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城公共服务榜|中国高质量生活城市,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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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11-17 00:40

上班族梦寐以求的高质量生活是怎样的?

务实的职场人期待的,不是“钱多事少离家近”,也不是实现“提前退休”的终极梦想,而是工作与生活得以平衡的舒适感。既能上班挣钱,又能从容享受家庭生活,不必担心看病和孩子上学的问题,购房置业也不再遥不可及。

让员工挣钱是老板的事情,但让他们能够享受生活却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一座城市当下要凝聚“人气”,靠的是发展机会,也靠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这样浅显的道理,在职场打拼的人懂,商海浮沉的老板们自然也懂。

一座城市能否成为“宜商之城”,公共服务的体验值能否拉满,是关键因素。

承接上期的“市场活力”,我们继续走进中国的57座城市,观测城市的教育、医疗、住房、消费、文娱和交通条件,综合评估这些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

宜业更宜居的城市,在长江中下游

榜单可能颠覆大多数人对城市层级的认知,公众认同的一线二线顺序遭遇“大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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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单上,上海和北京依然领先,却已没有“全面碾压”其他城市的气势,部分细分指标遭遇二线城市“截击”;广州,被南京、苏州、杭州等二线城市反超,勉强保住前十名的位置;深圳,以及西安、厦门、东莞等近年来的“新晋城市”,退居57座城市的中后位。

如果引进其他数据做参照,我们至少能得出两个判断:

一是较大经济规模的城市,公共服务能力还没有跟上来。“万亿GDP俱乐部”的24座城市(含准万亿城市东莞),公共服务排名不如经济排名的城市已超过一半,其中7座城市排名在第35名之后;

二是不同公共服务能级的城市,相对区域化集中。除去榜首的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公共服务的排名不仅相对靠前,而且表现比上期的市场活力榜更好。

而同样是活力区域,珠三角地区的表现却相对靠后,除去排名第十的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等城市均排名靠后,相较于市场活力榜等排名有大幅度的下滑。

再回头看经济规模和公共服务排名的PK,表现相对还不错的一小半城市,多数又是长三角地区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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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市场活力是“宜业”的标准,那么公共服务就是“宜居”的保障。“宜业”和“宜居”一起看,长三角地区对企业更有吸引力。

加上有同样表现的武汉,我们可以说,相对而言,宜业更宜居的城市,在长江中下游。

还有一座长江流域的城市——成都,这座城市的公共服务排名比不上市场活力排名,但均进入前15名,也算得上是优等生。

为什么是长三角而不是珠三角,又为什么是武汉?

这恐怕要从历史找原因了。

江南自古富庶繁华,工业化进程开启较早,公共服务资源有着长期的历史积累;相较而言,沐浴改革开放东风的珠三角地区,仅广州和佛山的部分区域有历史的沉淀,在经济腾飞的迅猛过程中,要跟上公共服务能力,压力较大;

武汉体现的则是一座人口迅速回流和涌入情况下,中西部“强省会”的行政资源调拨能力以及消费、文娱等方面的建设能力。

综上所言,公共服务这一阵,长三角城市群以及武汉恐怕要再夺一筹。

房价高了,别让企业家跑了

造成榜单排名“大洗牌”,主要是因为房子。

尽管有“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的说法,但朴实的中国人更相信,住上自己买的房子心里更踏实。

换句话说,一座能让员工轻松置业的城市,对老板们有着巨大的诱惑力。据研究团队早前的调研,房价过高是企业家放弃一座城市的最主要原因。

衡量住房压力的主要指标是房价收入比和房租收入比,也就是要花几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上或租上房子。

不出意料的,在这两项指标的较量中,一线城市和“新一线”们马失前蹄。北上广深,以及杭州、南京等城市的房价收入比,纷纷冲破15倍甚至20倍的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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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不吃不喝,买一套40平米的商品房,在深圳需要43年,在北京需要39年,在上海需要37年,在三亚需要34年。

换句话说,对于收入有限的工薪阶层而言,相当多的城市房价过高了。

从国际经验看,高昂的房价,既说明城市繁荣有吸引力,又是一种棘手的“大城市病”。过高的房价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推着企业往外“逃离”:房价上涨会带动工商业地价上涨,老板们要支付更多租金;房价涨了,想要买房的员工们更想要涨薪,想要更高的收入,老板们开工资的压力更大;谋求“权宜之计”的员工住到更远的地方,长距离的职住分离又会拉低生活的幸福感。

即使是像硅谷这样市场活力值拉满的地方,也难以摆脱高房价的魔咒。一些高科技公司掀起“逃离硅谷潮”,有寻求更低税收政策的目的,也有高房价的因素左右。

这样的结果,似乎遵循着某种规律——经济发展了,劳动力涌入,城市空间有限导致房价抬升,人的收入赶不上房价因而逃离,最终给不起高工资的企业招不到人也选择逃离。

有什么办法破解这样的“魔咒”?

在动辄15倍乃至20倍的清单中,9倍以下的房价收入比绝对算得上“舒适”模式。在57座城市中,只有4座城市符合这样的情况,分别是乌鲁木齐、烟台、银川和长沙。这4座城市中,有显著人口净流入同时经济较为活跃的,只有长沙。

换句话说,长沙是控房价的“孤例”。单以房价论,长沙会是企业家心中妥妥的理想之城。

长沙的低房价之谜,谜底是什么?

南方周末曾经对此做过深入探查:

第一,长沙有庞大的集资房存量,这些房子价格较低,满足了相当比例的购房需求;

第二,地方政府招拍挂出让的土地供应量充足,不会出现地价涨推动房价涨的情况;

第三,地方政府严厉的调控政策。

前面两个“量”很多城市很难做到,但近年来很多城市都严厉执行“房住不炒”的政策。这让人们期待楼市降温的同时,也让老板选择城市办企业有了更多的考量。

至于那些房价收入比看起来非常高的城市,也不是没有机会。房价收入比,观测的是本市的房价和本市的收入。如果用一座城市的收入去对应另一座城市的房价,那隐形的“房价收入比”可能会低得离奇。

例如,用深圳的收入到附近的东莞买房,压力就小得多。这样的结果,也解释了为什么部分核心城市的企业会外迁。既享受原来城市的供应链、资金和人才储备,又能让员工买上房享受生活,老板们何乐而不为。

楼市也预示着未来产业的走向。一方面,城市内部的企业在成本和房价的压力下,用技术升级来保障员工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可能转向周边。

这也就是说,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学校和医院,哪座城市最强?

如果看房子,很多人们觉得很强的城市都不算亮眼;如果不看房子,这些城市却又有相对还不错的表现。

先看教育和医疗。好的学校和好的医院,果然还是“有钱”的城市多。

从一线城市看,复旦大学评定的百强医院,48%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座城市;而年人均教育投入中,北京、上海和深圳均超过4000元,广州则以近3000元的数据位列第十。

从区域看,可圈可点的是长三角地区。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城市,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的排位都跑到前头。这是财大气粗的江南持续投入公共事业的结果。

这样的表现,也抬升了长三角城市群在公共服务榜的整体排名。

上好学、看好病是普通老百姓的朴素愿望,这也是地方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

从当前的情况看,尽管许多地方的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但城市之间依然存在优质教育和优质医疗的供给鸿沟。

以学校为例。我们暂且不看重点与否,单看生师比,即多少学生才能“分到”一名教师。国办发〔2001〕74号确定的标准是,小学学生与教职工为19:1,初中为13.5:1,高中为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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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情况是,57座城市中,小学和中学均达标的城市只有34座。

城市之间的分化还比较严重。在北京,6.45个中学生就有1名教师;而在东莞,15.22名学生才有1名老师。换句话说,东莞的中学教师平均教的学生,约是北京教师的2.5倍。

这样的“鸿沟”,根源在于经济高速增长衍生的“大城市病”。

简单来说,人来得多了,但建学校建医院的投入和速度跟不上。一方面,建设学校和医院需要时间;另一方面,人口过快涌入的同时,地价被拉升,加大了建设用地和投入的难度,同时还有户籍政策等原因的牵绊。

这造成了许多城市学校和医院的供给不足,或者陷入结构性紧张的局面。

但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例如深圳在教育的高投入,已经将城市拉到了全国第8名,实现了中学、小学生师比的“双达标”。

教育具有强外部性。根据陆铭研究团队预测,如果给每100个中小学生配备的老师数量增加1人,在长期内可以推动当地的年均经济增长上升1.07个百分点。

这里面有很复杂的门道。简单来说,教育条件好了,能留住更多的上班族,提升一个企业的运作效率。无数家企业效率都提升了,经济不增长都难。

这也从侧面证明,老板需要城市有好的学校。

再看消费资源和文娱资源供给。我们的参考指标是购物中心数量、消费者满意度、公共藏书量和影院数量。(鉴于出行交通领域还受到地理原因影响,影响复杂,这里暂不做讨论)消费资源和文娱资源供给的城市排名,更像GDP和市场活力榜的城市排名。换句话说,这两块资源供给,与经济体量和市场活力贴合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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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和文娱资源供给的排位上,上海、北京和深圳均位居前列;而苏州、杭州、南京等“新一线”超过“老一线”广州,成都、宁波紧随其后。消费和文娱资源供给的十强城市,跟2020年的GDP十强仅有两城的差异。

如此高度的重合度其实不难理解。一座城市的经济体量越大,人口规模越大,就越有购物中心和影院的市场需求。教育和医疗是公益事业,需要行政资源的调配和投入;而消费和文娱的需求可以通过市场手段满足(公共藏书还属于行政资源投入),用市场来养活。

也就是说,拥有好的购物中心和好的影院,可能更容易。这告诉老板们,不需要过多为员工们的吃喝玩乐需求担心。

但这并不意味着,满足消费和文娱需求就不重要。

研究团队曾经提出,中国城镇化正进入“就业价值”和“体验价值”双重导向的新阶段。城市有好看好玩又有文化内涵的消费空间和文化空间,将是让人才留下来的重要手段,是让企业尤其是好企业留下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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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以成都、西安、厦门等城市为代表,壮阔的国潮时尚景观激发了城市的人气和消费活力。

但这些城市或房价高企,又或存在教育或医疗的短板,这些短板如何补足,与消费、文娱资源供给的优势结合,形成均衡的公共服务供给?

从榜单上看,能获评“全面优秀”的高质量生活城市还未出现。我们期待这样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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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商之城”研究团队:

统筹:姚伟新、孟登科

执行统筹:戴春晨

指标模型编制:戴春晨、郭倩倩

数据挖掘与处理:黄艳欣、郑璧薇、苏经俐、孙楠欣、徐红梅、王静、郭晨杰、杨晓鑫、龙晓旭、齐楚、刘玮钰、陈晓楠、葛安娜、田也、邓玥、吴杨、程瑜婷

数据分析:戴春晨、危昱萍、郭倩倩、邓丽萍、吴杨、葛安娜、刘玮钰、邓玥、陈晓楠、王静

章节执笔:郭倩倩、陈晓楠、龙晓旭

可视化:白桦

*如需要完整榜单,请在公众号“唯一的城”后回复关键词“公共服务2021”。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宜商之城”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