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说大城市不好，工作机会的确多，但终究觉得缺少些什么。”思来想去，甘智斌觉得，可能是一种叫作“归属感”的东西。
2016年，本科毕业在即，孤独感时常入侵甘智斌的生活。同学散落在上海各区，单程距离1.5小时；工作中规中矩，能养活自己，但离实现自我价值还远；租住在环绕着陌生人的十来平空间里，只需要一次生病，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坚强就会轻易瓦解。
“回家吧，好歹家乡有资源、有人脉。”当年6月，甘智斌从上海回到家乡广西柳州，一个以螺蛳粉闻名的三线城市。
同一时间，2000余公里开外，31岁的徐佩琳已经归家8年。2012年，在纠结毕业后何去何从的档口，“离家近、房价低、压力小”占了上风，徐佩琳放弃了留在南京的机会，回到某三线省会城市。
随后，她发现，谋得的所谓“体面”工作不过是一份去能力化的差事。“时代的发展浪潮与三四线城市关系不大，当变革来临时，处在小城市的我又能退到哪里？”
7月初，电视剧《百炼成钢》热播，第七个板块《为希望祝酒》的故事引发了关于“毕业生去留”问题的讨论。随后，#毕业后回家乡的人怎么样了#蹿上微博热搜，话题阅读量9921.5万次，讨论量1.8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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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时代洪流裹挟前行，到底何处是家乡？”这是萦绕在不少人心头的迷茫。
毕业，回家
在社会学家的研究里，宏观政策、地理资源、人口数量、需求结构是造成地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人口流动，尤其是毕业生回流到老家，有助于缓解我国当代的地区不平衡。
而当聚光灯打在每个站在毕业档口的人身上时，纠结、迷茫、妥协还是能谱出一阕阕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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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佩琳毕业于南京的一所211院校，农业相关专业。“回家吧，离父母近，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太不容易了。”在亲戚朋友的极力劝说下，她犹豫了。
南京，有大学四年的记忆，有为数不多的人脉，有即将签约的工作，但唯独没有家。而家人在距离某西部三线省会城市30多公里的地方，那儿主导产业单一，“除了体制内和国企，工资普遍不高”。
现实层面的考量终占上风。“和父母的关系不好不坏，还是想尽量留在他们身边。”徐佩琳最终以应届生的身份进了省会城市的一家城市商业银行，“做柜员，和专业完全不对口，工作前景也不好说”，但稳定，离家近。
根据《202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本科生选择留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已经从2015届的26%下降到了2019届的20%。2021年6月，中国青年网和花呗联合向1万名30岁以下的青年用户发起调研，结果显示，超5成年轻人不再首选一线城市，“更向往小城市，更有归属感”。
归属感的具象体现是什么？甘智斌觉得，就是一种“随时有呼应”的感觉，“无论遇到工作中或者生活中的问题，总还能找朋友或者家人帮忙，问题最后会迎刃而解”。
而今年33岁的谢方林则更多从物质层面来定义所谓“归属感”。2010年，谢方林从北京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毕业，“从没想过留北京，外面吃住都要花钱，买房压力还大”。当年7月，谢方林直接回到江西赣州老家，“就没动过一丁点儿在北京找工作的念头”。
据谢方林回忆，北京三环内那会儿的房价大概是两三万元一平方米，自己首先得考虑怎么能一个月赚两三万元，然后再“不吃不喝留着买一平方米”，没必要。相反，回老家后，和父母住在一起，没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即便是结婚生子后，也能住在父母家上下楼的地方，“不仅仅是省钱，还省事儿”。
“大城市实际上就是一个炉子，或者说发动机，源源不断的毕业生像是燃料。”谢方林觉得，有了互联网之后，大小城市间的吃穿用度差异在不断缩小，“大城市的好处无非就是所谓的文化层面、娱乐层面更丰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多一点，但这些东西都是虚无的”，撇开这些浮华，生活的本质无非就是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吃得好睡得香。
人情，小城市的代用币
“大城市靠能力，小城市靠关系。”这是许多毕业生在选择去留时常听到的一句话。工作一年后，徐佩琳对这句话有了深刻体会。
“在这里（老家），能清晰感觉到小地方人际关系的复杂程度。”人际关系入侵到工作领域，曾一度给徐佩琳造成不小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无处排解，无法消除”。
柜员的月度考核分基础存款任务和超额存款任务，基础存款每月100万元，对应月度绩效在1000到2000元，超额存款任务没有上限，自然也对应更多的绩效提成。“拉存款太难了”，基础存款还能靠发动亲戚朋友，超额任务基本上与徐佩琳无关。
“更让人难受的是同一网点的一个富二代。”徐佩琳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富二代家里做生意，父母想让孩子轻松一点，每个月要么自己去银行存大额存款，要么发动生意合伙人转去大笔存款，“最夸张的情况，他们一个月转了几千万元，富二代当月的绩效能拿到几十万元”。
有时候徐佩琳觉得，自己一个“没什么关系”的农村孩子，在富二代和城市人为主的银行里显得那么突兀，那么没有能力。即便后来考进省会城市下属县的事业单位，人际关系还是一道绕不开的坎儿。
“事业单位的人员构成很复杂，自主招聘的事业编基本上全是关系户，其中不乏一些大专刚上线的人，但这些人普遍都是小领导。而我们这些统一招聘的非关系户，升迁无望，真的只能混工资度日了。”徐佩琳说。
在一些人眼里，小城市人情化被归因为“人类聚落无法获得更大总体经济利益情况下的一种社交模式演变”。但“人情”二字，确是徐佩琳之“砒霜”，甘智斌之“蜜糖”。
甘智斌进入法律行业已经3年有余。法律从业分为非诉讼律师和诉讼律师，前者“最好留在北京、上海、深圳发展”，这些地方能接触到的IPO、破产发债项目多，但后者主要看还是个人资源，换句话说，“人脉很重要”。
回柳州的第二年，甘智斌通过亲戚接下了一个民间借贷案件，以此为起点，再慢慢涉足一些大大小小的案子。“如果没有一些熟人的推荐和介绍，可能要等5到8年才能做到我现在的工作内容。”
现在，因为有足够的客户来源，甘智斌在给自己打工，所有和收益和报酬归自己所有。“做诉讼有一种天然的属性，如果没有‘关系’，会一直处于打工状态。”
哈佛大学历史学者尼尔·弗格森在《广场与高塔：网络、阶层与全球权力竞争》一书中提出过“高塔”和“广场”概念，前者是一种“具有等级秩序的阶层网络”，后者则指一种“去中心化的分散网络”。
该书的中文版译者周逵则认为，从某种程度上看，三四线城市的社会网络是“以高塔状的层级网络”来分布的。“在三四线城市，血缘、姻缘、地缘等强连接‘熟人关系’成为重要的社会网络构建方法，很多生活中的难题往往通过建构在‘高塔’上的复杂人际关系迎刃而解。”
当纠结去留时，究竟在讨论些什么？
在一些人眼里，大城市意味着可能性。在《为什么要留在大城市》这本书中，作者何玉东罗列了一系列“坚守于斯”的理由：没那么复杂的关系网、近距离且快速接触到新事物、为子女打下更扎实的基础......但毕业回家9年之后，徐佩琳发自内心觉得，大城市更意味着“有路可退”。
“我们可以从一线城市退居二线，从二线城市退居三四线，可是一旦到了三四线城市，实际上已经退无可退了。”徐佩琳的“退路”论，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她对三四线城市“职业选择有限”的认知。
“小城市注定只有三种职业：公务员、事业编、私企打工人。”徐佩琳觉得，自己身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小城市最怕行业变革、产业变革，一旦行业不景气，很多人只能背井离乡，二次择业了”。
每当毕业季，关于毕业生去向的问题总会引发相关讨论。在一些“坚守大城市的受益者”眼里，留在大城市总归是更好的选择。
西贝董事长贾国龙建议年轻人“哪里竞争激烈去哪里”，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认为“对于年轻人来说，短期的艰苦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有没有好的空间去施展”。在5月25日的财约你节目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则指出“大城市提供更多就业、成长机会，人口肯定往这些地方汇入”。但往往，这些“受益者”的言论会收到大量吐槽。
“虽然说我国已经脱离了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和相对剥离感还是存在的。”在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助理教授汪子臻看来，在此背景下，毕业生流向受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三方面因素的影响，“没达到门槛，这个城市也没法纳入你”。而无论是徐佩琳、甘智斌还是谢应祥都觉得，近些年，经济资本扮演着逐渐重要的角色。
“与其讨论年轻人该留大城市还是回小地方，不如反思导致争论的更深层次问题。”在时评人乔志峰看来，所谓“更深层次问题”，即城乡二元体制，既包括被广泛讨论的房价、事业发展空间，也包括近些年重要程度逐渐增加的教育。
2021年1月14日，58同城、安居客发布《2019-2020年返乡置业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希望留在工作城市的人群中，有57.7%是为了“子女能得到更好的教育”。
谢方林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留在大城市和回家乡，无非就是‘对下’和‘对上’的问题”。他所指的“对下”，是指留在大城市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而“对上”则是指回到家乡对父母尽到赡养的义务。
“只有打破户籍壁垒，将依附于户籍制度上的各种不平等的福利待遇剥离下来，同时让社会资源的分配兼顾城乡，不再人为集中，与地域有关的问题才会不攻自破。”在乔志峰看来，彼时，所谓的“年轻人该去哪里发展”的问题才会自然而然消失。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徐佩琳、谢方林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