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取样的手绘地图
什么才是中国的真实样貌？这是一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
上海浦东新区一个9岁的女孩正在舞蹈班学习民族舞，同时还要挤出时间参加各种暑期夏令营；甘肃省定西市林洮县一个男孩“业余活动只是在操场上踢球、玩耍，周末和寒暑假就在家自己做作业学习，帮家长干些家务”；河南的一个少女，则因为家里房屋倒塌需要借钱盖新房，自己选择了辍学去打工。
陕西省渭南市，一户只有两位老人留守的家庭里，除了患有关节炎的老大爷会去专科医院开一些治疗药物外，夫妻俩有病都在附近的小诊所开药，包括关节炎的药物，得尽量保证在医保报销范围以内，从来不敢使用进口特效药。上海市闸北区的两位退休老人，患高血压的老太太每两周一次的常规检查和拿药，也要到附近的三甲医院，因为“不太相信小医院，去大医院放心”。
这些见闻，来自同一批人。他们从北京大学出发，试图描绘一个真实而完整的中国。从2010年开始，今年已经是他们第三次奔赴全国各地。
调查问卷是他们手中的画笔，家庭是这幅关于中国的图画的基本像素。依托“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项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从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中选取了大约15000户家庭，展开追踪调查，每两年记录下所有成员的收入、支出、教育、医疗的详细状况，还会记录下他们的婚姻、认知甚至情绪的变化。
“这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内容最全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这里有15000户家庭的轨迹，也是其中5万个个人的发展轨迹。”该项目主要负责人、北京大学千人计划学者谢宇告诉中国青年报社记者，“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用这15000户家庭为中国画像。”
社会的变化虽然很重要，但也很缓慢，如果没有很好的数据，你就不知道社会变化的方向
一组数字首先勾勒出画像的轮廓
在上一次调查结束的2012年，我国的私人财产总存量达到188.4兆元——在数字4后面还挂着11个零，这是“万亿”量级。平均下来，每个家庭拥有43.9万元的净财产。2010年，这个数字还只有37.5万。
这并不是唯一一幅画像。事实上，关于国民财富，由于估算方法不同，得出的数据相差颇大。西南财经大学组织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得出，2011年中国家庭净财产平均为113万元，而根据瑞信研究院的《全球财富数据报告2012》，中国在当年的私人财产总存量为20.2兆美元——前者远高于北大的调查，后者则略低。
可以确定的是，房产是其中重头。北大的调查显示，从2010第一次全国性调查开始到2012年，家庭财产的增长，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房产的增值。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城镇家庭，房产占到家庭财产的80%，而在农村，这个比例为60%。
7月25日，在北大举行的一场发布会上，“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项目推出了《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基于2012年的调查数据，第一次将目光聚焦于财富有关问题。之前的一本民生发展报告，内容不仅涵盖了收入与分配，教育与医疗，还包括了婚姻与家庭，少儿的发展，认知的情况，以及人们的态度与观念等。
“即使对宏观现象和社会总体的研究，也不能不关注微观个体。”针对这项以家庭和个人为研究主体的调查，谢宇解释，“在中国社会，个人嵌套在层层的社会组织中，其中家庭是最基础和最直接影响个人角色、地位、行为和态度的社会组织。”
除了北大讲座教授，谢宇还有一个身份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参与了美国收入动态追踪调查——一个目前正在进行的全球范围内持续时间最长的家庭追踪调查。
开始于1968年的这项调查，选取了美国5000户家庭中的18000人进行追踪访问。截至目前，基于调查的数据，已经产生了超过3000篇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将它评为成立至今“60个最有价值的资助项目”之一。
“社会的变化虽然很重要，但也很缓慢，如果没有很好的数据，你就不知道社会变化的方向，不知道不平等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不知道社会是富裕了还是变贫困了。”在北大自己狭小的办公室里，谢宇告诉记者，“美国最近的调查显示，中产阶级的家庭财富在降低，这就是大的趋势，一般你是感觉不出来的。”
2006年，时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的林建华到密歇根大学访问。在那里，谢宇向他介绍了这个调查，并建议由北大牵头在中国开展一项类似的调查。之后，北大的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很快成立，“许多的人文社科经费都投在这里了”。
目前担任调查中心主任的李强记得，中心的建立过程“非常迅速，得到了各方的支持”。这位经常和历史打交道的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对于调查的认识，则来自一段更为久远的往事。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为了经营从俄国手中夺取的中国东北南满洲铁路，日本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作为一个侵略中国的指挥中心，“满铁”设立了包括许多门类的非常庞大的调查机关，进行社会调查，搜集情报，形成内容庞杂的“满铁资料”。
与当时中国政府部门和其他学者所作的只提供笼统统计数字的调查不同，由“满铁”主导的调查以自然村为单位，以村户为对象进行，具体且全面。至今，这批资料不仅对于历史学，而且对社会学、人口学、民俗学，甚至农村金融学等学科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些数据，民国的许多基本经济情况都摸不清楚”。
在李强看来，目前北大进行的这项调查，“也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中国现在的改革一点也不亚于文艺复兴等重大历史事件，那么几十年以后我们回过头来怎么评价这场改革，就要用客观的数据说话。否则你也写文章，我也写文章，到底谁说的有道理呢？没有人知道。”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副主任任强告诉记者，“做这个事情，将来的作用比现在更大。”
每位访员遇到拒访家庭要至少敲6次门，反复解释。
来自甘肃两当县的刘宏涛，对于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的这些宏伟目标，已经非常熟悉了。从2010年参与项目成为一名访员以来，今年是他第三次来到北大参加访员培训。在5天封闭式的培训中，老师们不仅会给他们讲解调查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教给他们调查的方法。
完成追踪调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北大给每位访员发了调查证，还提前联系当地的民政部门和居委会进行协调，但是如何敲开一扇扇门，还是一个让大多数访员头疼不已的问题。
“平均每访问5户家庭就有一户拒访。”一位来自辽宁沈阳的访员回忆。为了保证结果准确，项目组规定，在被选中的15000户中，即使有家庭拒绝访问，也不可以找周围的其他家庭替代。因此，要求每位访员遇到拒访家庭“至少敲6次门，反复解释”。
对于一位来自四川的访员来说，在他面前紧闭着的大门，大多属于那些举家外出打工的家庭。遇到这种情况，他必须打听清楚这家人在外地的住址，然后由社调中心转交给那里的访员继续追访。
这还不是访员的全部工作。如果受访家庭中有女儿出嫁远方，连同她丈夫一家，都会成为访问对象，进入访员的视野。
任强解释，这样做是为了保持调查样本的代表性。
对于调查而言，样本的代表性无疑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做好这一点，项目组首先要搞清楚这些家庭“外观”是什么样。
他们没有采用根据官方界定的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来直接抽取访问家庭，而是先从参与调查的25个省份的全部区县中抽出162个，然后，在每个区县中抽出4个社区。接着，在各地招募的243名绘图员前往各个社区，用纸笔画出它们的模样。这些看似简陋的手绘地图上，不仅包括了当地的交通和水系，还清楚地标出建筑物是楼房、平房，或院落，以及在这些建筑物里住了几户人家。
最终接受访问的15000户家庭，就从这些地图中抽取。
“按道理说，应该只有第一次调查时的样本才能够代表当时的人口状况。随着跟踪次数的越来越多，丢失的情况越来越多，就难以代表当时的人口了。但是在我们的项目里，所有新家庭因为婚姻、分家而不断产生，旧家庭因为成员死亡或另组新家庭而不断分化和消失，这样基本上就能保证每年的调查样本都能代表当时的人口状况。”任强解释道。
项目组一般从调查当地招募访员。以第二次调查为例，2012年7月，372名访员接受培训后开始调查。9月，从已经完成调查的访员中又抽调人手组成10支队伍，开展异地追访。除此之外，还有29名实习生在北京对难以当面访问的人员进行电话追访。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工作2410个小时，拨打电话超过一万个，成功追访2911个样本。
村里边都报人均收入五六千，这次算出来才一两千，报上去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作为当地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刘宏涛并不担心敲不开家门，他有另外的事情需要操心。
一次，当他进入一个农户家里，打开电脑准备记录这家人的家庭收入时，坐在他对面的访问对象愣住了。
“我不知道一年收入多少钱。”那位农民嘟囔着，“几世几代都没有算过这个账，怎么现在要算？”
这样的困境，在项目开始筹备时，学者们就已经考虑到了。参与最初问卷设计的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副研究员顾佳峰记得，为了确定问卷内容，从2006年到2008年，专家讨论会隔不多久就要开一次，针对每一个问题详细讨论。
“专家们刚开始列的问题都非常学术化，普通人根本听不懂。这些都要修改。”顾佳峰回忆。在最终刘宏涛执行的调查问卷中，当涉及收入时，他要先让被访问者确定年收入大于5万元还是小于5万元，然后再确定大于3万元还是小于3万元，最后得出一个相对准确的数字。“这样就能避免信口胡诌了。”顾佳峰说，在问卷设计完成后，又花了两年时间进行测试，保证切实可行，才在2010年正式开始第一次全国调查。
一般情况下，要等到访问对象算出自己的收入，刘宏涛大约需要一个多小时。有一次，为了一个答案，他甚至等了两三个小时。而有时候，这些结果甚至让访问对象自己都不敢相信。
“村里边都报人均收入五六千，这次算出来才一两千，报上去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受访的农民看到他电脑上填下的数字，诧异地问。
“他们报多少我不管。你的收入，根据这么算下来，一年就是这个数。”刘宏涛回答。
当这些数据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之后，中国一些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逐渐清晰起来。
2012年的农村，最高5%收入家庭的平均年收入高达27000元，处在另一极的最低5%收入家庭则只有900元。而在城镇，最富裕的5%家庭平均年收入是最贫穷5%家庭的35倍。
当然，大部分家庭都在变得越来越富裕。但事实上，那些中高收入的家庭变富的程度，要远远高于低收入家庭。在城镇，这种现象更加明显。
全国188.4兆元的私人财产中，三分之一的财产被位于顶端的1%的家庭占有，而最贫困的四分之一的家庭，只占有这些财产的1.2%。如果一个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工作，那么一般而言，这个家庭的财产水平和增长幅度要高于其他家庭。
平均来说，一个有体制内成员的家庭的财产可以达到67.4万元，完全“体制外”的家庭的财产则为37.2万元。从2010年到2012年，体制内家庭财产发生增长的比例为71%，高出体制外家庭5个百分点，增长幅度也要领先其6个百分点。
收入不平等可能会降低，财产不平等可能会增加
这幅数字构成的中国画像公布后，收入和财产的分化成了最受人关注的一个特征。
根据2012年的调查数据，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73，按家庭纯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为0.49。
“作为一个关心不平等问题的学者，我看了这个结果以后，觉得很高，但不是完全出乎意外。”谢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0.73的基尼系数反映的是家庭净财产的差距，与收入水平相比，财产的分布本来就要更加不平均。”
比较而言，目前中国的收入不平等要超过美国，但美国的财产不平等要超过中国。与中国0.73的财产基尼系数相比，美国2001年的这个数值就达到了0.826。美国2007年的收入基尼系数则为0.45。
谢宇解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发生在中国的许多财富增长是由房价增长获得的。就在十几年前，中国的住房还是以福利分房为主，所以很多低收入的人也有房产并享有房价增长带来的财富增值。而在美国，房价一直由市场决定，这就使房产更集中于中高收入家庭，财产不平等程度要高于中国。
另外一个原因则在于许多富人的财产通过股票等投资手段迅速积累，与穷人拉开距离。而在中国，投资市场相比于美国还不够完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参与其中”。
“因此我判断，从长远来讲，中国收入不平等可能会降低，财产不平等可能会增加。”谢宇说。
在其他关于中国的数字画像中，贫富分化的判定程度有所不同。根据西南财大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按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为0.61。而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发布的数据，2010年我国收入基尼系数为0.48。
到底是谁的画笔出现了误差？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担任千人计划讲座教授的张晓波告诉记者，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错问题。
“主要是因为抽样和调查的方法不一样。”作为北大调查项目的主要研究者之一，这位教授解释，“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主要按照住房来抽样，可能让有房子的人能被抽到，没有房子的人抽不到，这样就导致样本中富人太多，贫富差距过大。而统计局的调查，要让人们记账，但是村里边特穷的人记不了账，所以对贫困人口统计局可能低报，造成基尼系数偏低。”
当然，关于收入和财产的笔触无法独自勾勒出这幅中国的样貌。有些学者将目光投向了画像上的其他线条。
比如留守儿童。调查问卷不仅记录下16岁以下儿童的居住情况，还要求10到16岁的儿童自我评价身体健康情况，并回答20道问题，以测量心理健康状况。
“我们经常说留守儿童自卑、性格软弱、人格受损，有了这些数据，就可以分析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主要做人口学研究的调查中心副主任任强说。
当他把在当地随父母居住的儿童、随父母迁移的儿童，以及留守儿童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情况放在一起后，发现“无论是父母双方外出打工、父母中有一方外出打工，还是随父母迁移到打工地，对儿童的情感健康都没有显著损害”。
任强解释，这可能是因为那些不能和父母在一起的儿童，并不是因为家庭破裂，“父母外出打工是为了让他们将来生活更好，所以他们不容易受到歧视”。
“如果没有调查，只看到中国有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就去想象没有父爱母爱的情况下怎么办，很容易把事实夸大。”任强说，“但其实不是没有父爱母爱，只是空间上发生了变化，他们受到的关爱一点不比其他孩子少。”
收入增长很快，但老百姓的幸福感其实在下降，这是为什么？
在严肃的研究者看来，如果不结合调查得到的其他数据，只关注显而易见的财产不平等，就可能在人的感知中产生误差。
2012年，全国87.4%的家庭拥有住房产权。住在上海的家庭拥有房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73.2%的家庭拥有；但是在河南和甘肃，拥有房子是一个家庭不算遥远的梦想，分别有92.7%和95.8%的家庭实现了这一目标。
在有房一族中，14%的家庭住房困难——老少三代同住一室，或者让12岁以上的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还有的要把床晚上架起来，白天再拆掉。但是就平均而言，每个家庭有100平方米的住房。而且每10个家庭中就有一个拥有两套或更多的房产。
河北衡水的一位农民，为了给儿子娶媳妇，花光了一辈子的积蓄盖了一幢新房，还背负了六七万元的债务。但他没有为此忧愁，“怎么也得这个数，都一样”。
一名广东的访员，曾经进入过一户20多平方米的家。6口人挤在这个被隔成两个房间的屋子里，靠男主人蹬三轮车和女主人去纺织厂打工维持生计，家里仅有的“大件”是一台21吋的电视机。但是让访员印象深刻的是，“听得出，他们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对于经常在农村访问的刘宏涛来说，从2010年到现在，最为直观的感受是“村里的路越来越漂亮，房子也越来越好”。在问卷调查中，包括了一些题目是让受访者回答是否感到幸福。在刘宏涛印象里，他得到最多的答案是“好着呢”、“好得很啊”。
只是，有时候不太搞得清楚情况的村民，会盯着这位挂着北京大学牌子的访员犯嘀咕：
“过去领导来视察都是坐着车看一圈就走了，这次你们咋还坐下来问我幸福不幸福呢？”
刘宏涛说，在他访问的村子里，“每年都有人轻生，以妇女和老人居多”。每次当他敲开受访者家门，都会被当成倾诉对象，而他不得不在访问结束后再抽出时间劝解当事人。
“村里的人往往遇到烦心事没有办法得到排解，又没有人关心。”这位即将退休的语文老师说，“5·12地震以后，村里边大多数农户都建起了坚固防震的新房，村子的面貌焕然一新。然后，新房只有空壳，里边什么都没有。”
建一座新房大约要10万元，政府补贴两万，其余要自己掏。许多村民负债，无力置买家具。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村里的人越来越少。
“中国其实有一个巨大的谜题，就是这些年的收入增长很快，但老百姓的幸福感其实在下降。这是为什么，我们希望通过这项调查能够回答。”主要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张晓波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一些答案从问卷中浮现出来。根据调查，在居民的感受中，贫富差距被认为是最为严重的民生问题，而政府廉政问题与就业问题紧随其后。总体而言，这些问题对于年轻人的影响要高于老年人，对于城镇居民的影响要高于农村居民。
在一个满分为5分的量表中，42.2%的16岁以上人口选择用3分来标示自己对于生活的满意程度。影响他们判断的，更多时候并不是实际收入多少，而是他们自己认为自己的收入水平如何。
在深圳一个父母离异的单亲家庭中，虽然母女俩去年一年的消费中，一罐92元的煤气就算“很贵”了，在娱乐上的开支仅为“一起逛了趟东门来回车票花了8块”，但女儿依然十分骄傲，因为她“一边上学一边做兼职，两个月大概有一千多块钱，能养活自己”。
“收入差距，腐败，环境问题，甚至婚姻市场的竞争，这几个因素都对人的幸福感有影响，但是到底哪个影响更大一些？这些都可以通过数据进行研究，这样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也知道哪些政策对于提高人的幸福感更有效果。”张晓波告诉记者。他有一个学生，正在把人们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与当天的天气状况结合起来，“然后就能知道雾霾天气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心情”。
一个上海女孩一年教育花费相当于7个甘肃男孩
相比于学者们的雄心，这个刚开始第三次全国调查的项目还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现在只有2010年和2012年两年的全国调查数据，很多问题还没有办法看出来发展趋势在哪里。”任强解释说，“只有第三个乃至更多的点确定了，才能看出来真正的趋势。”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说得清楚项目将会持续多久。李强希望，“如果有资金支持就一直做下去”，而张晓波则想到，一个实际的困难是在变化巨大的中国，可能10年后就有许多样本追踪不到了。“但是能把这10年追踪下来也很了不得。因为中国正好在一个转型时期，通过这种追踪，可以把这种社会流动测算出来。”
有一些问题，或许不用等待10年那么久，就可以很快看出些端倪。
当上海的一名访员进入那个9岁女儿参加舞蹈班的家庭时，一家三口刚吃过晚饭在看电视。得知要了解他们对女儿的教育投入时，夫妻俩拿出一个略显陈旧的本子，上面记着孩子从出生以来的所有花费。
孩子如今上小学三年级，从幼儿园起就开始每年学习舞蹈，寒暑假各90个学时，总共花费3000元；在幼儿园时的学费和伙食费每年要花去4560元；上小学以后每年要交1500元的校服费，还要另外花费2500元为孩子购买课外读物和书包、笔等学习用品和电子产品。当然，学习舞蹈所需的服装必不可少，每年大约花费4000元。
那个课外只能在操场上踢球玩耍的甘肃男孩，每学期需要交200元的住宿费，伙食费每月150元，一年大概有100元花在买书上，“通常是好几个孩子合伙买一套辅导书，大家轮流看”。总体花销，一年大概是1470元。
“我们以前看教育不平等都是看国家统计数据里的生均成本，那是国家财政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支出，差别不是很大。这是第一次从数据看出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发现差别还是很大的。”调查中心副研究员顾佳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2012年，全国对子女教育投入最高的地方在上海，这里的男孩平均每年获得经济投入为7102元，女孩则能获得7616元。相比而言，甘肃的情况显得尴尬，在这里，对每个男孩的投入平均为1057元，女孩则为1275元。也就是说，一个上海女孩一年教育花费相当于7个甘肃男孩。
“家庭投入的不平等是造成教育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曾经在教育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的顾佳峰说。
但是，地域的差异并不是造成教育投入差别的唯一因素。在那些父母教育水平处于高中及以上程度的家庭里，对孩子的全年投入平均是4092元，而若是父母只有小学及以下的水平，那么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则锐减至1458元。
平均而言，读书总能让你更多地赚到钱，但是寒窗苦读之后到底能多赚多少，就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了。根据调查报告，我国劳动力人口的教育回报率为7.4%——每多读一年书，你的工资将会比原来的水平提高7.4%。从数字来看，女性读书显得更为“划算”，她们的教育回报率比男性高出1.67%。
与教育投入同样差别显著的，是不同人群对于看病的态度。2012年，上海有接近60%的被调查者选择去综合型大医院、专科医院就医；在河南和甘肃只有不到1/5的被调查者会选择这样的医院，其余大多数都在诊所或者社区医疗机构就诊。如果以户籍区分，农民中只有两成的人选择去医院就医，而城镇人口中这一比例达到55.73%。
总体而言，2012年全国平均每人花在医疗保健上的钱是1187元。这一项支出占到家庭消费支出的11%，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当需要住院治疗时，平均每个人要支付9092元，其中个人负担67.1%，也就是6096元。这一数额相当于2012年全国家庭人均纯收入的50%左右。“大额度的自付住院很可能会造成家庭经济贫困。”北大的报告指出。
“这些问题别指望一出来就马上解决，但至少从全貌上能够看到社会症结在哪儿。大家慢慢地做好研究才能找到产生问题的原因机制。”对于家庭动态追踪调查的前景，任强显得信心满满，“如果没有这样的调查，有可能你把北京上海的问题解决得很好，但是这些方法要推广到别的地方行不行？那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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