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浩荡数千载的历史中，做过都城的地方还真不少，这些地方要么是膏腴锦绣之地，要么是四方辐辏之所，要么是山水形胜之城。倘若以次数为指标进行排名，西安和洛阳无疑是力拔头筹的热门之选。
到底是西安还是洛阳呢？还是以史实为依据吧。
我们先确定一下古都的评判标准。
首先，建都于这座城的王朝应为正统历史所承认，过渡政权不能算，如新莽政权、武周政权、大顺政权等。
其次，这座城应该是出纳最高政令之所，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不是皇帝和中央官署驻跸之地的“陪都”“别都”则不算。
接下来，就让我们基于上述评判标准，来盘一盘西安与洛阳做过哪些政权的首都。
关陇山河雄都魂
西安地处关中平原腹地，这座底蕴深沉，积淀厚重的历史名城，得“八百里秦川”天府之资，享“四塞之国”天险之利，进可以长驱东进，荡决天下，退以可据险自守，养兵待时。如此得天独厚的“用武之地”“形胜之城”，让西安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很多王朝建都的首选。
历史上最早在西安一带建都的王朝是西周，大约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武王克商后，将都城定在了镐京，即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一带，是为西安做都城历史的开端。
公元前771年，西周被犬戎所灭，镐京沦为丘墟。此后，第二个在西安一带建都的是秦，秦自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算起，直到公元前206年灭亡，都城一直在咸阳。目前学界对秦都咸阳的城市范围说法不一，但其和今天西安市的辖区有所重合当是无疑的。故而从这一点上讲，秦都咸阳的历史也可被算做是西安建都史的一部分。
继秦之后，在西安建都的是西汉王朝。汉长安城故址在今西安市西北，当时这里是“四方辐凑并至而会”的大都市，这里承载了汉帝国的勃勃生机，同时也见证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奋发向上和积极进取。
到了东汉末年，天下纷扰不断，把持朝政的凉州军阀董卓，迫于关东讨董联军的军事压力，于公元190年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又一次成为了汉帝国的都城。不过这时的长安城并未给董卓带来长久的安全，西迁长安才仅仅两年，董卓就成了吕布的刀下之鬼，看来所谓的“鹿走入长安，方可无斯难”的预言并未在董卓身上应验。
西晋末年，长安再次短暂扮演了都城的角色。永嘉之乱后，晋宗室司马邺于公元313年在长安称帝，这就是历史上的晋愍帝。当时，西晋王朝已是大厦将倾，颓势难挽。愍帝君臣在风雨飘摇之中苦苦坚持了四年，最后被迫于公元316年向匈奴人建立的汉国（后改国号为赵，史家称之为前赵）投降。就这样，西晋王朝在长安过完了它最后的光景。
西晋灭亡后，中国北方进入到了十六国时期，在这段遍地狼烟的岁月里，长安先后做过前赵、前秦、后秦三个政权的都城。北魏晚期，北魏孝武帝元修不堪权臣高欢的欺凌，乃于公元534年率宗室朝臣西奔长安，自此北魏分裂为了西魏和东魏，长安遂成为了西魏的都城。公元557年，西魏权臣宇文护拥立宇文觉为帝，建立了北周政权，依旧以长安为都城。
公元581年，北周全臣杨坚代周称帝，建立了隋朝，杨坚就是著名的隋文帝，中国历史自此步入了辉煌灿烂的隋唐时代。隋朝开国后，杨坚认为汉长安城从西汉沿用至今已经破旧，且常受渭河洪水的侵扰，另外，受所处之地空间狭隘的限制，汉长安城已无继续扩大的余地。
此时，汉长安城已不再适合做新朝的首都，杨坚决定另起炉灶，再建新都。
隋开皇二年，即公元582年6月，隋文帝杨坚命令在汉长安城东南，今西安市市区一带建立新都城。兴建新都城的工作由隋室重臣高颎牵头，具体的营建创制之事则由太子左庶子宇文恺负责。由于杨坚早年曾被封为大兴公，故新都城被命名为大兴城。
唐代的长安曾是世界性的大都市，这里见证了初唐的锐气，盛唐的辉煌，同时也见证了中唐的挣扎，晚唐的衰亡。
唐亡后，西安不再被此后的中国历代王朝选为帝都，虽然闯王李自成曾在西安建国称帝，但由于大顺政权不在正统之列，故这段短暂的历史也就不计入西安的建都史了。
由此来统计，曾以西安为都的王朝有：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共计10个。
但是也有两种特殊情况：一是东汉末年，汉献帝被迫迁都长安。但六年后便被曹操迎到了许昌；另一个是西晋末年，晋愍帝在长安只待了3年就亡国。
但东汉、西晋两朝毕竟是正统王朝，且两朝末年在长安定都也都是国家意志主导的行为，因此也可以算上。
这样算下来，西安一共当过12次首都。
龙兴河洛居北辰
洛阳地处中原，地理位置优越便利，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用北宋学者李格非（李清照之父）的话来说，“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严阻，当秦陇之襟喉，而燕赵之走集”。明末清初时期的著名地理学者顾祖禹，则称赞洛阳是“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
得益于上述优势，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王朝都看中了洛阳，将其选为了定都之地。
此后，代夏而兴的商朝也曾将都城定在洛阳附近一带，这座商都就是西亳。西亳地处邙山与洛河之间，其具体位置大致在今偃师西南的尸乡、大槐树、塔庄一带。
周王朝灭掉商朝后，出于更好地控制殷商遗民以及加强对东方新征服领土控制的考虑，在涧水以东，邙山以南，洛水以北，瀍水两岸的地方，建起了洛邑城。犬戎攻破镐京后，周平王鉴于镐京残破，乃于公元前770年东迁洛邑，此后洛邑便成为了东周王朝的都城，直到公元前256年东周王朝为秦所灭。
东周王朝灭亡后，洛阳再一次成为全国性王朝的都城是在东汉时期。自光武帝刘秀开始一直到汉献帝被董卓胁迫西迁长安为止，东汉王朝一直都以洛阳为都城，号令天下，治理四海。东汉末年，汉献帝曾一度随曹操居于许都。曹丕代汉称帝后，则将都城又迁回到了洛阳。此后，取代曹魏的西晋继续以洛阳为都，一直到公元311年，洛阳被匈奴人建立的汉国军队攻破为止。
北魏终结了十六国时期的乱局后，中国北方复归于安定。北魏的第七代皇帝孝文帝拓跋宏（后改名为元宏）是一位仰慕汉文化的君主，为了进一步推进汉化改革，他于公元494年将北魏的都城从平城迁到了洛阳，洛阳再度成为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时代一直以大兴城为都。到了隋炀帝杨广继位后，洛阳的政治地位上升。隋炀帝下令营建东都洛阳，并将都城迁到了这里。
至于隋炀帝迁都洛阳的真实想法是什么，目前有观点认为是隋炀帝想借此脱离关陇军事贵族势力强大的关中地区，进而达到加强皇权的目的；还有说法认为，洛阳当时水陆交通便利，在经济上便于接受来自南方的粮税贡赋。
到了唐代，洛阳的政治地位仍旧重要。唐显庆二年，即公元657年，唐高宗李治下令以洛阳为唐王朝的东都。在武则天时期，洛阳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武则天登基称帝的地方就是在洛阳。
不过，有唐一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唐廷的政治中心仍是长安。公元904年，朱温迫使唐昭宗迁都洛阳，在唐朝最后几年的时光里，洛阳成为了唐朝的首都。不过此时的唐王朝已经名存实亡，洛阳城里的皇帝和朝廷已经成了朱温手上的玩物，早已不具备统治天下的号召力了。
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建立了后梁。后梁都城初在开封，后于公元909年迁都洛阳。公元913年，后梁末帝朱友贞称帝，又将都城改回至开封。除后梁外，在五代十国时期，曾以洛阳为都的王朝还有后唐和后晋。
北宋建立后，洛阳成为了宋廷的西京。宋太祖赵匡胤曾想迁都洛阳，但终因多方反对而作罢。当然，当时北宋也确实不具备迁都洛阳的条件。由于北宋实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在京城驻屯了大量的禁军。这些禁军平日里需要南方运来的粮米供养，所需甚大，所费甚巨。这就决定了北宋必须以漕运便利的开封（当时叫做东京汴梁）为都，而一旦迁都至洛，由于洛阳没有开封那样的运输条件，那么大量禁军的吃饭问题就会受到影响，国家的治理成本就会大增。所以北宋定都开封确有其迫不得已之处。
洛阳在20世纪30年代，还曾短暂做过国民政府的“行都”。1932年1月28日，日寇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驻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平日里繁华锦绣的上海成了抵御外侮的战场。由于受日寇兵锋的威胁，国民政府被迫于1月29日做出了迁都洛阳的决定，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也移驻洛阳，国民政府还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
在洛阳期间，国民党先后召集了两次会议，一是3月1日至6日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会议决定定洛阳为战时首都，西安为陪都，并推选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二是4月7日至12日召开的“国难会议”，并通过了《国难会议宣言》。
此后，由于《淞沪停战协定》的签署，局势暂时缓和，迁至洛阳的国民政府各机关又于同年5月30日迁回南京办公，洛阳短暂的“行都”历史至此也就宣告结束了。
这样通过以上内容可知，历史上曾在洛阳建过都的朝代分别是：夏、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公元904-公元907）、后梁、后唐、后晋、中华民国，共计13朝。
东西两古都，古今一脉承
通过上文的比较可知，在西安建都的朝代或政权是12个，在洛阳建都的朝代或政权是13个。
所以，洛阳应是那个十三朝古都。
当然了，西安、洛阳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都承续着中华民族自古及今生生不息的生命血脉，堪称是中国历史星空中的“双子星座”，中华文明群山中的“两座高峰”。
今天，当我们行走在西安的街头，徜徉在洛阳的市井，我们依旧能感受到来自于文明深处的厚重博大，依旧能触摸到源自于历史积淀的卓尔不群。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无论是谁建都的朝代多，西安和洛阳都同样的卓越，非凡和伟大。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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