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办公制度由来已久，一位熟悉当地历史的人称，“北戴河办公制度从很早就确立了。”
编写当地地方志的朱桂新女士对记者说，1948年10月26日北戴河解放后，一些对革命有过贡献的患有慢性病的老残人士需要得到妥善照顾。中组部招待所负责人于是在北戴河组建中组部疗养院。
事实上，作为中国现代旅游业的摇篮，北戴河很早就为人关注。
由北戴河当地政府推荐给记者的一本叫《北戴河，中国现代旅游业的摇篮》的书介绍了北戴河办公制度的情况，这本书的作者是秦皇岛日报总编孙志升。
1949年解放后不久，北戴河区人民政府统计北戴河海滨境内有中外别墅719幢，其中外国人别墅483幢，涉及20多个国家。
这些别墅在解放后被人们用来作为“人民疗养事业用房”。成千上万的人开始在这里养病、休息和避暑。
1949年6月，朱德作为第一个来北戴河的中央领导人来到北戴河海滨，住在原铁路宾馆1号楼。此后，朱德几乎每年都来北戴河休息疗养，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他曾对其夫人说，“这座山很理想，我死了若能放在这个山上是最好啦。”
1950年8月，北戴河海滨接待中央领导人和6个国家的使馆官员160余人。
1952年，中组部北戴河疗养院交中央办公厅管理局，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北戴河疗养院，规定中央干部一年有一个星期左右的北戴河休假期。
“而作为北戴河办公制度正式形成则是1953年。”
是年秋天，中央决定夏天在北戴河办公，并成立筹备组织开始在中直北戴河海滨疗养院内修建房屋、道路和水塔，还在河东寨南买地盖了几幢楼房作为中直疗养院的办公和集中疗养之地，莲蓬山南麓的别墅群交给中南海作为中央领导的夏天办公用房。
次年，中直疗养院改名为中直干部休养所，中央夏天办公的地方称一分院。
1954年11月，国务院确定北戴河休养区的使用方针是：为中央暑期办公服务。这一年，北戴河海滨接待避暑和休养人员3680多人，其中中央领导30人，部局级干部154人。
朱桂新介绍：“北戴河海滨沙子质量很好，海滩不是很陡峭，鲨鱼也很少，中央一个考察小组曾考察了大连、青岛等地，从环境、地址、路途等方面考虑最后确定了北戴河作为中央领导办公地点。”
据了解，为了保障中央领导正常办公，1954年成立了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员会，下设暑期工作办公室，为中央领导服务。
“‘文革’期间，北戴河办公制度中断，暑期工作委员会也随着‘文革’的到来取消了，干部们很多被送到五七干校。”到了1983年，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到秦皇岛视察，表明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要在北戴河办公，1984年，北戴河再次成为中国“夏都”。
这一年，来北戴河海滨办公休息的中央领导人有47人，部、省、军级以上领导379人。同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北戴河休养所和全国人大北戴河休养所先后建成，1985年，开始各自接待本部门领导来此办公和休养，这一年五大班子包括中顾委的领导都来此办公休养。
北戴河办公的内容和特点
秦皇岛日报总编孙志升在《北戴河，中国现代旅游业的摇篮》一书中对北戴河办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北戴河办公实际上带有半休养半工作性质，每年暑期，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办公的主要形式是接见外宾，开会，决定重大决策。
事实上，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的工作和在北京中南海的工作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由于北戴河环境优美，气候宜人，且中央领导多喜欢游泳，北戴河提供了领导人紧张工作后的休养条件。
原公安部长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在《红色家族的档案》一书中回忆说：“每年7、8月份是全家去北戴河的日子，除了我们，许多人家都去……这个季节就成为这些地位相近的家庭之间，一年中最愉快的交际季节。大家去北戴河都是坐火车，这种交际就从火车上开始。”
“五浴场是中直几个大浴场中最大的，全天开放，但大人们不能像我们成天泡在海里，他们要开会。所以他们在中午前后出现，毛泽东出现更晚，总是下午三四点才来。”
她在书中介绍，每逢周末，还有为各位中央首长举办的舞会，“他（罗瑞卿）一手拥着舞伴，拐杖挂在另一个手上，自乐曲开始时起步走……直到乐曲终了。我们都认为，爹爹这样子一定会长寿。”
据了解，领导人在工作之余，在海边下棋、游泳是重要的娱乐活动，罗点点书中还特别提到了彭德怀。
“在我们的记忆里，彭德怀元帅好像从不到北戴河，在我们这些家庭的交际场里，从来没有他的影子，我们能说出北戴河的别墅群里哪一座是谁家住过的，但是没有人回忆得起彭元帅住哪一幢楼。”
邓小平也十分喜欢到北戴河办公休假，他在北戴河的故事被当地人广为流传，1980年8月4日上午，邓小平在西山浴场被人们看到，有人要拍照，邓小平请游人过来，请人合影。
“那个时候很容易见到领导人。”一位北戴河街头的老人说，“当时邓小平还取消了很多的岗哨。”
邓小平复出后几乎每年都到北戴河办公休养，1989年邓小平在北戴河度过85岁生日，回到北京后提出辞去中央军委主席，1992年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到北戴河。
北戴河在中国政治中的特殊地位
北戴河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非常特殊，许多重大决策、重大事件都和它有联系。
建国后，中共中央许多重大决策都在北戴河作出。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作出炮击金门的决策，同年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的决策也在北戴河作出。
北戴河疗养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政治晴雨。“文革”期间北戴河办公制度中断，需要疗养的干部许多被送到五七干校。而到了1984年，随着一些老干部平反昭雪，疗养院又重新收回给各个部门，疗养又逐渐恢复。
朱桂新还介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北戴河办公的恢复，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重要决策都和北戴河有关，比如进行“严打”的决定就是在北戴河出台的。
1983年全国治安形势严峻，公安部7月16日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17日，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到达北戴河海滨，19日上午邓小平和刘复之谈话，拿着报告说，“你们这个报告不解决问题。”
邓小平提出三年内要组织三次战役，“严就能治住。”
在北戴河几次会见日本客人时，邓小平还肯定了农村改革，并向外国朋友展示了坚定地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其时，有一部分人对改革开放，尤其是兴建特区表示担心，邓小平对此表明了鲜明的态度。
孙志升说，1997年暑期，十五大准备工作也是在北戴河进行，十五大报告的起草班子就是在北戴河按照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和各方面的建议，进行推敲修改。
据了解，事实上，几乎每次党代会之前的酝酿会议都是在北戴河举行，这个时候北戴河最为外人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