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众所周知有珠三角和非珠三角这贫富悬殊的“两个广东”一样，长久以来，世人眼里也有“两个江苏”：富裕的苏南和贫穷的苏北，两者被一道长江鲜明地一分为二。
在这内部，又能分出三六九等。扬州、泰州和南通自认属于“苏中”，而不愿被贴上“苏北”的标签，尤其是操吴语方言的靖江、南通、海门、启东等地，根据语言学标准，自认不属于“苏北人”这个类别，南通近年来更是积极“与苏南接轨”。
虽然很多人仍然抱着江苏这个内部差异巨大的印象，但现实却是：如今江苏省内至少在地区差距上，已收窄到近数百年来最小的地步，正在逐步迈向“共同富裕”。它究竟是怎样做到的？
一、江苏的“南北战争”
要理解这一点有多难，我们首先得清楚对江苏而言，这一挑战有多大。
现实是：直到1990年代，江苏的南北差距仍是巨大的。我一位朋友是苏南太仓的，家里算是清贫，1993年才盖楼，在当地几乎已是最后一拨了，但当他两年后到南京上大学，去同学在苏北涟水的家里，顿感震惊：“当地村镇面貌，还不如我小时候记忆中的老家。”
他其实已经说得算是客气了，很多人在跟我说起这类观感差距时更为夸张。曾有一个启东的包工头跟我感慨，他走南闯北去过无数地方，但苏北是真穷（他显然不认为南通是“苏北”），1993年去宿迁招工，发现当地乡下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比我们那儿至少落后二三十年！”
这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相对缩小差距之后了，在早先就更可想而知了。1952年，一个农村调查团的报告毫不客气地指出，苏北淮海地区“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很低落，和江南或沿海农村比较真有百年之隔”。
像这样地域差距的话题，很多人能跟你谈上三天三夜，往往还伴随着地方认同之间激烈的碰撞，堪称江苏内部经久不衰的“南北战争”。苏南人往往看不起苏北的贫穷落后，又或归结于当地社会文化不注重教育、缺乏经济头脑；而苏北人则认为苏南只不过是享受了一些政策红利，宿迁沭阳籍的学者马俊亚将他那部探讨淮北自清代以来社会生态变迁的著作冠名为《被牺牲的“局部”》，认为苏北只是不公平地承担了许多治理使命，它是“被牺牲掉了”。
本来，这也不止江苏如此。有一部意大利电影《欢迎来到南方》，虽然是翻拍自法国片，但2010年上映后仍斩获当年意大利票房最高，因为片中的“地域黑”特别能激发人共鸣：充满优越感的北方人，来到心目中“落后”的南方，却发现当地小镇仿佛是淳朴的桃花源居民，完全没有北方那种现代都市的冰冷感觉。
意大利人的南北差距之大，在欧洲已属突出个案，当然也是令人头疼的老问题，但意大利的地区差距究竟能有多大呢？2017年按人均GDP来算，最发达的伦巴底也就只是全国平均值的133%，跟垫底的西西里（61%）和卡拉布里亚（60%）也就差2倍，而电影中被视为落后地区的坎帕尼亚则相当于全国平均值的64%。
这点差距，跟苏南苏北一比，其实根本不算什么。在这部意大利电影上映的2010年，江苏人均GDP最高的无锡，是最低的宿迁的4.20倍；就算是南通和宿迁之间，也有2.18倍的差距！
考虑到意大利6000万人分为20个大区，在统计学上意味着方差更大，如果把8000万人的江苏也进一步细分为26个单位（现在是13个），那么表现出来的差距还会更显著：2003年，苏州人均GDP是省内最低的宿迁的8.83倍，县级单位更为惊人，苏州下辖的昆山竟达到宿迁下属的泗阳县的15.88倍！
为什么苏南苏北的差距会表现得如此突出？这个问题极为关键，因为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如果我们不能诊断、了解病因，也就难以对症下药地解决病根。
二、鸿沟是如何扩大的
苏南苏北之间并非一直这么“冰火两重天”的，像很多地方一样，这种差距本身是各地在历史上发展不均衡逐步累积下来造成的。
1984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苏州吴江人）曾调查江北，他说自己一度认为苏北是“一个贫穷落后没有前途的苦地方”，但他调查后反思自己“这种偏见其实只反映了解放前近百年的历史，与长期的历史不符”，因为苏北也曾有过繁荣安康，且有一个能媲美“今日江南的水网”。也就是说，苏南苏北都是有发达水网的大平原，地理条件相差无几，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一度曾有长达上千年的时间，在今江苏的地理范围内，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其实是苏北的扬州。对苏南苏北的“大分流”来说，第一次重大冲击是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为阻止金兵南下，下令开决黄河大堤，迫使黄河改道，自此直到1855年，在长达七百年的时间里，携带大量泥沙的黄河夺淮入海。马俊亚在研究苏北贫困成因时曾对此深感痛心：“这是淮北生态畸变的开端……此后，淮北再也没有中兴过。”
即便如此，苏北仍有著名的两淮盐场，1329年曾生产了全国盐产总量的40%，贡献了帝国总税收的三分之一（《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直至晚清，朝廷的“三大政”（漕务、河务、盐务）的相当大一部分（甚至是主要部分）就都集中于苏北地区，尤其是扬州和淮安，因而扬州的盐商在清代仍然富甲天下。
问题在于，当时这些政务的出发点都是“大局”，却不是为了地方利益，甚至为了确保“大局”倒是要牺牲掉地方利益的。苏北在当时是黄河、大运河、淮河三大河交汇之地，朝廷为了确保大运河的漕运畅通，每年在此大兴河工，但结果却是用“小河严重梗阻”换来“大河畅通”，造成苏北历史上极为严重的水患。
据吴必虎统计，1550～1950年这四百年所发生的水灾次数在五千年水灾总数中的比重为：淮安71.5%、盐城88.9%，涟水竟高达95.6%。
苏北地势低洼，这样的水患所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农村的贫困化；而与此同时，苏南却依靠四通八达的水网，利用水运的低廉成本和富余劳动力，以棉纺织等产业带动起早期工业化，周庄等星罗棋布的“江南古镇”就是那一繁华的产物。
到了近代，决定苏南苏北命运的第二波浪潮袭来：定都南京的太平天国重创江苏，颠覆了原有的格局。连绵十余年的战争严重破坏了苏南各地，当地富人席卷钱财躲避到十里洋场，加速促成了上海的崛起；但遭破坏更大的却是苏北：扬州的繁华自此一蹶不振，漕运再未恢复，被海运所取代，苏北城镇失去了交通和商业中心地位，苏北在整个大局中的重要性一落千丈，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由于不再重视修缮连接大运河的水渠堤坝，水灾更为频繁，农业和手工业都发展不起来，近代苏北自此愈加贫困化。
这样，对近代的苏北人来说，最好的出路就变成了离乡背井去大上海出卖劳动力，而在那时起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居住在上海的一名苏北人，就意味着他是穷人”（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
上海工部局1941年的统计显示，工部局238名白领雇员中，上海本地人只有16名，最多倒是苏南人（85名），广东人（62名）、浙江人（44名）次之，却没有一个苏北人。
旧上海的黄包车夫倒有十有八九都是苏北人——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刘翔夺冠后，有新闻报道说，他的爷爷是苏北盐城大丰的，当年在上海滩拉黄包车，刘翔的奔跑基因就是这么来的。
正是这数百年的不同经历，将苏南苏北塑造成不同的社会形态。虽然地理条件相差无几，但苏北深受水患之苦，难以通过农业和手工业积累财富，加上交通不便，又无法催生发达的商业中心和城镇网络。
最终，当地富余的劳动力只能用脚投票，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只能成为廉价劳动力，而且仅依靠少量人口的出走，并不能改变当地农业生产的内卷化困境，贫困由此累积下来。
如果是这样，那么到近些年来，苏北可能在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迎来了弥合南北差距的关键性时刻。
三、走向共同富裕
实际上，从人均GDP来看，江苏省内的地区差距在近二十年来已经大幅收窄。如果以2003年南京、苏锡常、徐州三大都市圈规划起点之年算起，可以看到苏南、苏中、苏北三大板块之间的差距已经逐步得以弥合，正在走向共同富裕：
苏南=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五市数据来源：江苏省历年统计年鉴，下同；苏中=南通、扬州、泰州三市；苏北=淮安、盐城、徐州、连云港、宿迁五市
不仅地区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细分到不同城市，变化更为显著：
不难看出，在2003年～2020年间，苏南各城市的人均GDP不断下落，趋近于全省平均值，唯一的例外是“强省会”战略下崛起的南京，在近十年里逆势上扬；苏中三城进步明显，尤其是南通，而扬州由于底子较好，到去年竟已首度超越了苏南各城中最弱的镇江；至于苏北各城市，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也都有不俗的表现，唯一欠佳的倒是徐州，已经从苏北的领头羊，变成了中段，身为“徐州都市圈”的中心城市，近十年来进展不大。
总的来说，苏中已经在整体上越过了平均线，苏北的进步也很快，最高的无锡和最低的宿迁之间，差距已从2010年的4.20倍，收窄到2.54倍。鉴于淮安、盐城在近十年里进步神速，如果江苏各地保持这一速度不变，那么到2030年，省内的差距有望进一步缩小到1.8倍以内，届时这一差距之小，将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准——差距最小的日本也有1.6倍。
事实上，世界银行2019年划定的高收入经济体标准线（1.27万美元），江苏去年除徐连宿三市外也已全部达标。
江苏为何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如此惊人地缩小各地差距，做到“共同富裕”？
在这方面，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大致无非是聚焦于政策扶持、地方官的努力、欠发达地区在土地和人力上的优势、交通瓶颈的打破、产业的转移等等，诸说不一。
确实，到了城市圈竞争的时代，以往约束苏南苏北各地发展的水患等自然条件已经不再是大问题，甚至水网、路网的建设水平也逐渐相差无几，不过在我看来，所有上述这些，可以概括为一个要点：那就是让劳动力和资本按市场规律流动起来，实现有效重组。
这在数字上可以清晰地体现出来。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虽然这些年江苏省内各地的人均GDP发生巨大变化，但各大区域在全省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却非常稳定，苏南、苏中、苏北这三大板块的比重基本上一直都是6:2:2。
与此同时，这三大地域的人口比重却发生了巨大变化：2003年是31:24:45，2010年调整为41:21:38，到2020年人口普查更进一步变为45:20:35——和2003年相比，苏南和苏北的人口比重刚好翻了个个。照此趋势，到2030年，长江将成为江苏全省人口分布的分界线：江南江北刚好各占一半。
这意味着，长久以来，江苏是苏北“人多钱少”，劳动力富余，但资本和就业机会不足；苏南则相反，是“人少钱多”，资本富余，劳动力却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各地域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保持不变，但通过让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实现了更为均衡的发展。
就此而言，江苏这些年里无论是打破交通瓶颈、强化户籍改革（2019年2月正式取消城乡户口区分），还是各地学习苏南经验以优化投资环境等等，说到底都是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尽可能地尊重市场规律，只要让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起来，那就自然会自发走向平衡，因为劳动力自会用脚投票，到有工作机会的地方去，而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出于利润的考量，也自然会去那些土地、劳动力更具竞争力的地方。至少在江苏这里，“共同富裕”其实是市场的胜利。
既然如此，那么如果还要更进一步缩小江苏各地的差距，应该考虑的就是如何继续扫清各地仍然存在的阻碍这些流动性的因素——交通瓶颈、地方主义、低效的管理作风，以及最重要的，思想观念上的问题。
像徐州是全省三大都市圈中心之一、连云港更是全省唯一优良海港，既不缺政策也不缺地理条件，但近些年来的发展却相对乏力，这就不能不说，在诸如地理屏障等阻碍因素被逐渐打破之后，如今苏南苏北之间真正的差距已经更多体现在了意识层面。
这并不意味着挑战更轻松了。在像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内部差距看似不大，但这一格局一旦形成后，落后地区却总是难以翻身，很大原因就在于当地所形成的一套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心态。
事实上，以前差距很大的时候，也带来强大的动力，促使人们为了改变命运而流动起来，而当现在渐趋平衡时，需要的是各地如何更明确自身优势，实现增长。
不过，落后地区并非没有机会实现反超（扬州反超镇江就是前例，南通也在全力追赶常州），但这就得勇于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主动积极地创造机会。这将是全新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