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北岳恒山，一般都认为其在山西浑源，还有座悬空寺。但却不了解古代的北岳恒山是指今河北唐县、阜平和涞源三县交界处的大茂山。其实，在汉至清初的一千五百年间，国家祭祀北岳恒山的活动都在河北曲阳的北岳庙，直至1660年顺治才改祀于山西浑源。
古恒山与今日的恒山
秦统一中国，天下列置郡县，河北中部为恒山郡，就是因北岳恒山在其辖区内而得名，郡治东垣县(今石家庄市郊东古城)。汉初仍设恒山郡，因避汉文帝刘恒之讳改常山郡，郡徙治元氏。但常山郡的主体依然在河北境内。
浑源悬空寺
反观浑源县，其地从战国到秦汉分属雁门郡的崞县和代郡的繁峙县。雁门郡和代郡设置时间早于恒山郡，且与恒山郡相邻，却不以“恒山”为名，可以证明它与当时的北岳恒山并无关系。《元和郡县图志》：“崞县(今浑源)，本汉旧县，因山为名，属雁门郡”。
到了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诏令祭五岳、四海，祀“北岳常山于上曲阳”，上曲阳，北齐天保七年(556) 去“上”字，复名曲阳。《隋书·地理志》：“恒阳，旧曰上曲阳，后齐去上字，开皇六年改为石邑，七年改曰恒阳，有恒山，有恒阳溪。”《汉书》中明确的记载了北岳的祭祀就在曲阳。
古北岳
《后汉书·章帝纪》元和三年（86）：“戊辰，进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岳。”中山即今定州，距离曲阳不远，因而才遣使致祭。
到了三国两晋时期，北方中原扰攘，也顾不得祭祀北岳，知道北魏统一北方，才开始再次祭祀北岳。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 435) 立庙于恒岳，春秋遣使官致祭，十二月祀北岳”。北魏孝文帝还亲自制《祭岳文》，“遣使祭恒岳，荐牲玉”。北魏宣武帝( 500—515) 年间，建曲阳北岳庙，从而使祭祀北岳有了固定之所。
隋大业三年，隋炀帝亲临河北曲阳祭祀北岳，西域十余国前来助祭。
到了唐代，每年立冬之日由地方官代表皇帝祭祀北岳，同时还有多位皇帝遣使祭祀北岳。唐玄宗李隆基为祈求国家安宁，下诏封北岳神为“安天王”。今曲阳北岳庙内的《大唐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并序》和《旧唐书·玄宗本纪》均见此事。
今日的曲阳县仍在唐代曲阳县的位置
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也记载：“北岳恒山，在曲阳县北一百四十里……恒岳下庙，在县西四十步”。即指今曲阳县之北岳庙。郦道元《水经注》：“长星沟在上曲阳县西北，流经恒山下庙北”。之所以郦道元、李吉甫称曲阳岳庙为“恒岳下庙”，说明恒山必有一座上庙(上祠)。《太平寰宇记》：定州曲阳县“本上曲阳县也，属常(恒)山郡。⋯⋯北岳恒山在县西北一百四十里。⋯⋯其山有祠，曰安天王”。也证明恒山上有安天王祠。
古北岳周围的寺庙遗址，可能其中某一个就是唐代的恒岳上庙
到了唐元和十五年(820)，穆宗李恒即位，因避讳改“恒州为镇州(今正定)；改恒阳为曲阳；改恒岳曰镇岳”。
唐光启元年（885），晋王李克用到北岳庙祭祀。
五代以后，燕云十六州被契丹所得，恒山成为中原王朝与契丹之界山。《太平御览》：“北岳恒山，一名大茂山，与辽分界”。宋真宗赵恒即位后，又因避讳，恒山再度改名常山。北宋分行唐县北境置北寨，金初改曰北镇。金明昌四年(1193)以北镇并分曲阳县北境置阜平县，隶属真定府 (今正定)。从此，恒山成为阜平、唐县、飞狐(今涞源)县接壤处。
曲阳发现的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
宋代祭祀北岳的礼制更为健全。每年祭岳之祀，均命翰林、礼部详定仪注及冕服制度，并制玉册，郊祀时设立坛场，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宋真宗加封北岳安天王为“北岳安天元圣帝”，派专使奉玉册到曲阳北岳庙举行增号大典并敕建北岳安天元圣帝碑，还为北岳山神的夫人增号“靖明后”。北宋时，曾下诏以曲阳县令兼任庙令，县尉兼任庙丞，管理北岳祭祀事。
今天北岳庙中的德宁殿
元初，忽必烈特旨重新修建北岳庙，并加封北岳为“北岳安天大贞元圣帝”。 北岳庙的主体建筑德宁之殿即在这次重修中定型，并一直保留至今。北岳庙内现存元碑十通，这些碑刻和《元史祭祀志》都记载了元朝从开国皇帝忽必烈到末代皇帝元惠宗祭祀北岳的活动。梁思成指出，北岳庙内的德宁之殿的主体结构“与《营造法式》卷三十一殿身七间，副阶周匝，身内金箱斗底一图极相似”。可以说，德宁之殿的建筑结构明显地保留着宋至元的过渡特征。北岳庙正殿德宁之殿东西两面和后山墙都绘有以道教为题材的大型彩色壁画。东壁为《云行雨施图》，西壁为《万国咸宁图》，后壁为《北岳恒山神出巡图》。
北岳庙中的壁画
但宋金以降，祭北岳恒山作为一种传统仪式，礼臣奉敕祭岳，只到曲阳北岳庙，而不登恒山之“上庙”，因此对恒山的具体地望逐渐淡漠。正是因为北岳恒山与北岳庙文化联系的分离，导致了分曲阳县北境置阜平县。也导致了后世史家不重视恒山的准确地望。现存于曲阳北岳庙的《大宋重修北岳庙碑铭》：“天下之岳五，独有北岳名不著。岳有祠，不知废于何代，今庙于曲阳，由唐以来记刻皆不载废迁之由。”可见在北宋时期恒山上的“岳祠”已不知废于何代了，恒岳本身的认知度已大打折扣。
北岳庙大殿
但元以前北岳恒山在河北，而与浑源毫无关系，这在史学文献中似乎不存在异议。因为历代正史和《元一统志》以前的所有地理总志中，都有明确记载。《元史·地理志》大同府、大同路、浑源州，均只字没有提到与恒山有任何关系。金元时期的浑源人文人都不曾记载浑源有恒山。麻革《游龙山记》:“魏公( 云) ……是邦诸山, 若南山, 若柏山, 业已游矣。惟龙山为绝胜, 姑缺。”刘祁《游西山记》:“余髫龀间, 尝闻先大人言, 龙山之胜甲乡山。”元好问《游龙山》:“曩予尉大梁, 得交此州雷与刘。自闻两公夸南山, 每恨南海北海风马牛。老龙面目今日始一见, 更信造物工雕锼。”元泰定三年( 1326 ) , 当地文人韩理国作《重修庙学记》, 称颂地方官重修庙学之事“显焕于当代, 壮丽于神川” , 其所称颂者盖浑源之浑水，而非北岳。从刘祁等人的诗文可以看出，金元时期，浑源地方文人没有恒山在浑源的观念。
古恒山下发现的重修智胜寺碑记
到了明朝初年，祭祀北岳仍在曲阳北岳庙进行。洪武三年( 1370)，明太祖朱元璋颁发封“五岳”、“四海”等诸神的诏书《大明诏旨》，并在曲阳的北岳庙内为诏旨立碑，还设立礼乐局负责祭祀，等等。众多的史书和碑刻都明确记载了历代王侯在曲阳北岳庙的祭祀活动。
明洪武十年（1377），徐达受朱元璋委托到北岳庙致祭。
从明代中叶开始，部分文人开始指认浑源崞山(高氏山、玄武山)为“恒山之余脉”，并附会各种传说。
弘治六年( 1493)，兵部尚书马文升上《请厘正祀典疏》，主张改祀到山西浑源的一派其理由主要有三：1.北岳恒山和祭祀北岳的地点应该在国都的北方，而当时祭祀北岳的恒山是河北的大茂山，祭祀地点在曲阳北岳庙，均在国都之南，与京城（北京）方位不符；2.改祀到山西的浑源，是因浑源县曾为恒阴县，为恒山的阴面。恒阳、恒阴“皆指恒山”，浑源又比曲阳在国都偏北；3.曲阳交通不便。礼部尚书倪岳针对马文升《请厘正祀典疏》的议论，上疏《议改北岳疏》予以反对：宋代祭祀在河北，不是不得以的权宜之策，而是“自古以来，祭祀恒山皆在曲阳，非自宋代始”。同时，古代“改都而不改岳”，汉代不因长安而改西岳，南宋不因杭州而改东岳。于是朝廷议定“仍祀曲阳，循依旧理”。
德宁殿藻井
但到了弘治七年(1494)，有人在玄武山显赫地镌刻“恒宗”两个大字(今称为“大字湾”)。
弘治十五年（1502），已经升任吏部尚书的马文升又上疏，请改祀北岳于山西浑源州。复议期间礼部尚书倪岳又一次引经据典：“曲阳庙祀已久，当仍旧。山在浑源者，修治其庙。”“历汉唐宋以至国朝千年，未之有改。其浑源州号称恒山，亦名北岳，然祀典不闻”。《大明集礼·礼制节文》载皇帝对礼部的复议批复：“诏从之。”礼官言：汉、唐、宋北岳之祭，皆在定州曲阳县，与史俱合。浑源之称北岳，止见于州志碑文，经传无可考，仍祀曲阳。
嘉靖二十五年（1546 ）户科河南陈公上奏章请罢曲阳之祀，又被朝廷否决。
浑源悬空寺
万历十四年（1586）大同巡抚胡来贡等一些大臣，又以从京都到河北曲阳祭祀交通不便等为由，再次提议改祀北岳到山西浑源州。礼部礼臣沈鲤上书《议改北岳疏》：汉唐宋北岳之祀皆在定州曲阳县，浑源之称北岳，只见州志碑文，经传无可考。”胡来贡的提议虽被礼部驳回，朝廷仍维持在河北曲阳祀岳的历史惯例，但却改封山西省浑源州玄岳山为北岳恒山。
尽管当时明王朝改称山西浑源县玄岳（即浑源县境恒山东南之玄武峰）为北岳，并在天峰岭南新建北岳庙，但只是改封了北岳恒山的主峰，国家秩典祭祀仍在河北曲阳（曲阳北岳庙内明代祭祀碑刻百余通）。
顺治十七年（1660）七月，刑科给事粘本盛拟《厘正恒山祭典疏》上奏朝廷，要求改祀，其观点与马文升一致，但这次顺治皇帝却御批“移祀北岳于浑源”。
北京与浑源的相对位置
从此，山西浑源就成了国家祭祀北岳恒山的地方，享受古北岳恒山在河北时的政治待遇。关于清朝最终决定移祀北岳于浑源的原因，众说纷纭。清入关十余年后江山一统，恒山成为中华腹地。顺治十七年一改历代沿袭在河北曲阳遥祭北岳的惯例，定国家祭祀北岳的活动在山西浑源举行，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新兴的政权既无心理上积压的传统文化负担（不读书），也没有了北方问题之扰（只是象征性的北移，其实浑源在北京西），而且改祀后的地点直接避开了北岳主峰处于京都之南这一地理方位上的尴尬。
20 世纪上半叶，由于连年战乱，除德宁之殿稍好外，其余建筑或倾圮或改作他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多次部分修缮。
1982 年成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2000 年冬，曲阳县开始总体修缮北岳庙，维修和重建庙内一些建筑和朝岳门；庙前两座已成为污水坑的莲花池，重现了清水满塘、莲荷争艳的美景；庙外街道也改建成与庙相称的古文化街。
王处直墓彩绘浮雕
另外，曲阳的石刻很出名，1994年曲阳县灵山镇西燕川村发现的王处直墓精美的石刻彩绘浮雕冠绝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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