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陕西省文物局、宝鸡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宅兹中国——宝鸡出土青铜器与金文精华”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开展。展品共有143件来自宝鸡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时代涵盖了商周秦汉这段青铜铸造最鼎盛的时期。其中比较重要的青铜器有记录武王伐纣的利簋、最早记录“中国”一词的何尊、记录了周天子世系的墙盘和逑（一作“逨”）盘，记录了秦国早期世系的秦公镈等国家一级文物。
那么，这个展览为什么要叫“宅兹中国”呢？我们就要说说青铜器何尊和背后的故事了。
在今天关中平原的最西端，有个城市叫宝鸡；相对于省会西安，它要低调内敛得多，然而其历史底蕴却丝毫不逊色，甚至更为源远流长。秦王朝的都城在咸阳（今西安、咸阳一带），但在春秋历史上却长期定都于雍城（今宝鸡凤翔）；西周王朝定都在镐京（今西安长安），但周原（今宝鸡岐山、扶风）在商末就是周人的都城了，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西岐”。可以说，宝鸡地区正是周秦王朝的发源地。
然而，周原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先周的都城。实际上终西周之世，周原作为周人宗庙所在地的圣都，其地位性并不在作为行政中心的镐京之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周原一带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要远多于镐京。早在1960年，扶风县召陈村就出土了一批西周散氏的窖藏；1965年，宝鸡市博物馆又在龙泉巷金台人民公社征集到一件铜尊。该铜尊为方形圆角，状如喇叭，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腹围61.6厘米、底纵19.8厘米、底横20.2厘米、重14.6公斤。
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这件铜尊上现存的铭文12行119字。根据学者考释，这篇铭文说的是周成王谋划在成周营建都城，于是四月丙戌日召见各族族长，告诫他们说：“从前他们父辈为文王效忠，文王得以承受天命；之后武王又战胜了商朝，在朝廷向上天祈祷，说：我要住在中国统治人民（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成王告诫他们后，赏赐了大臣给何三十朋，何就用它来制作了这件宝尊，时间在周成王五年。所以这件铜尊就叫“何尊”。
今天，宝鸡已经建立了琳琅满目、蔚为大观的青铜器博物馆，而镇馆之宝就是这件何尊。何尊之所以能出类拔萃，正是因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中国”这个词语。不过在何尊中，“国”的准确写法是“或”。《说文解字》释“或”为“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或”字之后又分化出表示国家的“國（国）”与表示疆域的“域”。此时“中或”虽然更多还只是一种地理概念，但也奠定了后世表示政治共同体概念的“中国”雏形。
一般说二里头文化是最早的“中国”，但这是就考古文化的内涵来看，但二里头时期没有出土文字，当时人是否有“中国”概念不得而知。“中国”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
在殷墟甲骨文中，就发现商人已经具备了东、西、南、北、中的概念，商人还自称“中商”，把西方方国称为“西或”，东方方国称为“东或”。这个“中”字在甲骨文和早期金文里像一根长杆，上中下三部分均有飘带，学者推测是古代的一种侧风标杆，因为位于方向坐标的中心，所以就有了“中间”的意思，到战国文字里才省略飘带，中间的圆形也变成方形，与后世“中”的样子一致。
在这样的情况下，武王在战胜商朝以后，自称“宅兹中国”，也就说他要在商朝故地定都。这段记载在传世文献中也有提到。《逸周书·度邑》说周武王灭商之后返回，却为周室国祚夜不能寐。虽然商朝已经灭亡了，但商族在商朝故地势力仍然强大，如何保持周人对中原的统治呢？他认为以前夏朝定都的洛水湾到伊水湾一带，地势平坦没有险阻，离天帝的居室不远，是建都的好地方，于是就在中原规划修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
不过，武王还没着手营建东都就去世了，子成王即位，武王弟周公旦辅政。商纣的儿子武庚联合武王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及东夷反叛，周公经过三年时间，基本平定叛乱。之后周公就开始开始营建洛邑。据《尚书·召诰》《洛诰》，由太保召公奭先到洛邑一带占卜建都是否吉利并建设地基，之后由周公旦亲自来视察新都规模，并占卜到应当在涧水以东、瀍水两岸建都，然后举行了隆重的祭祀天地仪式，最后才启动大规模营建工作。
洛邑建成之后，由召公奭主持西都镐京事务，周公旦主持东都洛邑事务，西周王朝也由此进入平稳的“成康之治”时期。随着周朝大分封，“中国”这个词也被逐渐放大，不再局限于中原一地，而是扩展到周天子主导下的整个周朝文化圈。经过历朝历代对周边地区的兼并融合，“中国”的范围也由若干个据点形成了一块完整的面并扩张延伸。而在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民众，他们都拥有一个骄傲又自豪的名字——中国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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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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