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了解城市最新的发展趋势，观察全球标杆城市，通常能找到答案。
去年，新加坡、纽约两座城市先后发布新一份总体规划。在新加坡将营造一批包容、绿色街区，提供社区公共空间和服务设施作为城市下一个10～15年发展重点时，纽约有关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支持可持续生活方式和可持续消费的计划，为2050年的城市画下最显眼的一笔。
尽管伦敦规划（2019年-2041年）预计今年夏季最终发布，但有关其如何应对城市住房供给不足、城市更新下的就业矛盾，讨论已相当热烈。
全球城市纷纷进入新一轮总规修编时间，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节点或将出现：
城市发展主题正在发生变化，而对于更多后发城市而言，机遇也将在此过程中产生。
近几天，成都再度向外传递信号，将进一步对标伦敦、纽约、东京、上海四座城市。其中，一份50万字的《国际大都市规划建设研究年度报告（2019年）》出炉，将从规划角度为成都下一步发展提供实际的借鉴参考。
今年初，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明确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在新的机遇下，成都此举意欲何为？
变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总会有新的城市脱颖而出，实现在世界城市体系上的层级跃升。
伦敦、纽约、东京和上海，无不崛起于世界格局的变化中。
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让伦敦首次以“明星”城市身份出现在欧洲国家视线中；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为东京发迹奠定了基础；纽约和上海在国际舞台“亮相”，均伴随着大国关系的变化和世界地位的更替。
在规划中，能轻易找到城市的这种发展轨迹。
19世纪末，城市的兴起让纽约大都市边界开始显现，从1850年至1900年，纽约大都市区人口从160万迅速增加到620万，城镇化区域面积则增加了3倍多。面对快速膨胀的城市，1929年规划开始启动编制，初步奠定了纽约大都市区现有格局。
规划的远见卓识使纽约发展预留了足够的空间，也推动了大城市都市圈的新浪潮——1944年，“大伦敦地区”的概念亦首次在大洋彼岸出现。
庆应义塾大学环境信息学部教授严网林指出，东京全球闻名的TOD发展模式正是根植于明治维新时期。轨道交通的较早起步，使市民的出行习惯没有被汽车社会大发展所干涉，也让东京在城镇化高峰时期以前就建成大量轨道交通。良好的基础让公交引导城市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也成就了东京如今多都心的共生共荣。
如今，格局变化正在中国城市中发生。去年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明确：
将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一方面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另一方面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
这被认为首次明确了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将发挥承载发展要素主要空间的作用。
今年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在重塑东西格局的目标下，西部城市迎来新的机遇。
其中，重庆、成都、西安被赋予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任务，其中心城市的作用无疑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民盟中央经济委副主任，城市战略专家冯奎指出：
在构建国家纵深战略格局，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的时代背景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完全可以称作中国的“西部第一极”，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并列，成为中国“第四极”。
在不少媒体眼中，成都此番向先发城市“取经”，意在向“第四极”发起冲击，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寻找新定位。
拐点
研究指出，城市的人口与经济承载力存在一种螺旋上升的发展趋势。
一般来说，城市的高速发展总是伴随着人口和经济承载力的协同共进，并形成“人-城-产”均衡的发展结构。但发展到一定的时间节点，受限于既定资源条件和边界，人、城、产“正循环”将被打破。
当空间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技术红利作用衰减到一定程度，城市要继续维持发展态势，就不得不重新抉择发展路径。
在学界，这个节点被称为城市发展的“拐点”。
拐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若能统筹解决人口、产业、城市失衡问题，新形成的城市综合结构可以带来更强的人口和经济承载力，并进入三者新的“正循环”。反之，城市则将陷入路径依赖和结构锁定问题的“陷阱”，并走向衰落之路。在美国，正是因为城市面对拐点的不同选择，造就了“锈带”与“阳光区”的巨大差别。
如今，一道新的选择题摆在城市面前。
据纽约大学瓦格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郭湛回忆，2014年，白思豪成功就任纽约市长，一个原因在于他强调了城市规划对资源再分配的作用。
当时，商业与居住、绿化与工业的矛盾在纽约已经十分突出，有限的资源需要更有效的配置方式。第二年，纽约2040年规划出炉，直接指向城市对市民态度的改变，点明城市将夺回资源分配的主导权。
去年发布的纽约2050年规划，再度提及其面临的突出矛盾：作为全美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高密度催生一流基础设施的同时，也对高效利用土地提出了更高要求。若不能满足市民需求，“那么纽约将变得不受欢迎、不公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纽约能否顺利跨过此次“拐点”，将取决于能否妥善处理城市商业价值和生活品质的矛盾，取决于城市如何对待每个市民个体。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拐点”也出现在不少中国城市当中。
有人对成都、上海、杭州、武汉、重庆的人口密度和承载力进行统计，并将其与东京进行比较。
结果发现，若计算建成区面积内常住人口的密度，东京为0.44万人/平方公里，5座中国城市均高于此数值。其中，成都、杭州、重庆三座城市更是高达1.78、1.68和1.99万人/平方公里。
而若综合多项指标计算人口承载力指数，与上海的2.32相比，成都、杭州、武汉、重庆该数值分别为2.25、2.02、1.84和2.18。
在城市以人为本的治理考题下，它们都将是关键的作答者。
革新
对于当前的中国城市来说，有哪些当务之急的问题？
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印发《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28项措施指向对城市空间、人口、产业、社会、功能等各个方面的新一轮结构性改革。其中，中心城市再度被置于改革的重要位置。
而对于城市人口和经济承载力的提升，功能结构的革新尤为关键。
城市的边界是清晰的，并在一个有限的边界内发展，这是大部分城市短期内很难改变、甚至相当长时间保持稳定的。
在有限的资源中得以发展的城市，通常能够通过功能结构的改革实现城市能级的提升。这不仅包括空间规模的改变，有时还涉及结构层次、技术支持和功能等级的改变。
比如，东京、新加坡等城市，通过向天空与地下要资源，丰富了城市的空间形态，就是对结构层次的有效改造。而包括伦敦、纽约、东京等的发达城市，均曾经历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产业结构转型，则大大提升了城市功能等级。
在成都研究四座城市后，深化总结形成的《国际大都市规划建设主要经验及其对成都的借鉴与启示》中，亦透露出寻求改革之法的期望。
据其分析，纽约的开放式创新街区“硅巷”，能够提供城市创新空间的建设样板；东京的TOD建设，则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的有效借鉴。而伦敦成立夜间经济活动委员会提振消费、上海对产业用地有效分级分类推动转型升级，皆为成都推动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参照。
值得注意的是，伦敦、纽约、东京和上海，不仅代表了欧洲、北美、亚洲城市的顶尖发展水平，且均为GaWC排名中Alpha++和Alpha+级别城市。向其对标，也是向下一个世界一线城市迈进。
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成都还拟在未来5～10年，持续研究伦敦、纽约、东京、上海四个城市，重点关注其最新规划建设动态，解析城市发展变化的内在机制，并进行跟踪与借鉴，每年形成研究报告。
纵观世界先进城市，无不是拥有大视野、讲究大格局的城市。先发城市已不缺故事。眼下，种种迹象表明，成都正在开创一个新的发展时空。
文字 | 杨弃非
原标题：《成都为什么要对标这四座世界一线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