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陈学溶80年的气象生涯，他早年师从竺可桢先生、跟随竺可桢先生，晚年研究竺可桢先生、校审《竺可桢全集》，近观中国现代气象事业发展之历程，亲历亲见气象诸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立体的、不同于他人的气象人生阅历；他博闻强记、记忆精准，留存资料齐备，以及考证务必求真求实，因而他对中国现代气象发展史实的阐述见微知著、令人信服；他锲而不舍、执著一事，在平凡的岗位上，将看似平凡、实则不平凡的工作做到了极致，其做人做事之品德，堪为后辈之楷模。2015年3月19日为陈学溶百岁诞辰，谨以此文表达由衷敬意与祝福。
■倪东鸿 陈德东
陈学溶 1916年出生，江苏省南京人。1935年毕业于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三届气象练习班。南京气象学院研究员，南京竺可桢研究会副理事长，《竺可桢全集》特邀校审。曾在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及其所属的泰山日观峰气象台、西安头等测候所等从事气象观测和天气预报业务；后在中国航空公司重庆珊瑚坝机场、印度加尔各答达姆达姆机场和上海龙华机场的航空气象台从事航空天气观测、国际航线天气预报和服务工作；解放后，先后在华东气象处、中央气象局、江苏省气象局、南京气象学院工作。他为写作《竺可桢传》、收集和研究中国现代气象资料、校审《竺可桢全集》，为写作中国现代气象事业发展史迹和研究专业史，作出了实实在在的、无可替代的卓越贡献。
师从竺可桢，踏上漫漫气象路
陈学溶1916年出生于江苏南京的一个较为贫困的城市平民家庭，1921年私塾启蒙，1923年插班进入仓巷公立第二小学三年级，因小学的高小不收男学生，初小毕业后升入府西街的江宁县第一高等小学。幸得益于首都中区实验学校（1933年改组为南京市立第一中学）李清悚和江菊人先生的帮助，才顺利念完初中和高中。
1934年，19岁的陈学溶考入气象研究所第三届气象练习班，在竺可桢等名师教育和影响下刻苦学习专业知识，为日后从事气象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5年3月陈学溶从第三届气象练习班毕业，面临就业难题。出人意料的是，陈学溶很快就顺利得到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泰山观象。陈学溶何以能去泰山日观峰气象台工作呢？因为当时想去泰山的人几乎没有，不是生活原因，而是因为动乱。当时日本人在华北祸害得很厉害，已经成立冀察委员会，让宋哲元当冀察委员会委员长，华北要自治了；而在冀东，即通州专区和唐山专区，1934年也已成立殷汝耕冀东伪政府。华北地区如此不稳定，大家都不愿意到山东去。何况那时山东较穷苦，不如江苏富庶，很多山东人都去南京当苦力挣钱，养家糊口。而陈学溶的想法却很简单实际：“只要有工作，派我到哪里，我只好到哪里去。我是一心要立即工作，随便派到哪里我都去。还有重要的一点，到泰山工作还是属于气象研究所的职员。”
正是在这种质朴想法的驱动下，陈学溶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泰山观象。在这两年时间里，他只去过泰安城三四次。按照气象研究所的规定，观测人员平时则没有休息日，但一年之中有两个星期的长假，可以回家探亲。第一年，陈学溶没有请假回家，年近50岁的母亲不放心，等学校一放暑假，就带着弟弟陈学洵上山来看他了。这位有双小脚、从未出过南京城的母亲，思儿心切，没有告诉陈学溶就带着小儿子做伴，老远赶上山来，本来还存着一份担心，但当看到大儿子长胖时，心里很是高兴。“那时，我一到山上，营养也好，空气也好，很快长胖了，居然长到77公斤，是我这一辈子最胖的时候。”陈学溶后来回忆说。
其实，在泰山上工作是比较艰苦的。玉皇顶外面竖了一个很高的铁塔，铁塔上装有一个杯状的风向风速计。山上经常刮大风，最大时平均风速达到100千米/小时，甚是了得！！可惜当时没有极大风速的记录设备。到了冬季下雨下雪，有了雾凇，风杯与连接杆就会冻结成一体，风杯也就转不了了，风再猛地一吹，就会把风杯弄断，以致风杯掉下来。如果掉到后山就糟糕了。玉皇顶是尖的，前山从乾坤亭到日观峰山势平缓，后山较陡，石头很多。如果风杯掉到石缝里，下陡坡顺着乱石寻找，会十分危险。找到后，还要把风杯送下山，再焊接起来，十分麻烦。对这一过程，陈学溶如是感慨：“现在想着多可怕啊！！”因为泰山上冬天太冷了，在他观测期间，最低温度曾经达到-21℃。如果没有风，太阳也很好，感觉就不太冷。如果有风，9℃也吃不消！！所以寻找被风吹掉的风杯，既危险又寒冷。
在泰山上，通过每天仔细观测、认真统计，陈学溶的气象业务水平提高很快，还撰写了《民国二十四年泰山之峨嵋宝光》《泰山之温度与雨量》两篇论文，最后发表在《气象杂志》上。时至今日，《泰山之温度与雨量》的手稿依然保存完好。
至1937年4月，陈学溶在泰山工作已经整整两年。他连续两年都没有休息，更没有请过假。因此当年3月陈学溶给气象研究所写信，要求回南京休假并希望调到南京工作时，竺可桢所长回信说，同意派人接替他的工作并同意他暂时调到南京，但今后还是有外调的可能。这样陈学溶就回到了南京气象研究所。
1937年8月15日，日寇开始轰炸南京，19日日寇再次对南京狂轰滥炸，有三架敌机掠过北极阁，轰炸了近在咫尺的中央大学大礼堂等，气象研究所窗破、电停。11月23日，陈学溶等最后一批气象研究所职员撤离南京。11月底、12月初，当南京气象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全部陆续迁到汉口后，中央研究院又要求第二次疏散员工。12月中旬陈学溶等人先行离开汉口转移至渝。1938年3月后，气象研究所才第一次在重庆颍庐安定下来，工作一年多时间，直到1939年5月重庆大轰炸，才被迫匆忙迁往80千米外的重庆北碚。
1938年，气象研究所成立西安头等测候所，委派从泰山日观峰气象台撤退下来的程纯枢去当主任，陈学溶又在委派之列。当时陈学溶的双亲尚在重庆避难，需他照顾，因此陈学溶内心是矛盾的，甚至是不愿意远去西安的，但他最终还是服从了安排，于当年8月中旬抵达西安。不久，日寇在山西一直冲到风陵渡，好像马上就要过黄河打潼关。陕西省政府很紧张，令西安所有不必要的机关和人员一律撤退，西安头等测候所也在撤退之列。1938年底陈学溶撤到汉中，1939年底程纯枢又将陈学溶调回西安。1940~1941年，西安头等测候所只有陈学溶和程纯枢两人。程纯枢调离后，西安头等测候所只有陈学溶一人，但他也非常想调回重庆的气象研究所，这样方便照顾双亲。经与竺可桢先生的多次书信往来，1942年6月陈学溶终于被调回重庆，重归气象研究所。
1944年，在征得竺可桢所长同意后，陈学溶转入中国航空公司，曾任上海龙华机场气象台台长；1950年他被调到华东气象处工作，1954年10月调中央气象局任职，其间制定《民航气象服务规范（试行本）》；1961年11月被任命为江苏省气象局局级工程师，1966年“文革”开始接受审查，后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分配调入南京气象学院工作，1987年10月72岁时光荣退休。
可以说，陈学溶从师从竺可桢先生开始，就一直在气象这条道路上前行。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陈学溶从快退休时被动研究气象史开始，直至百岁，在研究竺可桢先生、校审《竺可桢全集》上作出了无人替代的巨大贡献。
研究竺可桢，精准考证气象史
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先生逝世。1984年2月7日~8日“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怀仁堂召开，大会由会议主席叶笃正先生主持。
陈学溶代表江苏省气象学会作了“竺可桢在北极阁气象研究所”的发言，简简单单讲了十几分钟。参加会议的人对陈学溶的报告饶有兴趣，大概是因为情节生动，像听故事。有些内容因为时间关系无法讲清楚，会后就有记者来找他问这问那，请陈学溶替报社写篇稿件，好在报纸上发表。陈学溶回南京后，重新把稿子进行了修改，如此，《竺可桢先生在北极阁》一稿发表在《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上。
从那以后，向陈学溶通信询问气象研究所的情况以及气象历史的人就比较多了。也因此，陈学溶把很多时间用在气象史研究上，特别是建国前的这一段气象史。
曾经有人问陈学溶：什么时候你想开始研究气象史的？陈学溶回答说：“事前根本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可以说研究中国气象史实际上是被动的，但是以后花的时间很多。”
1984年2月9日，竺可桢研究会在北京成立，陈学溶为会员。研究会决定出版《竺可桢传》，为1990年纪念竺可桢诞辰百年献礼，并决定《竺可桢传》上篇的第四章《独立自主创办气象研究所1928—1944》由陈学溶负责撰写。
陈学溶接受写作《竺可桢传》部分章节的任务后，回到南京立刻开始行动：整理自己保留的气象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等各种原始资料；收集与气象练习班的老同学往来信件（在此期间还不断向他们搜集，请他们回忆竺先生在北极阁的往事）；同时，把自己记忆深处的亲历、亲闻一一记录下来。经过一年多的前期资料准备，1986年陈学溶开始撰写初稿（当年2月20日南京竺可桢研究会在北极阁成立，陈学溶为副理事长）。
写作的过程十分艰难。陈学溶过去没有写传记的经验，当时还未退休，本职工作也还不少。与此同时，他的腿部出现问题，行走疼痛难忍。到1986年秋冬季节，他每天上班去乘校车都要随身带张小凳子，走几步就要坐下来休息一会，以缓解疼痛。就这样，陈学溶坚持完成了初稿。1986年12月29日陈学溶住进江苏省人民医院骨科，1987年1月7日做了椎管减压手术，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才康复出院。
1987年4月13日至24日，竺可桢研究会在北京举行《竺可桢传》初稿第一次编审座谈会，陈学溶等出席会议。陈学溶写的《竺可桢传》第四章初稿被认为“材料亟令人佩服，可作为‘中国早期的气象事业’或‘竺可桢与气象事业’保存下来”。这句赞扬的话让陈学溶认识到自己写的初稿，作为史料可以，但作为传记还有距离。会议对各章节的内容又进行了调整，陈学溶负责的第四章调整为第三章，章节名称改为《为中国现代气象事业奠基》。通过与研究会同仁的讨论、请教，回宁后陈学溶抽出更多时间投入进去，几易其稿，终于完成撰写任务。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修史热中，各省市气象部门研究气象史的同仁纷纷来信与陈学溶交流，请教陈先生，为自己所在部门的历史搜集资料。一步步地，陈学溶深陷在历史往事的回忆与求证中，不断有文章问世：1985~2014年陈学溶相继发表论文《竺可桢先生在气象研究所所任职务的两个问题》《竺可桢先生在气象研究所开办的气象练习班》《竺可桢与中国气象事业》《竺可桢先生与中国气象学会》《我国气象学界蒋、竺两位老前辈之间的二三事》《竺可桢先生与我国气象台站的建立》《抗战期间竺可桢先生与文澜阁的〈四库全书〉》《有关竺可桢先生二三事说法的我见》《竺可桢先生在北极阁期间的某些史实——读〈竺可桢电视文学剧本〉后》《谈竺可桢1934年〈气象学〉讲义残本》《档案证明了竺老是公正的》《梅贻琦、竺可桢函件发挥了史料的作用》等，并于2012年出版《中国近现代气象学界若干史迹》，陶诗言院士为之作序。
在中国现代气象史研究中，陈学溶对“人、事、时、地、物”的考证非常精准，除亲历亲见外，他考证务必求真求实。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原南京气象学院）陈学溶档案中有这样一段对他参加“竺可桢研究会”工作的评价：“陈学溶同志积极从事中国气象史和竺可桢先生生平的研究工作，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搜集了大量可贵的资料，为学习和宣传老科学家的优秀品质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十三年磨一剑，为后人留存真史
当历史走进21世纪，人们愿意把已过去的20世纪加以回顾、梳理和研究。竺可桢是中国20世纪气象学、地理学的一代宗师，是中国科教界的一面旗帜。为了全面系统深入反映他的科学、教育思想，如实记录我国现代科教事业发展的历程，2001年3月1日《竺可桢全集》编辑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编篡工作正式启动。
《竺可桢全集》的编辑出版，是对已逝三十周年的竺可桢先生的一种怀念，更是为了透过他的著述，去了解和研究20世纪的中国。全书编辑加工以“存真”为基本要求，如实展现竺可桢的人生道路和社会文化的变迁，为后世提供具有独特价值的珍贵史料。
已届耄耋之年的陈学溶老先生在高强度的审核工作中，投入了他对竺先生的崇敬之情。他严谨、执着、敬业，生命不息，校审不停，十三年磨一剑，作出了无人替代的贡献。
2001年1月9日，已是86岁高龄的陈学溶开始校审《竺可桢全集》。南京的冬天，室内没有取暖设备，寒冷异常。高楼门22号江苏省气象局的宿舍是国民党装甲兵司令徐廷瑶的旧官邸，房间又高又大，只有一只蜂窝煤基炉发出微弱的热量。这个已住了半个多世纪的老房子，墙壁裂缝随处可见，家具油漆斑驳陆离，地板高低不平，走在上面吱吱作响。在这处陋室中，陈学溶最爱的是大床边的方桌。陈学溶小女儿陈德奇遍寻南京城，为他买到一块能加热的玻璃台板，这样手放在上面略有暖意，否则人手冷得连笔都握不住。陈学溶非常高兴，他一天最多的时间是坐在桌前台灯下，举着放大镜看书、看报，校对《竺可桢全集》。
那时陈学溶校对《竺可桢全集》需查找资料，都是自己动手，为一个数据、一个典故、一个疑问，他能东翻西找，一丝不苟，不查到确定，绝不罢休。常常女儿喊他“吃饭了”，他会诧异地问：“又吃饭啦，怎么又到吃饭时间了？”由于陈学溶对《竺可桢全集》的校审工作认真、细致，2002年他87岁高龄时，被《竺可桢全集》编委会聘为特邀校审。
2005年春，陈学溶日渐消瘦，甚至坐卧不宁。孩子们催着他去看医生，他却一拖再拖，要把手头的工作完成告一段落。其时《竺可桢全集》已出版两卷，编委会交给陈学溶的任务是校对建国前的竺可桢日记部分。竺先生1948年的日记刚开始校对，眼看着自己为老师做些事的愿望要实现了，却在此时疾病缠身，陈学溶一边敷衍着孩子们“等我校完这一卷再去医院，来得及”，一边又不顾体力日衰，延长每天的校审时间。4月28日朋友来宁看望陈学溶，畅谈之余劝他注意身体。等朋友离宁后，陈学溶这才听从孩子们的安排，5月4日住进江苏省人民医院。
检查结果：结肠癌。幸运的是陈学溶已年近九旬，但体质还行，各项检查结果表明，可以进行手术根治。手术前，陈学溶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他很冷静地和孩子们分析情况，坚决要求尽快动手术。“哪怕手术台上下不来，我自己负责！！我只要两年时间，再给我两年时间，手上的事能做完，我就满足了！！”面对父亲的理性和渴望，孩子们坚决全力支持。
手术后，在医院征求意见“要不要进行化疗”时，陈学溶表示，“我手上的这一卷到年底应该能校审完了。你们答应我一定给我一年的工作时间，就够了，不要再节外生枝做化疗。如果挺不过来，这一卷的事就做不完了。”获得新生的陈学溶积极配合护士要他锻炼的要求，对孩子们送来的各种食品尽量吃下去。手术后不到一个月时间，他就可以在儿女的陪同下，从医院步行去附近公园散步了。这时他又提出要求，将“书架上第X排有绿皮包装的X书拿来”，进而“桌子上北京寄来的稿件你们拿一些来”。就这样，陈学溶身体刚一康复，就又投入到《竺可桢全集》的审校工作中。
时至今日，陈学溶在《竺可桢全集》出版前校阅了1600多万字，帮助出版社避免了许多差错；《竺可桢全集》出版后，他又重校了日记部分400多万字。陈学溶感慨：“古人说得对，校对如扫落叶，随扫随落。我也有体会，看一遍，找出错了，以为没有了，再看，又有……”
回想着十三年来校勘《竺可桢全集》的日子，终于见到了24卷全部出齐，陈学溶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一生碌碌无为，反而是退休后做了一些事情，尤其是参加《竺可桢全集》的校对工作。能为以后研究历史的人提供一部真实的史料，我心足矣！！”
纵观陈学溶80年的气象生涯，他早年师从竺可桢先生、跟随竺可桢先生，晚年研究竺可桢先生、校审《竺可桢全集》，近观中国现代气象事业发展之历程，亲历亲见气象诸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立体的、不同于他人的气象人生阅历；他博闻强记、记忆精准，留存资料齐备，以及考证务必求真求实，因而他对中国现代气象发展史实的阐述见微知著、令人信服；他锲而不舍、执著一事，在平凡的岗位上，将看似平凡、实则不平凡的工作做到了极致，其做人做事之品德，堪为后辈之楷模。
（作者倪东鸿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编审，陈德东系中国人寿保险江苏省分公司高级工程师）
2013年6月7日陈学溶在南京家中校审《竺可桢全集》
1987年12月18日陈学溶在南京大学南京竺可桢研究会会议上发言
1935年3月气象研究所第三届气象练习班师生合影
延伸阅读
“99岁的老义工”陈学溶
2014年4月28日，由《竺可桢全集》编辑委员会、国家图书馆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的《竺可桢全集》出版研讨会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召开。作为《全集》的特邀校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原南京气象学院）退休研究员陈学溶受邀请参加此次盛会，因他已99岁高龄未能亲自出席，但他仍然拍摄了录像遥祝会议成功。
陈老祝福道：“《竺可桢全集》这套24卷的煌煌巨著现在出版了，《竺可桢全集》在编委会的顾问、主任指导下，在主编樊洪业先生等人的精心策划下，经过文稿编辑组成员的不断努力，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三届领导、三届社长，以及许多工作人员的积极的配合下，以“求实”“存真”的原则，编辑出版成功，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工作。过去我们在纪念竺可桢、宣传竺可桢、学习竺可桢也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现在有了《竺可桢全集》以后，更可以从这个《全集》里头挖出许多宝贵的东西，能够做出更好的成绩。我参加这个工作的时候已经是86岁了，很担心不能有始有终地完成这个工作，现在居然能够亲眼目睹这一巨大的工程顺利完成，实在是有幸之至了。祝大会成功！！”
2000年在纪念竺可桢诞辰110周年之时，施雅风、叶笃正等十余位院士和老科学家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写信，表达了组织编纂《竺可桢全集》、全面反映竺可桢学术成就和人文精神的期望。
2001年3月1日，《全集》编辑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宣告了这一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科学家著作出版工程正式启动。时任中科院院长的路甬祥担任编委会主任，编委会成员中有十余位院士。
编委会副主任、《全集》主编樊洪业谈到，为了更为全面和真实地反映一代大科学家竺可桢的学术成就和人文精神，很多人在不懈地努力着；14年，24卷，约2000万字，其中有太多的艰辛与付出、自豪与收获……
樊洪业说，《全集》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有“一条好汉”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原社长翁经义，有“大义竺家”的竺可桢家人，有曾任竺老秘书退休前长期在中科院机关做领导工作的《全集》副主编李玉海等。
最让樊洪业动容的是“99岁的老义工”陈学溶。这位1916年出生的老人，曾是1934年竺可桢在南京创办气象练习班时的第三批学员，后来长期跟随竺可桢工作。1984年，竺可桢研究会成立，陈学溶并不是其中的主要成员，却承担了大量的工作。《全集》开始编纂以后，陈学溶被邀请担任特邀校审，一做就做到了现在，作出了无人替代的贡献。
樊洪业动情地说：“可以说，《全集》就是他的命，编纂《全集》期间，他几次病危，又都转危为安。这样一位老人住在一个简陋的房间里，只要《全集》有事情找他，不管是审校还是作研究，他都全力帮忙。直到现在，他还在给已经出版的《全集》做着勘误的工作。”
多年来，樊洪业与陈学溶之间的通信不下三百封。有时，樊洪业由于太忙没能及时给他回信，他就对樊洪业说：“樊先生，我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跟你永别了，《全集》的事情我很着急，希望能尽快回答我。”
樊洪业说：“陈老在校审《全集》的工作中严谨、求实、细致、认真，不仅使《全集》的出版质量有了进一步的保证，而且对我们《全集》的编委们在精神上也是鼓励。”（倪东鸿 陈德东）
（来源：《中国科学报》2015-02-27第3版 责任编辑：栾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