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恢复徽州地名的话题讨论，近30年来从未停歇。
1987年11月2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安徽省调整徽州地区行政区划的批复》，撤销徽州地区、屯溪市和县级黄山市，设立地级黄山市。原属徽州地区的石台县划属安庆地区（后属池州地区，今属地级池州市），绩溪、旌德2县划属宣城地区。
自此，具有两千多年历史、曾辖“一府六县”的大徽州不复存在，中国版图上只剩下总面积439.65平方公里、辖4镇3乡的徽州区。
29年后，借着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的契机，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李辉再一次撰文呼吁恢复徽州地名。
3月30日，他先是在微信公众号“六根”上发表《徽州，归来吧！》一文。没有多少悬念地，该文被多个网站、公众号转载，引发热议。接着，4月13日，他又在《人民日报》撰写评论《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
李辉写道，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名，早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存在于史书、碑刻、文学经典之中。如果轻率地将之更名，多少文化信息会被消解。
“像‘徽州’这样重要的历史地名，不妨考虑恢复。毕竟，没有‘徽’，哪来‘安徽’？”李辉这样写道。
像李辉这样对徽州念兹在兹的人还有不少。对徽州复名的讨论，也衍生出多种意见。
传承保护徽州的历史和文化，是大多数人呼吁恢复徽州地名的出发点。从经济社会和法律视角对黄山更名徽州的讨论，同样存在。
在这场讨论中，恢复徽州“一府六县”建制，将已划入江西的婺源县和安徽宣城的绩溪县重新纳入徽州，亦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声音。
此外，还有要求恢复1983年的小黄山市与徽州并存格局，实行两地分治的建议。
徽州情结俨然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不时拨弄社会心弦。
2014年，安徽新媒体集团旗下中安在线刊载了多封省长信箱的来信与回信。其中，黄山市民政局对《省长，我建议把黄山市改名为徽州市》的回复，成为少有的可查询到的官方回应。
“黄山建市以来的发展成就表明，成立地级黄山市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黄山市的行政区划管理体制，是符合黄山经济社会发展的，也是得到群众拥护的。我们认为目前不宜进行区划和管理体制的调整。”黄山市民政局则如是回复。
民间舆论的沸然与官方的沉静，共同构成了对徽州地名废存的态度。
徽州，早在秦汉时期设郡，北宋时期正式建徽州府治。
据黄山市政府网站介绍，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秦始皇推行郡县制，这一带隶属于会稽郡。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正月，始皇帝嬴政东巡至会稽（今浙江绍兴一带），为加强对东南地区的统治，将原越国的百姓迁徙至新安江上游一带，设立黝（宋以后称黟）、歙二县，属鄣郡。
“黝”、“歙”二县的县名，来自于古越语地名的发音。当时的黝、歙两县辖地很广。黝县地包括今天的黟县、祁门、石台、广德和黄山区的一部分。歙县地包括今天的歙县、休宁、屯溪区、徽州区、绩溪，浙江的淳安及江西婺源的一部分。
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吴主孙权分歙县东乡地置始新县，南乡地置新定县，西乡地置黎阳、休阳县，加黟、歙共六县建新都郡。这是黄山市地域州郡一级行政设置的开始，从此这里成为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
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新都郡被改为新安郡，辖始新、黝、歙、遂安（原新定县）、黎阳、海宁县（原休阳县）。郡名新安，一说以祁门县新安山为名，一说取其安定之意。
隋唐时期，黄山市地域的地名在新安郡与歙州之间切换。
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新安郡复改歙州。大历五年（公园781年），歙州辖歙、休宁、黝、绩溪、婺源、祁门县，从此形成延续至清末达1700多年的“一府（州）六县”格局。
徽州得名于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其时，宋徽宗平歙州人方腊起义，改歙州为徽州，辖歙、休宁、黟、绩溪、婺源、祁门县，州治歙县。
根据黄山市政府网站的介绍，徽州名称的由来，一说因绩溪有徽岭、徽溪，一说“徽”为美义。其实“徽”字本意为“绳索”、“捆绑”，以其命名，表达了宋王朝在经过“动荡”之后，企望对这片土地加强约束和统治。从此，直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的790年间，作为州府名，徽州这一名称一直没有变更。
安徽省的得名与徽州也有关联。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七月，康熙帝批准建立安徽省（省名取“安庆”、“徽州”两府首字），徽州府改属安徽省。
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洪真谋叛”，朝廷发兵三年讨平。为便于统治，析休宁县回玉乡和乐平县怀金乡，于开元二十八年置婺源县，隶歙州。
从唐至清末，黄山市地域经历多次行政区划调整，婺源始终隶属徽州府。
1912年，国民党政府裁府留县，徽州所属各县直属安徽省。
1934年9月4日，国民党政府决定，婺源县划属江西省隶属第五行政区，由此引发了婺源县和原属徽州各县士民掀起的“婺源回皖运动”。
在杭州师范学院任教的江平曾对婺源与徽州的文化历史渊源作过详细梳理。
根据《婺源县志》，蒋介石曾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令婺源县政府文》中阐释，“婺源必须改隶之旨意，其最要者越有三端。”
蒋介石所言三端包括：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和公路方面。
“今查其地势，大部分突入江西境内，为浮梁、乐平、德兴三县所环抱，于皖省甚觉畸零，一切政务设施均感不便，如不予以改隶，则格于现状，不能扩张政治力量。”
此外，“现值剿‘匪’（指围剿红军）工作特别紧张之际，肃清零‘匪’之一切必要措施，如团队之防堵以及围剿计划等等，甚形隔阂，实予赤‘匪’以窜扰苟延之机会。”
公路方面，则因“婺白、婺德两路，一由婺源随德兴之九都至白沙关，一由婺源至德兴香潭，此两路关系剿‘匪’军事及地方交通至为密切，若不将婺源划归赣辖，则两路分属两省，运输管理均觉不易统筹。”
1946年1月，婺源县参议会成立，上下串联，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回皖运动”。
江平在《民国时期婺源人的“回皖运动”》一文中写道，当时的省立徽州师范首任校长江植棠、第三任校长查景韩等婺源籍名士，是运动的核心领头人，各地婺源同乡会积极配合。
自称“我是安徽徽州人”的著名学者胡适也参与到了“回皖运动”中。
据胡适秘书胡颂平所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记载：
（胡适）先生又说：“徽州的婺源，朱夫子的出生地……划给江西省；可是全徽州的人都不愿意，一直闹到复员之后国大代表开会时，徽州同乡会做好呈文要向蒋介石请愿。我说：‘给我吧。’我交给国大主席团代表张厉生。那时张厉生是内政部长，他就照办了。”先生笑着说：“这是帝国主义的做法，徽州人岂肯把朱夫子的出生地划归江西，他们还把二程先生的祖先还算是徽州人呢！”
经蒋介石同意，1947年8月16日，婺源划回安徽省。
1949年5月1日，婺源解放，属华东区赣东北行政区浮梁专区；9月，改属江西省乐平专区；11月，属江西省浮梁专区。1952年后，婺源由江西上饶管辖至今。
在地级黄山市设立之前，首先设立的是小黄山市。
曾经担任黄山书画院院长的刘晖是徽州改名黄山一事的见证者。他说，自己为恢复徽州地名一事“操碎了心”。
刘晖曾经在《中国方域：行政区划与地名》期刊发表《徽州改名黄山之谜》一文。这本由山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主办的期刊目前已经停刊，但刘晖的文章在网络上已经传播开来。
刘晖写道，1979年夏，邓小平在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陪同下视察了黄山。下山后，万里召集安徽省委常委到黄山听取邓小平指示。邓小平明确提出：“安徽省委要专题研究黄山问题，可以建立黄山特区。”
刘晖回忆，随后，安徽省委研究决定：将省机关事务管理局领导的黄山管理处升格为省政府直属的黄山管理局，积极筹建包括太平县全县、歙县汤口镇在内的黄山旅游特区。
《安徽商报》在《亲历者揭秘邓小平1979年登黄山细节》一文中也记述道，（1979年）7月15日，邓小平在观瀑楼做了重要讲话。邓小平说，黄山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应该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
1983年，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太平县撤销，所辖区域与歙县黄山公社、石台县广阳公社及黄山管理局现有辖区合并成立黄山市（县级），由省直辖。黄山市领导机关设在甘棠镇。
安徽省政府在1983年12月31日发给徽州行署、黄山管理局，歙县、石台、太平县人民政府，省直各有关部门的文件中谈到，“黄山市的设立，有利于对以黄山为中心包括太平湖的风景区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对于更好地保护、开发黄山旅游区，对于我省旅游事业和皖南经济的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件还指出，“从黄山市的特点和自然地理条件出发，应把黄山市逐步建设成为风景旅游和疗养城市，其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文件称，“黄山市和徽州地区应在互相协作、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在各个方面紧密配合，正确处理相互关系。徽州地区在蔬菜和副食品供应、吸引去黄山游客等方面给黄山市支持，黄山市要考虑到徽州地区旅游业收益。”
徽州的更名
1986年6月，黄山市（县级）改由徽州地区代管，徽州地区辖屯溪、黄山（县级）2市和歙、休宁、黟、祁门、石台、绩溪、旌德7县。
据《光明日报》报道，1986年7月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胡子昂、钱昌照、周培源等50多位各界著名人士联名给党中央、国务院的建议：将黄山市建成中国的世界公园。
1987年，徽州地区再次进行行政区划调整。
1987年11月2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安徽省调整徽州地区行政区划的批复》。批复同意：撤销徽州地区、屯溪市和黄山市（县级），设立地级黄山市，市人民政府驻原屯溪市；设立黄山市屯溪区、黄山市黄山区、黄山市徽州区，黄山市管辖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四个县；原属徽州地区的石台县划属安庆地区（后属池州地区，今属地级池州市），绩溪、旌德两县划属宣城地区。
安徽省政府在《转发国务院关于安徽省调整徽州地区行政区划的批复》中指出，“这一决定，对于更好地保护、开发和利用黄山风景资源，进一步发展以黄山为中心、以皖南为重点的旅游事业，带动皖南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988年4月，地级黄山市正式成立。
“大马拉大车”，举徽州之力对黄山风景资源进行保护、开发、利用，以此拉动皖南经济，无疑是重要出发点。
其时，徽州行政区划两年两次调整，在安徽省内外都遭到不少反对意见。
曾任经济日报副总编辑的张颂甲回忆，自己在1986年6月初参加《经济日报》在原黄山市（县级）政府驻地的一个会议，正巧碰上传达徽州地区代管黄山市的决定，亲眼目睹了黄山市全体干部群众群情激奋，坚决反对徽州代管黄山市的情形。回到北京后，他写了一篇《黄山之忧》的文章，于1986年7月6日发表在《经济日报》头版。
曾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中共安徽省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欧远方在发表于《合肥晚报》上的文章中回忆道，“（1987年）这个改变，当时就受到安徽上上下下的反对。中共安徽省顾问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时，一致意见徽州不能改掉，只要把石台县划归安庆，加强黄山县级市（太平县）的行政功能就可以解决问题。”
支持的声音同样存在。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伯山于2001年在《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上发表文章《告别过去，拥抱黄山时代》。
他谈到，徽州文化毕竟是祖先的历史创造，它的精华确是当时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但它又毫不例外地烙有深刻的封建胎印。
“首先，作为徽州文化形成与繁荣的那个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封建政权、思想、文化历史上最后一次充分高度集权化和加强一体化时期，时代的舞台决定了它许多方面，既站在当时的前端，又有其时代局限。其次，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改铸以后，是维系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和官方哲学，而它也正是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是徽州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其三，徽州发达厚重的教育是徽州文化得以形成的温床，而这种教育，在教材的选定、教程的安排、教授的形式、教育的目的等等方面，无不内在体现中国封建社会的内容与要求，因此，本质上都还是一种封建教育。其四，徽州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徽商，虽然它作为一种新型生产关系，有不少对于传统的新突破，有许多时代性的新创新，但徽商本质上是一个封建商帮，尽管它有许多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但其贾而好儒、贾仕结合、强化宗亲乡谊、强化与封建势力的结合等特点，都还是封建性的典型体现。最后，从徽州文化的本身内容来看，尽管它有许多超越于时代、超越于自身局限的贡献于民族、贡献于人类文明的精粹、精华，但糟粕也是客观存在。”
“所以，在社会文明发展的今天，在我们已远离封建时代，建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今天，过去的，我们应当含笑向它告别，历史的发展应当顺其脚步永远向前。”刘伯山写道。
“皖南处处皆黄山”
徽州更名黄山后，最先暴露的问题是地名的混乱。
李辉在《可惜从此无徽州》一文中写道，徽州地区改为大黄山市之后，原徽州地区各县为了发展旅游，纷纷打出“黄山”的牌子。屯溪火车站改为黄山站，屯溪机场改为黄山机场。
“真正不方便的是游客。兴冲冲下了车下了飞机，以为到了黄山，谁知却迟迟难见黄山真面目，结果不得不再长途跋涉。实际上，从旅游角度看，所谓黄山市，不过是一个黄山南部地区部分游客的中转站。”李辉说。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教授许宗元在2002年发表的《旅游地市行政地名命名的思考——以徽州-黄山为例》一文中，也探讨了这个问题。
许宗元认为，地名的首要社会功能是准确指示地物方位。这是确定地名的一般性原则。
但是，“1987年由徽州地区改名的‘黄山市’这一行政地名，恰恰不符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大量为游黄山而来的游客是按地名购票到黄山……但游客们住到所谓黄山却不见黄山，后来方知此地地名屯溪，高举‘黄山’牌的黄山市市府所在地屯溪离游客欲游的风景名胜黄山竟还有150里之遥。”
他还在文章中写道，“黄山”作为山名，其指称范围是特定的，即：（一）全山1200平方公里；（二）精华部分——游览区154平方公里（据黄山风景区网站，黄山风景区面积现为160.6平方公里——编者注）。把徽州地区易名黄山市后，山名市名全同，山名“黄山”的指称范围无可避免地被扩大，山名市名的混同，使山名泛指、泛用，造成该地市十多年的混淆视听……游客进了黄山市境内，处处是黄山，如堕五里雾中。
自1987年徽州地区行政区划调整以来，有关恢复徽州地名的建议此起彼伏。
“乡愁是和地名联系在一起的。”李辉对于徽州地名的消亡始终“耿耿于怀”。
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他转述了一个曾经感动了自己的故事。
故事说的是，有位老兵到了台湾后一直没有回过大陆，后来老兵让自己的孩子回来找自己的故乡，但是这个地名已经没有了，多番周折后在民政部档案里才查询得知地名已改。于是老人写了封信回来，表示大陆经济发展得很好，老人很高兴，但是地名能不能不改？因为这些地名就是他们回家的路。
“对于离开故乡的人，尤其是海外华人群体，他们的记忆与从小生活的地方有关。”李辉说。
1998年4月17日，李辉即在《人民日报》“大地周刊”发表《可惜从此无徽州》。
据其讲述，文章引发各方反应，“我们先后收到几十封读者来信，大部分赞同恢复徽州地名，包括黄山市的多位读者。当时，陶行知夫人吴树琴健在（2003年去世，享年88岁），与陶行知同是徽州人。她从南京致信于我，非常赞同我的意见。我们将信压缩后，以《陶行知夫人致信本报 恢复徽州地名是明智之举》为题发表。”
4月13日，李辉又在《人民日报》发文写道，为《志愿军战歌》谱曲的周巍峙先生，曾任文化部部长、全国文联主席，他爷爷那一代逃荒离开徽州，虽然周巍峙没有在徽州出生，但徽州一直在他心中。他的儿子周七月说，父亲一直想找到徽州的家乡，并且认为徽州地名被黄山替代，是一大遗憾。他根据父亲提供的堂号，前往徽州，找到了祖辈生活过的村庄和祠堂。去世两年之前，周巍峙在妻子陪伴下，终于回到徽州祖籍所在地，了却心愿。
成长于徽州的安徽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叶维根向澎湃新闻谈起，“就我所接触的人来说，绝大部分人还是认为应该改回徽州。尤其是文化圈里，谈起黄山这个名字总觉得不伦不类。”
人们热衷“徽州复名”讨论，还与方兴未艾的“徽州文化热”联系紧密。
黄山市政府网站总结，徽州文化是历史上的徽州（前称新安郡）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无论在器物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还是在精神文化层面，都有深厚的底蕴和杰出的创造。
“如果说徽州文化的全面崛起始于北宋后期，明清时期达到鼎盛，那么作为一种极富特色的区域文化，它在全国领取风骚已约有800年之久。”
“徽州文化内涵丰富，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形成了独特的流派和风格。如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剧、徽商、徽派建筑、徽州‘四雕’、徽菜、徽州茶道、徽州方言，等等。在文化的其他领域，有的虽然没有形成流派，但所出的著名学者和杰出人物，则如秋空繁星，不可胜数。”
即便已经更名黄山近30年，黄山市政府网站依然专门辟出一块“人文徽州”专栏，详细介绍徽州种种传世文化。
李辉不无感慨地说，徽州，是历史，是文化，是现实与传统连接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写建筑史，不能不提到徽派建筑。粉墙青瓦，木刻砖雕，明清遗韵，至今令观光客、令研究者流连忘返。说起商业，少不了徽商的风光。‘无徽不成镇’，这个说法是当年历史上徽商崛起的最好印证。说起京剧，谁人不晓徽剧？二百年前‘徽班进京’，拉开了京剧历史的序幕。文房四宝中，徽州的徽墨、歙砚，大名鼎鼎，历久不衰。朱熹、戴震、胡适、陶行知、黄宾虹等一批著名历史人物，为他们的故乡赢得了荣光。安徽省的名称，更是少不了这个‘徽’字。”
许宗元直言，舍“徽州市”而用“黄山市”是典型的割舍历史的行为。他引述人们常说的“越是地方的，越是全国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认为恢复地市级徽州地名，必大大裨益于徽州文化之走向世界。
叶维根说，“一个地区的名称，实际上是这一地区历史文化的符号与表征。与徽州这一地名相联系的就是徽商、徽墨、徽菜、徽雕、徽剧以及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没有了徽州这一名称，这些历史、文化、技艺就成了‘乌合之众’。”
刘晖也在文章中写道，徽州改名黄山，使徽州文化的地名载体消失，历史中断，徽州文化名牌也随之消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经济与法律的视角
2015年，叶维根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期刊《文化研究》上发表《恢复徽州原名有利于黄山区域经济更好发展》一文。
叶维根认为，徽州改名并未对黄山旅游经济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从逻辑上说，如果改名是一个提高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手段，在时下全国各级政府都以GDP为考核目标的情形下，至少大部分景区都会自觉地追求景区和辖区名称的统一。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根据笔者的统计，目前全国有39个山岳型5A景区，景区名称和行政区名称不一致的31个，占景区数的80%；相同的有8个，占景区数的20%。也就是说，大部分景区并没有采用使行政区与景区统一名称的发展策略。而这8个与行政区统一名称的景区，多数历史上就重名。”
他还将同属安徽省的九华山与黄山作比。
“九华山和黄山一样，都是5A级山岳型著名风景区，又都享誉国内外。池州市并未因有一个著名的九华山而改名，甚至其山脚下的青阳县也未因此而换名。然而，这并未影响九华山这些年旅游经济快速发展，营业收入一举超越黄山风景区的局面（1995年黄山和九华山的营业收入分别是1.84亿元和1.04亿元，黄山高过九华山。而到了2011年，两者的营业收入分别是18.19亿元和48.46亿元，九华山远高于黄山）。而且从发展趋势看，九华山和黄山的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拉大。”
叶维根分析道，九华山景区之所以能从多年“老二”一举勃发，超过黄山，成为安徽旅游业的“老大”，实际上和近些年旅游市场的结构性变化有关。时下的旅游，人们越来越偏爱和重视文化历史等价值层面的东西，而九华山的宗教色彩，正好满足了这方面的需求。
他认为，恢复徽州地名有利于黄山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需要，因为这既“解决了地名上的混乱”，即黄山在行政地域名称中的多重存在：黄山市、黄山区、黄山风景区；又“拓宽了黄山旅游的内容，使区域旅游的概念顺势而出”；同时，也“更符合国家《皖南国际文化旅游区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发展文化产业的要求”。
安徽省绩溪县人民法院的退休法官章亚光老人则试图从法律的角度阐述见解。
2004年，章亚光在《合肥学院学报》上发表题为《徽州更名黄山和绩溪划出徽州的法律透视》的文章。
章亚光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法律条文，凡关系到一省、一地（市）、一县的重大事项，必须通过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徽州更名黄山”、“绩溪划出徽州”，决策之前没有履行这一法定程序。
“将绩溪县划入宣城地区的版图，事先连县委书记、县长都不知情，可想而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平民百姓更是不知情了。”
章亚光还引述《地名管理条例》第五条“地名的更名应遵守下列规定”中，“可改可不改的和当地群众不同意改的地名，不要更改”这一要求，认为“徽州这个地名不是‘可改可不改’的地名，而是一个‘不可以改’的地名，也是一个‘当地群众不同意改’的地名”。
值得注意的是，对恢复徽州地名的讨论并不局限于民间。
据叶维根介绍，徽州改称黄山以来，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各级“两会”上多次提过建议，尤其是一部分黄山籍人士。
章亚光在《徽州更名黄山和绩溪划出徽州的法律透视》一文中回顾，国家民政部和安徽省曾于1990年8月、1993年5月和1998年7月分别对“两会”代表、委员的提案、议案予以答复，称安徽省人民政府赞成将绩溪县从宣城地区划回黄山市管辖，拟将黄山市更名为徽州市；又称县以上行政区划的变更，应按照国发【1985】8号文件(即《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办理；继称至今未见绩溪县人民政府及有关地、市提出这个问题的请示，所以省政府无法向国务院申报。
2006年3月，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黄景钧、弥松颐曾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关于恢复徽州一府六县建制、成立徽州地级市的建议》。
提案称，“徽州行政区划的变更，给当地各项事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婺源和绩溪从徽州划出，使得徽文化失去了厚重的思想根基。另外，因着眼于发展黄山旅游而将徽州更名为黄山的做法，也有损于徽州这一享誉海内外的地域品牌。”
“鉴于以上弊端，建议恢复徽州‘一府六县’建制，整合黄山市和婺源县、绩溪县，组建徽州地级市，市政府设在屯溪。”
黄景钧在提案中指出，恢复徽州建制“有利于整合并优化配置徽州旅游资源”，“有利于促进对徽州文化的保护和弘扬”，“有利于更好地尊重徽州当地人民的意愿”，“有利于增强民族认同感”，“有利于弘扬诚信、和谐的社会理念”。
澎湃新闻曾多次致电黄景钧，但未能获得回复。
此外，还有人给安徽省省长信箱投书《省长，我建议把黄山市改名为徽州市》，官方对于这一信件的回复内容，在2014年被中安在线公开发表。
黄山市民政局对此回复称：设立地级黄山市是国务院、省委省政府为理顺严重影响黄山保护、制约黄山发展的管理体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国务院于1987年11月27日批准设立省辖地级黄山市，建市20多年来，黄山市现代国际旅游城市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建市以来，齐云山、花山谜窟等徽文化景点申报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屯溪老街申报为全国唯一的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将十余处遗存申报为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黟县西递、宏村作为“皖南古村落”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使黄山市成为全国唯一拥有两处世界遗产的地级市。现在，黄山市已成为一个以黄山为中心，以徽文化为特色，妙绝风光与灿烂文化交相辉映的“黄金旅游区”。
黄山市民政局答复，针对多个“黄山”地名问题，根据国务院有关地名管理文件的规定，已经通过采取注明路标等措施加以妥善解决。市政府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有关“地名保持稳定，可改可不改的一律不改”的规定，就对三个冠有“黄山”地名的使用作了规定：即在使用“黄山市”时注明“(屯溪)”，在使用“黄山区”时注明“(原太平)”，在使用风景区时写明“(黄山风景区)”，以示区别。经过二十年来的运行，地名混淆问题已基本得到改变，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综上所述，黄山建市以来的发展成就表明，成立地级黄山市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黄山市的行政区划管理体制，是符合黄山经济社会发展的，也是得到群众拥护的。我们认为目前不宜进行区划和管理体制的调整。” 黄山市民政局答复道。
徽州情结
如今，黄山的品牌已经蜚声海外。
《光明日报》记者李承续在去年撰文认为，当年“徽州”更名为“黄山”，在黄山走向世界的进程中立下功劳，但是，也留下了“可惜从此无徽州”的深深缺憾。地名，不能且更不应该改来改去，加之行政区划的限制，恢复“徽州”之名，恐怕已无可能。但是，让徽州文化之脉绵延不断，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当责无旁贷。
叶维根也承认，实际上，作为旅游景点，黄山因其独特的自然风光，拥有世界级的知名度，有着巨大的品牌价值。
只是，“徽州这一名称以其历史文化的缘故，内涵更为丰富，更能适应黄山市中长期发展的需要，这是其一；其二，如果黄山市改名为徽州市，则徽州这一无形资产则可起死回生，枯木逢春，现在的黄山市就可以同时拥有两个巨大价值的品牌：徽州与黄山。”
许宗元在文章中写道，如果继续使用“黄山”一词，则无异于永拒婺源、绩溪，二县只认同徽州，很难认同黄山。
江平注意到，徽州情结已然成为一种新出现的、复杂的地域文化现象，本身就具备学术研究的价值。
“徽州从婺源被两度划出开始，又经历了‘文革’摧残，绩溪被划出、更名黄山等一场场凄风苦雨，在‘徽州’政区早已消亡、婺源更是长期离散的今天，徽州故地的众多百姓尤其是大小文人，还怀着如此深切的徽州情结，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样的情结，其实也是折射出我们徽州人灵魂深层的某些东西。”
江平说，“徽州”虽然与行政区划有关系，但我们今天说徽州情结时，“徽州”其实已非一般的行政区划概念，而更是文化区域概念了。
对于官方的沉静，叶维根揣度，“这是一个惯性，黄山这个名字形成以后谁想去动它呢？地名更名必须要到国务院层面上去。”
他认为，改名不仅有成本，而且现在改回去意味着要修改过去的决定，因此涉及到很多敏感问题。
李辉也不打算放弃自己恢复徽州地名的“执念”。
近日，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地名是基本的社会公共信息，也是重要的文化形态和载体，在国家治理、社会生活、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国防建设和国际交往等方面广泛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新形势下，地名管理工作面临新的要求，加强地名文化保护、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突显。
李辉表示，如果能借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的机会恢复一些中国最好的地名，将是这次地名普查工作成绩的一个体现。
“不是所有地名都必须恢复旧名称，但对于‘徽州’这样极其重要的历史地名，却值得付出一定代价予以恢复。”李辉告诉澎湃新闻，“我觉得不管徽州这个名字改不改，从我自身以及安徽人来讲，民间有些声音总是好的。能起到作用是好的，不能起到作用也不能停下来不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