里承载了多少产值，这些产值需要多少人，这些人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设施。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由于生产成本过高，前几年不仅是外资撤离中国，甚至部分中国企业也开始去海外设厂。前几年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公开表示在美国办工厂的利润比中国高，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业成本太高，其中包括劳动力价格上涨太快，能源价格、运输成本和土地成本比美国贵，综合税务比美国高等。
最近两年，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虽然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阵痛，但是从长远来看，其实对中国经济是一件好事。房地产市场降温，与此相关的各方面成本也都会随之下降，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实体经济的生产成本，不仅有利于本土制造业，也将降低外资在中国的生产成本，重新提升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兴趣，减轻外资流出的压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面对房地产市场下行的压力，中国经济需要保持足够的定力，不要再次过度刺激房地产，更多的企业，包括外资和内资企业，都将因此而获益匪浅。
反之，如果房地产市场持续保持高度泡沫，国内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这将对中国经济的产能转移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不仅外资会加速撤离，甚至本土的高端产能也有可能向外转移。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最近几年重新开始强调制造业回流，通过税收等多方面的优惠吸引本国企业乃至全球制造业，对于中国的高端制造业而言，去美国开厂其实已经成为巨大的优惠。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如果低端制造业持续向东南亚等地流出，而高端制造业也开始向外转移，中国就有可能会面临产业空心化的风险。对于中国而言，在当前这场全球制造业产能重新配置的大潮中，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这一轮外资撤离，除了生产成本和产能转移的市场原因，还和地缘政治有关。最近我国商务部有关人士也提到，“地缘政治因素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显著上升，一些国家推动产业和资金回流，出台涉华投资限制措施，干扰了正常的跨国投资决策。部分跨国公司将部分新增投资分散至其他国家”。
对于地缘政治因素导致的外资撤离，中国需要对外展示出持续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心和诚意，尽量消除外资对于中国发展的警惕和戒备之心。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国外资本蜂拥进入中国，根源在于全球看到了中国扩大开放的诚意，将中国视为一个可以长期做生意的合作伙伴和目的国，所以，大量国家资本可以放心在中国进行长期投资，最终和中国经济携手成长，共创双赢。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唯有展示出坚持改革开放决不动摇的形象，才能在最大限度上打消国外资本的疑虑，减少外资撤离的压力。
当前中国经济虽然面临一定的困难，但是综合来看，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和竞争优势，中国拥有数量庞大且整体素质很高的劳动力，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以及由此支撑的巨大消费市场，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以及发达完善的基础设施。只要中国对外展示出持续开放合作的诚意，中国就依然是吸引外资的最大热土，中国和外资双赢的传奇故事就有可能继续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