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他们”：三线人的自我认同与群体区隔
2020-04-24 00:00
作者简介：郭旭，男，贵州商学院经济学院、贵州商学院特色产业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三线建设、中国社会经济史；刘博，男，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区治理、医务社会工作。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3&ZD097 ）。
郭旭
摘要：三线建设将来自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行政管理系统所属企业的数百万建设者汇聚一起，造就了三线人这一特殊的群体。三线建设虽已成为历史，但三线人却是活生生存在的个体。因三线建设的特殊背景，导致三线人这一群体拥有较多的共同之处，并在工作、生活与消费的过程中形成了“我们三线人”这样的身份认同。与三线企业所在的当地人相比，三线人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当地人眼中，三线人是一个独特的、优越的群体。通过各方的作用，形成了“我们”（三线人）这样的身份认同和群体区隔。哪怕是在数十年后的回忆中，这样的认同与区隔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加强。
关键词：三线建设；三线人；身份认同；身份建构；群体区隔
三线建设是当代中国开展的大规模建设运动，打赢了“关系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重大斗争”，并“取得了开发西部的重大经济成就” [1] 。近年来，三线建设研究受到学界关注，对三线建设相关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已经有学者将研究视域从宏大的历史叙事拓展至三线建设的微观领域，以往被宏大历史叙事所遮蔽的普通三线建设者，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探索“三线人”这一身份标识和身份认同的形成，是窥视三线建设多元历史面相的路径之一。三线人身份认同的形成，与三线建设的阶段性历史进程紧密相连 [3] 。张勇注意到，三线人地域身份认同存在着差异，但群体身份认同则表现出了高度的同一性 [4] 。部分研究还发现三线人群体内部形成了“家属工” [5] 、“二代三线人” [6] 等身份的认同分化。现有研究虽从不同侧面触及了三线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但仍有值得拓展的学术空间。厘清三线人自我身份认同的形成和建构，对于理解三线人在大历史背景下的生存样态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主要依据口述史料和现有资料，回看三线建设的复杂历史现场，以三线建设者口述生命史为中心，追寻特定历史情境下三线人对自我身份的心理感知，探寻三线人这一身份认同的建构基础和形成过程。并力求将以往被宏大历史叙事所遮蔽的鲜活个体，重新放置到三线建设发展的历史现场，展现三线建设历史叙事的多元性，为三线建设研究提供文本资料以外的深刻记忆。
一、“我们”：三线人自我身份的建构
（一）身份认同的概念谱系
“我们”这一概念，是人们对自身所处群体和环境的自我体认，是在心理和制度共同角力下的社会建构。身份认同的词源为拉丁文idem，表达相同和同一之意。但以英文“identity”一词为学界公认，其含义也拓展到表达差异化的认同和身份。由此，这一词汇开始用以阐释个体与他人或其他群体的相异，凸显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将自己与所属群体的价值观念或者特定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联结起来 [7] 。认同或身份认同的概念形成后，被引入哲学研究领域，经历了以主体确认为表征、以社会关系为中心和后现代视域下去中心化的身份认同三个发展阶段 [8] 。而心理学则从个体认知出发来加以界定，认为身份认同“是自我概念的组成部分，它源自于个人的社会群体成员身份，以及与此身份相关的价值观和情感” [9] 。如Gordon Allport对个人在心理层面如何生成自我概念的阐释，米德对自我的“主体”和“客体”区分的研究，Rachel Kaiser将心理认同扩展到对性别和种族的界定，都是心理学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10] 。社会学则将身份认同视为衡量个体融入主流社会文化的程度表征，认同的形成主要受制于社会制度和环境，且是在持续的社会变迁中不断建构的。因此，笔者所言的身份认同，不仅表现为个体对社会身份的主观认定，即个人“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 [11] ，也是个体对其群体资格和范畴资格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价值承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和类化机制把群体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通过自我归类将自己归于某一群体，将该群体的特征赋予自身，内化其价值观念，接受其行为规范。” [12] 身份认同的社会建构，主要在通过社会类化和比较、文化观念和行为模式、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等结构性要素加以区隔中形成。
影响个体身份认同的因素，既有个体自身对群体身份的心理感知，也受制于社会历史进程和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是一个不断建构的复杂进程。以往对身份认同的研究，多以业缘、地缘、亲缘和社会经济状况为依据，进行身份的分类和群体的归类，忽略了动态社会历史进程对个体身份认同的型塑。三线建设者这一深受社会、地域、历史和组织交互影响的社会群体，其自我认同的形成和变迁，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二）“我们”的形成：三线人身份的生成与实践的共同体
三线建设者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来自不同地域和不同行业系统。比如宁夏三线建设，随着一批三线建设项目的迁入和落地，原单位大量职工及其家属随之迁来，其中有鞍钢钢丝绳厂、天津钢厂、本溪耐火材料厂迁建的石嘴山金属制品厂（54厂），搬迁职工3 400人；辽宁省瓦房店轴承厂迁平罗大水沟建立的西北轴承厂，搬迁职工3 779人；北京仪器厂迁建的青山实验机厂，搬迁职工256人 [13] 。在三线建设的带动下，先后有5万人从东北、北京、天津等地迁入宁夏，使宁夏回族自治区每7个非农业人口中就有一位三线移民，银川市每8人中就有1人是三线移民 [14] 。又比如重庆，仅1964年到1966年间，隶属于冶金部、煤炭部等15部所属企业的内迁职工46 194人，其中北京、上海、辽宁、广东等地区内迁重庆常住职工22 002人 [15] 。三线建设者来自祖国较为发达的省市，在迁入三线地区之前分属于不同行业不同系统，迁入三线地区后一些企业变为由几个企业合并组成。三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因工作需要也逐渐招收当地居民或退伍军人进入企业，这些人也成为三线建设者的一部分。
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行政管理系统的三线建设者，是如何构建起“三线人”这一共同身份认同的呢？在三线建设者的回忆和口述中，多使用三线人这一称呼，并在叙述的时候不断强调“我们”三线人这一集体身份。追随三线人的口述和回忆资料，能够清晰的看到三线建设者不断构建“我们”三线人这一身份认同。对于历史研究尤其是当代史研究来讲，口述史料是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在研究中引入口述史的视角和方法，能够改变传统研究视角，提供新的历史证据，弥补现有研究中资料的不足或缺陷。将个体经历放置于国家、地方和集体的历史发展脉络之中时，更能凸显个体经历的历史意义 [16] 。因三线建设的特殊性，一些研究领域“处于处女地状态”，口述史充当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17] 。随着三线建设研究的深入开展，研究深度和口述史料发掘取得了很大进展。除了学者，政府相关部门、三线企业、三线建设亲历者甚至部分社会公众，不断参与到三线建设历史书写中来，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回忆录和口述史料 [18] 。
“好人好马上三线”这一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颇能说明三线建设者的共同来源。虽然不乏有需要经过思想动员和政治动员，才接受内迁安排的干部职工 [19] 。但总体上看，参加三线建设的干部职工和知识分子，无论地域和所属行业系统，在动员中都要经过层层挑选，进行严格的政治背景审查。大家怀抱着参与建设祖国美好明天的荣誉感、自豪感和激情，投身到三线建设中来。四川省攀枝花市原市委书记秦万祥，就是三线建设者中的一员。在几十年后，仍能清楚记得当年在请战书上所写的话：“亲爱的党啊！请你相信我吧！让我到大西南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20] 政治可靠、技术过硬、作风优良、思想进步，既是三线人得以参与三线建设的共同前提，也是在工作和生活过程中形成集体认同的重要渊源之一。
三线建设者往往强调自己是经过层层挑选、自愿参与建设的，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最信得过的”，从而在身份源头和思想源头上找寻共同的基础。一位参与三线建设的亲历者回忆说，三线建设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但没有一句怨言。参与三线建设“是经过公社、大队、小队认真挑选的，是毛主席、共产党最信得过的农村基干民兵，是为反帝、反修、巩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自觉自愿的，不是逼迫的” [21]145 。简短的话语，道出了关键的信息：能够通过层层挑选，表明其政治身份可靠；参与三线建设是自愿的，在实践中更容易认同新的身份；理想是崇高的，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也是三线人能够在实践中迅速认同新的身份的思想基础。
在工作中只讲奉献精神，也是三线建设者的共同精神财富。一位支援安徽小三线建设的亲历者说道：“那时人的思想觉悟确实非常高，学习大庆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就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们也是这样，什么都是自己干。” [22] 厂区内需要修路，大家自己动手；建筑材料需要到码头的船上装卸，大家一起去装车和卸载。老职工和干部的思想觉悟都比较高，厂长经常深入一线与工人们一起劳动，更加激发了大家的奉献精神。类似的情节，在三线建设者的话语言说中并不是孤例，几乎所有参与三线建设的人在回忆起当时的劳作时，都强调奉献精神，这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也是形成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基础。
共同的经历，则是三线建设者构建身份认同的实践基础。大部分三线企业坐落在大山深处，交通不便，区位条件差，生活艰苦。以饮食为例，一位到六盘水参加三线建设的老人回忆，吃的十分稀缺，顿顿“萝卜烩萝卜”，很少吃上肉。有时候为了缓解饥饿的感觉，只能兑酱油水来喝 [23] 。在贵州大山深处的三线企业，生活用品匮乏，想要吃糖都只能托人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去捎 [24] 。襄渝铁路建设工地上，每天需要很多战士专门负责扛运食物，才能解决大家的饮食生活。每个月定量供应45斤粮食，其中四成高粱米、包谷面，困难的时候只有地瓜干。没有新鲜蔬菜，常年吃供应部队的压缩菜 [25] 。有时吃到的冻肉，因储藏时间过长而没有一点肉味 [26] 。可以说，在三线建设者的言说中，“苦”是“饮食生活最集中的记忆和表达” [27] 。正是有着这样共同的生活经历，尤其是让三线建设者们记忆深刻的“苦”，构成了三线建设者身份认同的基础。
较为封闭的空间地域，是三线建设者迅速构建身份认同的关键。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的核军工816厂，顶峰时汇聚了约6万人。因为企业的特殊性和保密的需要，这里与世隔绝，崇山阻隔了816厂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也阻隔了816厂人的思维以及与外界的关联。816厂“有自己的医院、公安、学校，甚至邮局……后勤保障系统一应俱全”，816厂人普遍具有“山沟意识”、“峡谷意识”，以及“中央直属企业”、“核工业部”的优越感 [28] 。封闭的环境，容易让人们形成共同的意识。在三线厂矿，医院、公安、学校一应俱全，俨然一个小社会，几乎没有与外界联系的必要。既封闭又完善，是三线厂的共同特征 [29] 。现实环境的封闭与强烈的自我认同，二者相互促进，成为三线建设者的一个典型特征。因此，时过境迁之后，三线建设者往往容易产生新的身份焦虑，这是另外待探讨的问题。
通过第一代三线人的自我叙述，可以发现“我们”三线人这一群体认同在投入三线建设之初便已开始形成。在国家动员和举国体制背景下，三线人摆脱了传统中国乡土社会所限定的地域、亲缘、业缘界限，迅速打破了以往所依赖的“小共同体”认同，形成了跨越性别、地域和原所属单位的三线建设者的身份认同。“我们”三线人身份认同的形成，虽受制于国家发展战略下的制度性动员，但更重要的是在三线建设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正是在三线建设中艰苦的工作与生活经历，使三线人逐步在感情上走向了同一化。“我们”三线人作为共同的身份标识，并非如安德森所言的以民族国家认同为基础的“想象的共同体” [30] ，而是超越民族、地域、职业和社会身份的“实践的共同体”。这一实践的基础就是三线建设的集体劳动和共同生活，并以此为基础而建构起的稳定的身份认同。
二、“我们”与他们：不对称的观感与区隔
（一）“内卷”的“我们”：日常生活的自我感知
“我们”三线人的身份建构，内化于三线建设的劳动实践和生活过程。同时，三线建设使命的崇高感和意识形态上的神圣性，保证了三线建设政治动员和生产动员的有效开展。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将近20年的时光不仅是三线建设的鼎盛时期，也是三线人群体身份自我强化和固化发展时期。借助于三线社会内部的福利制度、工资制度、奖惩制度、子女接班制度等制度性安排，形成了闭合且“内卷化”的三线身份认同的自我循环体系 [31] 。在三线人看来，“我们”是一个独特的群体，或者是因为来自共同的地域，如皖南小三线企业，其领导及员工多数来自于上海地区；或因在工作中的共同经历，形成了强烈的“我们”的认同。在日常生活中，三线人与当地人也有巨大的区别，这不只是一种来源地和工作上的优越感，更来自于日常生活和消费中造成的种种区隔。较之“落后的”、毫无技术性可言的当地人，三线人拥有太多足以自豪的优越感。安徽皖南小三线职工的日常用品，都来自于上海地区，在诸如自行车等高档消费品的配额上，小三线甚至享有比上海更为优越的选择权 [32] 。
在自成一体的三线厂矿内，设在厂里的小卖部能买到各种日常生活用品。通过小卖部，还能买到一些货源供应不足的商品。在安徽小三线（上海迁建），有上海商业部门以超过上海市区的标准保障供应生活用品。在商品消费和选择的优先权上，小三线职工较之上海市居民，都有着优先权和优越感，更不用说是与十分“落后”的企业所在地区民众相比。“当我们在消费物品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消费符号，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将自己与其他类型的人相区别，从而界定我们自己”，消费行为实质上是“进行‘意义’建构、趣味区分、文化分类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 [33] 。正是在日常消费的过程中，三线人逐渐建立起了颇有优越感的自我认同。
对于多出来的配额，小三线职工也并不会浪费掉。小三线人看到了以物易物的机会，为这些多出的物品找到了出路，将之与当地农民进行交换。如小三线企业并不需要化肥，审批下来后就在当地换大闸蟹之类。又比如肥皂，上海的要比安徽本地的好，一块上海肥皂可以在当地换得20个鸡蛋。糖、肥皂等当地供应紧张的商品，常被用来换取芝麻、花生等土特产品。三线人与当地人之间的这种物物交换形式一直存在，成为一种独特的现象。在三线人看来，当地的物价水平极低。“这样的生活，如果不是发生在皖南山区，就和上海人是一样的”，以至安徽当地人觉得小三线就是“小上海” [32] 。正是在日常生活和消费中与当地人之间的巨大差异，让三线人在感受三线建设无比艰苦的同时，发现了自身所具有的优越之处。
（二）“优越”的“我们”：群体区隔的形成
三线人在不断“内卷”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对当地人生活样态的观察与对比，进一步强化了身份优越感和认同区隔感。在日常生活呈现的过程中，更加强化了群体内部的身份认同。这样的区隔在日常消费领域表现得十分明显，如在商品选择上，三线人较之当地人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和优先权。又比如商品交换过程中，三线人所拥有的商品，与当地人所能提供者相较，形成一种不等价的交换，从而在经济上也造成了三线人与当地人的强烈反差。在具体的消费中，电影等都市文化是三线人经常消费的日常文化事项，而对当地人来讲，则是遥不可及的新鲜事物。通过日常消费的对比和反差，加强了三线人作为一个整体的认同和优越感。如一位亲历者观察到，当地文化生活贫乏，小三线企业却能够放映电影，基本每周放映一到两次，“上海放什么，我们三线厂就放什么电影，上海能放，我们也就能放” [34] 。虽然处于安徽皖南较为落后的地方，但小三线所享有的文化生活与上海完全一致。
由于三线建设单位享有较为优越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生活保障资源，以致三线人与当地人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资源上存在巨大差异，强化了三线人“我们”这一特定身份认同。同时，三线企业多坐落在较为闭塞的山区，为了给职工和家属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往往都具备全面的企业办社会职能 [35] 。这种闭锁的“单位空间”，进一步明确和限定了三线单位内部群体的空间边界，三线人在共同体生活和意识两个方面与当地人迥异，加上单位体制的刚性隔绝和二元户籍制度下的身份区隔，使得三线人和当地人产生迥然不同的生活模式和思想观念，从而影响两大群体之间的观感与区隔。由于双方的行动空间存在边界，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造成冲突，如一位老三线人回忆到，征用当地农村土地后，三线厂一般都用铁丝网围起来，外人不让进出，而当地人常常需要穿过厂区去种地砍柴，由此而造成的冲突不在少数。“大的矛盾没有，小的矛盾还是有的。” [22] 这种矛盾也再次在实践中强化了彼此的群体区隔，强化了三线人“我们”的观念。
在群体区隔的背景下，为了处理好三线单位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三线企业除了偶尔赠送一些当地人所需的物品之外，也强调工作纪律和为民众服务，从而维护三线人的良好形象。一位民兵回忆起战友时说，当时住在农户家中，“给住户正常生活带来许多不便”。为了搞好与农户之间的关系，给住户留下良好的印象，排长在每天下工之余，不顾劳累，“还为住户打扫院落、担水、劈柴、挽草把子，与住户家老奶奶拉家常，问寒问暖” [21]148 。
三线人优越的自我认同，是群体内部自我建构起来的心理概念，并在与当地人群体身份认同转化过程中被进一步强化。一些进入三线企业工作的地方青年，也往往迅速在生活模式、主观认同甚或文化理念上抛弃原有的自我认同，转而建立“我们”三线人的共同心理归属，这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原上海工农器材厂安徽征地工王志平的个案便较为典型。王志平是安徽当地人，但在进入三线厂后，与厂里的“上海人”相处融洽，工作做得也很好。王着重强调“厂里都是上海人，师傅和同事都是上海人”，自己“和上海师傅关系好，从来不吵架”，而其无线电技术也是“上海师傅教的，学起来也不吃力” [34] 。在他的言说中，能够感受到“外地人”群体的强烈影响。厂里都是上海人，已经在共同地域来源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社会群体。上海人是拥有技术和传授技术的技能的，是远远高于当地人的。他着重强调和上海师傅“从不吵架”，相处得很好，表明当地人是可以融入三线人这个外来群体的。王志平在进入小三线企业后，迅速的认同了其三线人的身份。
三、“他们”：优越的外来者
（一）优越的外来者：他者眼中的三线人
三线建设项目的调查、规划、组织、设计和施工，乃至建成之后的正常运转，都会在土地征用、劳动力补充、建筑材料使用、思想意识、生活补给等方面与企业所在地发生种种联系 [36] 。正是因为三线企业与所在地发生的诸多联系，为理解和观察三线人这一群体提供了另一个崭新的视角。
根据三线项目“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的要求，三线企业所在的地域多是环境较为艰苦、生活极为不便的地方，而三线人迁出地域多为城市，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远高于迁入地。三线人脱离了原先熟悉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在三线人的自我言说中，生活和工作的条件都是十分艰苦的，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就是物质生活上极端匮乏，精神生活上也很难讲得上富足。但若将观照的视角转换，用当地人的视角来看三线人的生活，则是另一番图景。
1966年出生于小三线建设集中地安徽祁门的徐国利教授，其回忆和观感颇具典型性。根据徐教授的观察，祁门人大致可分为当地农民、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和工人、三线厂的上海人三个“等级”。“三线厂的上海人”是“县里真正的上等人”，吃得好穿得好，“在我们当地人看来，上海人过得简直是天仙般的日子”。上海的办事处，为三线厂源源不断购运食品和生活用品。三线人的文娱生活，也是小县城居民平常享受不到的。“每逢放映好看的电影，县城就像过盛大的节日”，而三线人不仅能够经常看，“还能看最好和最新的影片”。徐国利教授观察到，三线人“在当地居民面前普遍有一种优越感” [37] 。甚至觉得，小三线厂的上海人，是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在徐国利教授的观察中，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各种物品的消费权力，三线人与当地人有着重大的区别。在日常消费中，这样的区隔很容易造成群体内部的认同，形成各自不同的观感。实际上，有着如此观察的，并非只有徐国利教授眼中的小三线地区。曾在贵州黔东南凯里有过十余年生活经历的葛兆光教授，也有类似观感。葛教授观察到，“本地和外地的认同感始终是泾渭分明”，随厂内迁来的三线人抱持着“城市人对本地人的无端傲慢”，“外地人渐渐熟悉了这个民风强悍的山城，而本地人也看惯了这些自居自傲的外地人” [38] 。葛兆光教授进而观察到，这些随厂迁来的“外地人”，“常常就是一种很自豪很得意的样子，是以一种有文化的、承担着毛主席交待的特殊使命的骄傲的外来人姿态，俯视本地人的” [39] 。 或反映了无论是小三线，还是大三线地区，都有着相似的群体区隔，尤其是优越的外来者和当地人之间，可谓是泾渭分明。
（二）“认同”的张力：在地三线人的身份观感
三线建设严格执行“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的选址方针，三线企业迁入地在自然条件、文化水平、经济发展等方面都与其迁出地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在当地人看来，发达地区迁移来的三线人在技术文化和生活方式上，代表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先进性”，表现为一种“高势能”的文化输出。即便是进入三线企业的当地人，也不断以身份化视角反观三线人与当地人之间的身份区隔。
在小三线地区，进入三线厂的当地人，在观察和体认的过程中，逐渐认同于三线人的身份。1967年高中毕业后进入淮河化工厂的江苏盱眙人何立本，在回忆起三线职工与周边农民生活水平差距时说到：“这是不能比的，当时我们的工资待遇在盱眙来说是最高的，盱眙县的一般小干部和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待遇都比不过我们厂。我们厂职工的生活水平是周边居民比不了的，我们的物资是保证供应的，粮油不用担心。穿的方面，我们不仅有布票，厂里面还会发两套工作服。当时工人不像现在，有工作服就不错了。我家就在附近，当时我穿工作服回家是很吸引眼球的，比穿一套新中山装还要洋气。” [40]88 何立本是通过招工进入三线企业的当地人，是介于纯粹的三线人和当地人之间的一个亚群体，他实现了从当地人到三线人这一身份的转变。1970年退伍后进入淮河化工厂的李坤余，印证了何立本的说法。他说进厂后“感觉非常好，在乡下没见过这样的世面。我能进入这个厂心里非常高兴，过上了城市人的生活” [40]129 。 1975 年进入上海小三线红星化工厂的安徽东至人王金忠意识到，进厂后人们的生活和交往的圈子“与没有进厂的老百姓是两个样子”。三线厂和三线人到了当地后，“我们这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改善，我们这里农民的收入也变得很高” [41]146-147 。表面上看，进入三线厂拥有一份工作，带来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的变化，更深层次的影响则是身份归属和心理归属的变化。通过进厂前后的对比，进入小三线厂的当地人逐渐认同了三线人的身份。
在大三线地区，也存在较多类似的观感。葛兆光教授观察到，一些当地人在经过招工进入三线厂矿之后，也迅速的建构起了三线人的认同，将自己与原来所属的当地人群体相区隔 [38] 。1971年通过招工进入三线企业锦江厂的彭州人杨廷发认为，“上海人来建厂，作为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受益者”。进厂后，通过和上海人接触感受到，“我们也增加了见识，毕竟人家是从大城市来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这些地方，肥皂、白糖呀，啥子都莫得。他们从上海带来之后，还可以和农民换鸡蛋，买菜那些就很方便了，对农民有一个生存的渠道” [42]57 。在杨廷发的认知中，“他们”指的是不折不扣的“上海人”。自己虽然通过招工进入了三线厂，但在潜意识中还是觉得自己与“他们”有着不一样的地方。少年时期生活在宜宾豆坝电厂的蓝勇教授观察到，“他们”（指“东北过来的那批电力人”）在生活和文化上“与本地人有一定的区别。”因东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准远超西南，与当地人“在时装、观念这些方面都是有区别的”，生活习俗方面“跟本地也不一样” [42]110 。这样的观察，实质上已经将部分三线人“他们”的身份点出。但蓝勇教授同时又是三线人的子弟，生于泸州跟随父母进入三线厂，故在他的认同中，既有代表着企业在地的“我们”，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他们”（三线人）的一部分。故在蓝勇教授的忆述中，还有“我们企业对当地是有很多正面影响的”、“我们对那些农村同学的影响也很大，我们的衣食住行、行为举止、谈吐等方面的影响都很大”、“当地人和我们厂”之类的表述 [42]113-114 。
曾亲身参与三线建设和调整的汪福琪如是说到：“当地人很简单，就是羡慕小三线的人呀！上海人来这里，工资又高，待遇又好，是羡慕呀！包括当地人在上海小三线厂做工的，我们这里称他们为‘土上海佬’，大家也都很羡慕他们。” [41]170 朴素的话语，完全重现了当地人对三线人的观感。三线人自我构建起的优越感，也传达给了当地人，被当地人所认可。从而更加深了三线人和当地人之间的群体区隔，三线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我们”的自我认同，得以完全构建起来，其影响及于数十年之后。在三线人的回忆中，通篇都洋溢着“我们三线人”这样的优越感和认同感。这既是三线人的共同记忆，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重视和挖掘。
四、结语
三线人见证了三线建设从全盛到消解的全过程，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阵痛，以三线人这一光荣的共同身份标识参与共和国激荡的社会历史变革。在三线建设开展的具体历史情境下，三线人这一群体既包括了第一代全国各地支援三线建设的人们，也包括在三线建设发展过程中通过招工进入三线系统的当地居民。同样的劳动实践，同一的思想基础和价值逻辑，生产生活中体现的奉献精神，三线建设者都认同于三线人这一共同的群体身份，且伴随三线建设的始终。在“我们三线人”认同形成后，这一身份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固化，资源分配和生活上的优势地位强化了优越的自我认知，在日常生活和观念逻辑中借由“单位社会”的性质，完成了与当地人的身份隔绝。在三线人看来，“我们”是一个整体，有着强烈的自我认同和优越感；当地人则是受“我们”影响及福泽惠及的群体；而在当地人看来，“他们”也确实是一个有着众多优越感的独特群体。站在三线人的角度，以当地人为参照，借由当地人的观照视角，完成了“我们三线人”与当地人之间的群体区隔。明了三线人身份认同的建构历程及其所隐含的逻辑，有助于了解三线建设历史和转型期社会的复杂面相，也为理解三线人群体的所思所想打开了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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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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