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建议，对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予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给予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予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20岁。与此同时，对于二孩家庭实行所得税和社保费减半，三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全免。他估计这些措施能够将生育率提升20%左右。
◎梁建章建议将中学和小学阶段提速，即基础教育阶段总体上缩短1~2年，由此尝试实行十年义务教育制。
今天日本社会的老龄化，是否就是明天的中国？中国当前老龄化的速度甚至超过当年的日本，这也让人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绕不开的话题。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断和工作要求。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人口比上年减少85万，出现近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也标志着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
近日，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初步测算202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下滑至1.09，在目前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国家中属于最低生育水平。中国“十四五”期间将出现极低生育水平，未来生育水平回升的空间有限。
为了提高生育率，今年以来，全国各地的“催生”政策密集出台。比如深圳市出台的征求意见稿提出，拟为生育三孩的家庭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山东潍坊则出台了对于三孩就读高中免除学费的政策等。
低生育率和高龄少子化的趋势能否缓解？各地推出的免学费、增补贴等措施能否扭转“不敢生、不愿生”的社会心态？低生育率又会对人口流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带着上述问题，《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近日对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进行了专访。
梁建章图片来源：受访者
现状：8年间初婚人数减半，女性结婚意愿比男性更低
NBD：提到人口，大家会有两个焦虑：一个是高龄少子化，还有一个是不愿意结婚。比如2022年我国结婚登记数较上一年减少81万对。您怎么看待这个趋势？能否逆转或者缓解？
梁建章：结婚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年轻人数量下降，二是适婚人口男多女少，三是初婚年龄推迟，四是结婚成本高，五是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
另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一代的婚姻观念已经发生改变。与父母辈相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单身视为一种正常的生活选择。“30多岁了还没结婚”在年轻人中已经见怪不怪。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女性教育水平和经济独立程度的大幅提高，调查数据显示女性的结婚意愿比男性更低。
2021年我国初婚登记人数仅相当于2013年的一半左右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2013年到2021年，仅仅8年时间，我国初婚人数就减少了一半。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按每五岁分组的人口数来看，2020年30-34岁人口有12415万人，25-29岁人口有9185万人，20-24岁人口有7494万人。由于步入婚龄人口数量呈不断下降趋势，可以预计，未来几年我国的初婚人数仍然会继续下降。
NBD：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这个政策体系应当包含哪些方面？填补哪些空白？
梁建章：这是一个系统且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之前曾建议建立“国家人口政策委员会”来指导鼓励生育政策落地。
如果我们能够利用资源或者制度方面的优势，能够花更多的钱、更大的力度，比如说拿出一年GDP的2%~5%，才有可能把我们的生育率提到跟其他国家同样的水平。但这需要几万亿资金花下去，所以我说有难度，难度就在于大家有没有决心花这个钱。目前出台的鼓励政策力度比较小，还远远不够。
从政策落地来说，鼓励生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命题，所以我建议建立“国家人口政策委员会”来制定各项政策，包括为多孩家庭发放现金补贴、税负补贴、购房补贴并增建托儿所。
突围：给予多孩家庭每孩每月2000元现金补贴等，有望提升生育率约20%
NBD：您提到采取包括现金补贴等措施来提高生育率，用补贴来“催生”的效果如何？国外有没有一些成熟的经验？
梁建章：用补贴来“催生”是有效果的，催生效果如何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补贴的力度有多大。
根据OECD（经合组织）的数据，2017年部分发达国家现金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GDP的比重如下：英国2.12%，法国1.42%，瑞典1.24%，日本0.65%，韩国0.15%。
从中可以看出，欧洲国家现金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日韩，这也是欧洲国家生育率普遍高于日韩的原因之一。
我们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来制定具体的补贴政策。我建议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予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给予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予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20岁。
与此同时，对于二孩家庭实行所得税和社保费减半，三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全免（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补贴上限）。估计这些措施能够将生育率提升20%左右。
NBD：我们注意到近期山东潍坊等地出台了对三孩就读高中免除学费的政策，对此您如何评价？
梁建章：在我的新书《人口战略》中，对高中阶段的生育成本进行了估算。
基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结合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估算，我国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48.5万元，15~17岁高中阶段平均每年养育成本为26072元，3年共计78216元，而免除学费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对鼓励生育的作用微乎其微。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生育成本收入比是6.9（即把一个孩子养到18岁的成本与人均GDP的比率），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中国家长在孩子教育上花的时间几乎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因为中国教育的升学和考试压力都是特别高的。
基于以上原因，若想有效提高生育率，政府部门应该采取强有力的财政补贴以及切实有效的教育减负。
比如基础教育阶段是有提速空间的。可以考虑把中小学的12年期缩短到10年，这样就可以减轻家长的部分压力，提升生育意愿，还可以让一部分人早一点步入工作岗位。因为在互联网的大环境下，现在很多知识不需要死记硬背。现在的人工智能和在线技术可以帮助教学。
在20世纪70~80年代，很多小学是五年制的，我的建议是小学阶段提速一年。同时期很多中学也是五年制的。现在的中考和高考让学生们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用于复习、应付考试。假如中学阶段也可以缩短一年时间，那么基础教育阶段总体上有望缩短1~2年，中国可以尝试实行十年义务教育制。
自2016年之后我国每年新出生人数呈逐年下降态势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借鉴：美国近年有2.1%新生人口借助辅助生育技术，建议放开冻卵限制
NBD：除了教育以外，生育率低的原因之一是结婚率低，如何来解决这一难题？
梁建章：有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比如非婚生育，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生育率低的问题。
结婚率低是亚洲国家生育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非婚生育在这些国家的文化中难以被接受。在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非婚生子只占每年新生儿的2%-3%，相比之下，欧洲和北美国家非婚生育已经变得非常普遍。
非婚生育在欧洲之所以普遍，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在给孩子提供福利和教育补贴时不歧视单身母亲，使得单身女性更容易抚养孩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些国家的生育率有所增长。亚洲国家既需要提高结婚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改变文化观念，即更加宽容地对待非婚生育。
我建议废除歧视非婚生育的政策，充分保障非婚生孩子的合法权益，包括立法保护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技术辅助生育的孩子，以及无条件为非婚生育的孩子上户口。
这样做并非鼓励非婚生育，而是认为那些有能力和意愿去独立抚养小孩的女性，应该公平地享受生育的权利和福利。
NBD：您曾建议允许单身女性冻卵,这能否有助于解决生育率低的问题？
梁建章：有部分单身女性不想找或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却想单独养孩子，有些职业女性想先发展事业，保留未来生育的机会，对于这些需求，现代的辅助生育技术可以提供帮助。
西方许多国家都允许单身女性采用辅助生育技术（包括冻卵）。2012年，美国率先对女性开放冻卵服务。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美国近年来的出生人口中，有2.1%的出生人口采用了辅助生育技术。
其实，国内也有许多专业医疗机构具备实施冻卵的技术。但由于国内相关法规禁止单身女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一些单身女性只好选择在海外冻卵，费用比在国内冻卵高得多。
法律应当保障未婚女性平等使用辅助生育技术的权利。如果开放辅助生育技术，可以有效提升我国的生育率。
变化：未来还将有2亿~3亿人口迁入城市，一线城市恐仍有增长空间
NBD：大家担忧生育率低、人口老龄化加速，根源还是担心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影响，主要影响哪些方面呢？
梁建章：人口减少会导致住房消费的萎缩，同样的逻辑，也会导致汽车、家电等其他耐用消费品消费的萎缩。
随着中国总人口不再趋势性增长，不同城市的人口出现两极分化：一、二线大城市继续吸引人口，因此一二线大城市房价继续坚挺；而小城市和县城的人口则大量流失，住房价格将下降。
房价高的人口流入地区需要加大土地供应，而房价低的人口流出地区需要减少土地供应。同时房价政策还可以和鼓励生育政策联动，加大土地供应并给予二孩和多孩家庭买房补贴，由此可以提振房地产市场的需求，间接起到刺激经济的效果。
随着人口减少，非但是住房以及其他耐用消费品的销售数量会减少，而且还会降低政府基建投资的需求。
以往面临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时，有时会依靠政府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来拉动需求，但未来如果人口减少，那么对道路等基建领域的需求也会减少，此时再靠基础设施拉动需求，有可能造成大量的浪费。
NBD：正如您所说，不同城市人口会出现两级分化，但我们看到，一些一线城市常住人口有下降的现象。中国城市人口流动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梁建章：一线城市常住人口下降，主要还是前期在疫情背景下，受企业用工需求下降、外来人口回流等因素影响，有一定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同时，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生育成本过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与之对应的是我国内陆一些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量有所提升。
但是，我认为中国大城市的人口膨胀时代还远没有结束。中国的城市化率相对于中国的人均GDP是偏低的。和中国人均GDP水平相当的国家，如巴西的城市化率远高于中国，所以中国未来至少还有20%的城市化率提升空间，也就是说未来还有2亿~3亿的人口将迁入城市。而这部分人口将主要流入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由于聚集效应的作用，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大城市的人口就会越多。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城市是日本的东京，东京的人口有3700万，而日本的人口不到中国的1/10，韩国的人口只有中国的1/25，但是首尔都市圈的人口有2400万左右，和上海差不多。日本和韩国的人口已经不再增长，绝大多数城市人口都在减少，只有首尔和东京还在增加（靠吸引外来人口）。
而在中国，一个大省的人口就相当于韩国和日本的人口，所以如果有相似的聚集度，一个省会城市就应该有2000万的人口规模，而一线城市则可能有4000万~5000万人口。因此，中国大城市的人口还有可能继续增加。
2022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跌入负值区间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误区：不是人口越少越富裕，低生育率会削弱创新力和综合国力
NBD：人口负增长是否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怎么实现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
梁建章：如果年轻人口的规模出现严重缩减，很可能会动摇中国经济的创新基础。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来自庞大的市场和人口规模优势，如果人口总量日益减少，尤其是年轻人口规模的减少，这种优势会逐渐消失。
除此之外，人口众多不仅能促进市场多样化和层次化，也是形成庞大人才规模的基础。
NBD：很多人将今天的日本、欧洲的人口结构状况比喻成未来中国的人口结构，这是不是有可比性？甚至有说法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会更快，带来的风险更大？
梁建章：平均而言，欧洲的生育率为1.6，是更替水平的75%，但不乏个别亮点，比如法国的生育率为1.82。日本的生育率目前为1.3左右，而我国当前总和生育率仅为1.09左右。中国低生育率的危机来得比日本晚40年，现在生育率已经低于日本。
由此可见，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在世界上是相当严重的，对未来中国社会将产生很多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创新力和综合国力的削弱。北京和上海的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只有0.7，这是一个很恐怕的速度，意味着每两代就会减少大半的人口。中国只有出台鼓励生育的强有力政策，才能扭转人口萎缩的趋势。
NBD：也有一种声音认为，人口下降并不是坏事，发达国家也没有人口大国。中国的人口下降之后，可以对提高人均收入、生活条件等带来利好，这种说法是不是合理？
梁建章：讲解人口和创新力的关系时，一个常见的问题是，虽然人口多对创新力有好处，但是人口多是否会加剧资源和环境压力，从而拖累经济呢？这一点上还存在普遍的认识误区，也是造成中国人口政策改革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个需要澄清的误区，那就是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人均资源比较低的国家。事实上，中国的人均资源比大多数发达国家要多。在世界十大经济体中，只有美国和加拿大是资源富国。其他大部分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的人均土地面积和人均资源都低于中国。当然最重要的是，从数据上来看，人均资源高的国家并不更加富裕。
我们来看看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人均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与人口密度密切相关。一般来说，低人口密度的国家人均资源禀赋高。如果考察人口密度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有许多人口密度高的贫穷国家，如印度和越南。也有许多人口密度低的富裕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然而，还存在许多人口密度高的富裕国家，如日本和部分西欧国家，以及许多人口密度低的贫穷国家，如巴西和非洲一些国家。
总体而言，资源丰富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里，资源匮乏的亚洲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其经济发展速度要比资源丰富的拉美和非洲国家快得多。在这里，资源丰富与经济发展之间似乎存在负相关关系。
在农业经济中，人口密度越大，人均耕地和人均收入越低。而在工业经济中，更多的人则意味着可以有更加细致的专业化分工和更多的贸易机会，从而提高生产率。同时，更多的人也会消耗更多的资源和产生更多的污染。但对服务业和知识经济来说，更多的人将会产生更多的创新，从而提高生产率和加速经济增长。
因此，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高人口密度正日益成为一种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