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先生于2011年2月15日晚8时去世。我人在西安，未能前往北京向先生做最后的告别。在此回忆一下跟随先生学习的经历，作为对先生的一份纪念。
一、偶然报考，侥幸录取
读硕士期间，很早就打算念博士。当时想跟随田余庆先生，得知田先生不招生之后，只能将专业确立在硕士期间用功的方向：隋唐五代史。给国内几位治隋唐史的先生写了信。北京大学荣新江先生回了信，是他的博士生余欣代写，介绍注意事项非常详细。这样我就打算报考荣先生的博士。
当时，几个朋友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他们对我很关心，觉得荣先生偏重敦煌学，并非我倾心的纯历史学，在上何先生的课的时候，很热心地向何先生谈起我。何先生已经有几年没有招学生，欢迎我报考。得知这个消息后，很兴奋。我从本科开始，就对魏晋南北朝史感兴趣，毕业论文写的是北朝史。于陈寅恪先生，以及四大名旦：周一良、唐长孺、王仲荦、何兹全，加上田余庆先生，我是奉为偶像的。田余庆先生比较年轻，觉得有可能亲炙，其他的先生我都没敢想过能做他们的学生。这个意外的惊喜之后，我基本上放弃了准备北大考试，将重心转移到魏晋南北朝史。朋友赵满海将他收藏的《读史集》相赠，马学清特地到国家图书馆为我复印了《中国古代社会》。陕西师大图书馆里面能够见到的何先生的论著和他编的书，基本上都读过了。
2002年3月中旬的考试，考砸了，外语听力基本上没有听懂，后来知道得35分。是何先生从中斡旋，我才得以被录取。臧文旭老师告诉我这个消息之后，我不是很积极。因为肯定是自费。作为农家子弟，我不能再增加父母的负担，所以选择去工作。对于何先生，我很感激，打电话给先生，解释了我的顾虑。何先生表示理解。过了几天，臧文旭老师又打来电话说不是自费，费用减免一半：有个学生不想上了，我和谢乃和兄分享了这个名额。这下还把我给难住了：去宝鸡文理学院的协议都签了，课程都安排了，再说一万八千元的学费我也交不起。又一想，何先生和北师大历史系，为我费心如此，不上恐怕太不识抬举了。最后，在刘蓉师姐的劝导下，更在张艳云、吴洪琳两位老师，赵豪迈杨小慧兄嫂的资助下，我决心去北师大学习。打电话给先生的时候，听出来他很高兴。
没有何先生从中斡旋，我不可能在2002年读博士，人生的轨迹肯定是另外一种，而且是更为曲折的一种。对于这一点，我深深感激。
二、上课
九月开学，给何先生打电话报到，先生让第二天去家里。清晨八点，我就到了小红楼下，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将近一个小时，在门外徘徊，遇见了韩国师兄安询亨。进门之后，我奉上礼品：绞股蓝一盒。先生立刻规定：上学期间，不要给老师带礼品。礼品没有强行退回，这是通人情之处。不久陈琳国老师和刘蓉师姐，来自韩国的朴寿晶师姐，也到了。先生又规定，以后礼拜三、礼拜六上午都是上课时间。地点是他的书房。之后的三年，除了寒暑假，有两年半的时间，礼拜三、礼拜六上课是雷打不动的。
何先生对上课很重视。上课期间，书房是紧闭的，郭先生（何先生的夫人郭良玉师母）也不允许进来。上课期间，曾经有多位来访者被拒之门外。有些不能不见一下的。何先生出去，稍坐，对客人说，我在上课，然后回到书房上课。被拒绝者，就有校、系的领导。
何先生的教学目的没有达到。他是很想讨论一下“魏晋封建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可是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对这些问题感兴趣。所以，谈着谈着，就谈到伊拉克战争、非典、东北亚的国际形势、国民党的历史，或者谈到胡适、傅斯年、何柄棣、启功等人上去了。甚至从韩国师姐的发型谈到女性问题上。03级的石俊志加入上课之后，就聊得更远了。本来郭先生是不让进来的，常常一小时之后，她就拎着点心、热水瓶进来，要求茶歇。进来之后就不走了，保证坐着听不说话，实际上还是要插话。礼拜六又是何芳川看望父母的日子。有时候回来早了，也要求听听。芳川先生口才真好，他一加入，话题就更加离题万里。
虽然没有谈“魏晋封建说”，不等于我们没有学到历史。怎样看待胡适、傅斯年，怎样看待何柄棣、余英时，怎样看待周一良、启功……何先生跟他们亲自交往过，见解往往不同流俗。比如，何先生说启功先生是道家，是庄子的道，不是老子的道。
上百次的家中授课，我深切地感到，何先生的家真是美满。经常我们到了之后，郭先生正给何先生按摩，上课中间，给何先生端来水，端来药，端来水果，一边往进走，一边弓着腰坏笑，一边叫“老爷”。在外面走，何先生经常拉郭先生的胳膊，生怕莽撞的师母乱走。一次吃完饭，往回走，有位老校工蹬着电动三轮车过来。何先生挡住，问来问去，最后给郭先生说：“咱也买一辆，我把你拉上。”在何芳川先生面前，老两口更像一对孩子。
三、师母郭先生
在校期间，我帮助何先生收发邮件。每天到何先生家去一次。每次都见不着先生，开门的是师母，经常是从门里递出来一瓶饮料或者一个水果，每天都有，不能不拿。不拿，就虎着脸，说：长者赐，不可违。有时候，让进门，进门后不见先生，先生在书房里伏案写作，或者看书。师母交代点事情，或者聊聊天。聊天，就说明今天心情不大好，或者有点寂寞。
何先生是学者，看得高远，却怯于行动。郭先生性格豪爽刚烈，敢作敢当。师门中间流传师母的逸事不少。经典是打警察。抗战期间，逃亡到了长沙，在街上逛。看见警察打一个妇女，师母上去就打警察，都打出血了。郭先生是家里的领导，有师姐告诉我，何先生也怕郭先生。我们都同意。
我爱书，到先生家坐下后，眼睛转来转去看书名。有一次师母就给我说，去别人家里做客，眼睛千万不能转。经常问，给父母打电话了没有？要说没有，就很生气。过年回家的时候，去辞行。郭先生总要我坐下聊聊。然后，给我父母一些礼物。当时我没有对象，郭先生给我物色了一个，后来听说我要回西安，就没有提起过。
有时候，郭先生就像个孩子。楼前是学校幼儿园，当时正要盖个三层楼。师母立即写信抗议，说是挡住了她家的光线。学校要砍树，写信抗议。学生倒米饭，扔馒头，写信给校领导反映。我知道郭先生爱玩玉石之后，就在西安给她带过一些假玉器，她非常喜欢玉石雕的小兔子。有一回，她很难过地对我说，我送的一个小玩意她转送他人了，她有点舍不得。我立刻答应下次给她再带，她才高兴起来。毕业之后，我曾想去北京看老师的时候，给郭先生带点值钱的玉器，没想到她2006年就去世了。
郭先生写的《平庸人生》，中华书局出了，是非常生动的自传。
四、先生对我的教诲
何先生说，他的学生没有一个跟他学。其他人我不敢说，我做学问的路子的确是学习黄永年、田余庆二位先生多于何先生的。虽说如此，何先生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何先生收了我们几个学生之后，明显感觉他有压力了。好几次跟我们谈论文选题。给我说：你看是不是沿着硕士的方向，写个“隋唐时期的洛阳”。我很固执，拒绝了。我想，我是来学习魏晋南北朝史的，不写隋唐史论文。现在看起来，何先生建议的题目是个富矿。如果做这个题目，说不定我都弄出点动静了。
虽然他没有说啥，我能感觉出来，他有点担心我。2003年暑假，我没有回家，7月初吧，我去给先生送报纸，顺便带去了一篇关于北魏孝庄皇帝的论文。几天后，去见先生，注意到他态度有变化。让我坐下后，还给我一把扇子，说，热了就扇扇，谈了谈家里没有装空调风扇的道理。之后，又夸起来小红楼好，住在里面之后，这几十年顺风顺水，风水很好。聊了半天，将论文交给我，说：写的不错，就这样写下去。过了一段时间，又叫我去，说：你的逻辑不行，看点逻辑学的书吧。
何先生2003年发表于《文史知识》的《读三国志札记：荀彧之死》，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这篇文章的手稿，交给刘蓉师姐录入电脑时，我借来复印，仔细学习过。荀彧之死的悖论就在于，他早年那么拥护曹操，为何晚年反对曹篡夺？何先生从思想观念史入手，来解读这个悖论。从中古时期的君臣关系来谈荀彧的悲剧。中古时期的君臣关系，并非简单地指皇帝和大臣的关系，上下级之间也能结成君臣关系。一旦委质为臣，就要绝对效忠，君父也不能干涉。荀彧本来是曹操的幕僚，和曹操是君臣关系，所以他效忠于曹操，而非汉室。后来，他担任了侍中，就和汉献帝建立了君臣关系，所以荀彧改为效忠于汉室，反对曹操的篡夺。这篇短短的札记，却是在一个宏阔的视野下来观照，结论可信。尤其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可谓明快。后来我研究范晔，就模仿了何先生的方法。
五、师恩难忘
何先生对我的影响不仅仅在学术上，在做人上一样为我的楷模。
著作出版后，先生自然地留给每个学生一本。刚入学，就得到一本精装的北师大版的《中国古代社会》。之后的《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中国文化六讲》，早就签好名放在那里，等我们去上课，就笑眯眯地给每个人一本。2009年4月，我去北师大开会，看望先生，先生让我开完会再来。临行告别的时候，先生送我一套新出的《何兹全文集》，说，手颤，就不题字了。
每年先生和师母都要请学生吃饭。我们请他们吃饭最后也总是师母付账。北师大实习餐厅是何先生请客的御用馆子，服务员也习惯了只接受师母付款。2009年，98岁的先生照例掏出几百块钱交给宁欣老师，让她请我去实习餐厅吃饭。
上学期间，先生多次问起我是否要留北京。2004年冬季，何先生知道我要回陕西师范大学，特意将我叫去，问我：是不是要他给赵世超校长写封推荐信，还说史念海先生要是在就好了，史先生是他的好友。最后先生还是写了一封措辞略显夸大的推荐信给陕西师大。
这是老一辈学者的风范。这是一种让人温暖的传统，虽然这个传统现在已经难以为继。我很幸运，得到了何先生、郭先生的关照。
先生走了。以后去北京，就不能去小红楼看望老师——哪怕是短短的一握手，也是对学生莫大的安慰。
先生，您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