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条毛毯，经朱德赠送，被周恩来冒死保护，真正的主人却并非他俩
2024-07-09 17:50
发布于：天津市
1937年4月下旬，一辆卡车从延安启程，车里坐着周恩来、张云逸、陈友才等人。当时，坐在卡车里的这一行人正准备去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谈判。那天的天色有些阴沉，加上周恩来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在周围人的提醒下，周恩来还特意随身带上了一条毛毯。
此次行动事关重大，因此在出发前，陈友才就向同行的警卫战士们详细介绍了西安的情况，并将任务细化到了每一位战士，哪个人具体负责什么工作，这些都是提前就讲清楚的。
完成部署之后，为了进一步保障周恩来等人的安全，陈友才又专门强调了一些注意事项。等这些事情都彻底安排妥当后，这辆卡车才从延安南门兵站正式出发，当时是上午9点。
然而，这一重要行动的消息，还是被敌人的特务给打探到了。那个特务名叫冯长斗，很快他就将周恩来的行踪报告给了在延安、宜川地区行动的政治土匪和反动民团。
刚刚离开延安的时候，需要走很长一段距离的山路，山路又窄又陡，卡车行驶在上边的时候，颠簸得非常厉害，像是一位喝了酒的醉汉，随时都有可能摔倒。
车内战士们的情绪十分高涨，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边区，再加上执行的是这么重要的任务，所以，大家一路上都非常激动。
卡车驶过红军防区三十里铺兵站之后，又穿过一道峡谷，进入了一小片平地，先前被高耸的山峰遮挡住的太阳，又重新出现在天空中，战士们通过车窗望向外边，春日的北国美景一览无余。突然，附近传来“啪”的一声，危险降临了。
一位小战士最先听到了这古怪的声音，他对身边的同志说：“这是什么声音呀？听起来像是放羊人驱赶羊群时，甩鞭子的声音！”人群里立即爆发出一阵笑声，大家在心里感叹着：边区的生活就是好，大清早的就有人出来放羊了，只要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一定能成功。
过了一会儿，一位经验丰富的战士意识到了什么，他突然说道：“情况不太对啊，这里的地势这么陡峭，树林又这么茂密，谁会到这里来放羊？”战士们还来不及思考的时候，卡车就被敌人包围了，紧接着，子弹密密麻麻地射了过来，如雨点一般。
来不及等到卡车停稳，周恩来马上大声喊道：“大家快下车，快！散开，隐蔽，向敌人还击！”接下来，周恩来沉着冷静地指挥着战士们还击敌人，同时也指挥着大家朝卡车右侧的树林里转移。
敌人显然早有准备，他们是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围攻过来的，而且人数是我们的好几倍，所以，这场战斗进行得格外残酷。最终，陈友才、陈国桥等10多位战士英勇牺牲。
战斗基本结束后，那些匪徒高喊着“活捉周恩来！”的口号冲到卡车附近，之后他们就看到了那个倒在地上的穿西装戴礼帽的人，当时那人被6发子弹射中，已经牺牲了。
猖狂的匪徒在那人身上到处翻找，终于找出一张印有“周恩来”三个字的名片，就这样，匪徒们以为倒在地上的人就是周恩来。为了发泄愤怒，匪徒又朝地上的人捅了好几刀，之后才大呼小叫地离开那里。
当时躺在地上的人其实是陈友才，为了确保周恩来的安全，出发前故意做了这样的安排，陈友才穿西装戴礼帽，而周恩来和普通战士的着装相同，穿的是新军装，这也是战士们在革命斗争中逐渐摸索出来的智慧。
枪声惊动了驻扎在附近山上的通讯班，毛泽东听到周恩来遭遇袭击的消息后，也很快赶过来了，随后，毛泽东焦急地说道：“不要有任何顾虑，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你们都得把周副主席给我救回来！”
警卫队的指战员们很快就出发了，等一行人赶到三十里铺附近的时候，遇到了成功突围的周恩来等人。当时指战员们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他们在为周恩来平安脱险而高兴，另一方面，卡车里原本坐了近30人，现在只有一半人突围成功，面对如此惨重的伤亡，大家的心里都不好受。
随后，周恩来指挥警卫队赶往现场，为受伤的战士进行简单的包扎处理，并将烈士遗体运送回边区。朋友们，还记得周恩来随身带着的那条毛毯吗？就是在这样生死攸关的紧要时刻，周恩来也不忘带走他的那条毛毯。
之后，周恩来回到延安，第二天，他又启程往西安去，继续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进行谈判。
那么，被周恩来冒死保护的这条毛毯，关于它，究竟发生过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周恩来为何会如此在乎这条毛毯？这条毛毯可真的不一般呢！它是朱德在1936年前后专门赠送给周恩来的，但是这条毛毯真正的主人却并非他俩。
不过，要想说清楚这条毛毯的故事，我们还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宁都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被毛泽东评价为“坚决革命的同志”的董振堂。
董振堂于1895年出生，他出生在河北省新河县西李家庄的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
那是一个富人横行霸道、穷人忍饥挨饿的时代，早在少年时期，董振堂就深受军阀混战带来的苦难，也正是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让小小年纪的他在心里早早地树立起治国救民的人生志向。
长到19岁的时候，董振堂从高小毕业了，在这之后，他考入冀县中学继续学习。贫苦的家庭出身，让董振堂早早地养成了勤奋刻苦的优秀品质，所以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出色，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从冀县中学毕业的时候，董振堂还光荣地得到了一个“优秀模范”的称号。
接下来，董振堂考入清河陆军预备学校，后来，他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继续学习，这是当时最顶尖的一所军事学府。在这段时间里，那些从日本、德国引进的先进的军事理论和教育模式，最终都被董振堂接触到了。就这样，董振堂逐渐积累起了坚实的科学理论知识，这些都为他日后成为著名将领铺就了道路。
董振堂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到的那些理论知识，很快就有了实践的机会。毕业之后，董振堂参加了冯玉祥的国民军，在这段时间里，他先后担任排长、连长和营长，凭借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董振堂逐渐在队伍中崭露头角，最后被提拔到了中将师长。
1926年9月，董振堂追随着浩浩荡荡的国民军联军参加北伐战争，在这期间，他有幸和当时担任总政治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刘伯坚相识了。共同开展一系列工作后，二人对彼此逐渐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分析时代局势，探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在为人谦虚谨慎、处事光明磊落的刘伯坚的感召下，董振堂逐渐对共产党的主张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结合各方面局势，他慢慢意识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这些都为他后来率领部队举行宁都起义，以及坚定地走入红军队伍奠定了基础。
在北伐战争期间，董振堂的生活非常简朴，当时他的月薪有200多元，还算可观，他却从来不抽烟不喝酒，也常常拒绝一些毫无意义的应酬。这让董振堂得到了一个名号，那就是“不爱钱的将军”。
有了这个名号之后，董振堂清贫的程度又增加了不少，他开始仗义疏财，在他的队伍中，无论是军官还是普通战士，不管谁遇到困难，他都会慷慨相助，今天给这个人20元，明天给那个人30元，这样下来，一个月的薪俸也就剩不下多少了。
在董振堂身上，对待别人的慷慨和对待自己的朴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每天吃的是两菜一汤，穿的是和普通战士们一样的军装，还到处都是破洞，破破烂烂的，晚上就睡在行军床上，除了一床被子、一条褥子和一条毛毯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
董振堂除了“不爱钱”这个特点之外，他队伍里的军纪也非常严明，这一点也是远近闻名的。有一次，董振堂率领自己的部队和敌人作战，取得重大胜利后，他们来到了河南境内，当地以栽种蜜桃闻名。
为了防止战士们偷摘和偷吃蜜桃，董振堂下了这样一道命令，他十分风趣地说道：“部队里的全体战士，无论是谁，吃桃不留头，留头不吃桃！”有了这条铁的命令后，没有一个人偷摘老乡的蜜桃，最终，董振堂和他带领的部队受到了当地军民的一致赞扬。
1931年春天，孙连仲的第26路军被蒋介石调到江西，进驻宁都之后，第26路军正式开始了“剿共”行动。
早在这件事情发生前，董振堂就对蒋介石等人不满了，北伐战争期间，自己和共产党员刘伯坚接触过，共产党的主张都很好，都是正确的，现在蒋介石等人竟然开始“剿共”，这件事情太没有道理了。
在接下来的“剿共”工作中，董振堂时而虚报军情，然后按兵不动，时而迂回躲闪，避而不战，就是因为董振堂的这些行为，他受到了蒋介石的多次斥责。
最终，蒋介石将“共匪嫌疑”的罪名安到了董振堂头上，紧随其后，董振堂部73旅的驻南昌留守处就被查抄了。
当董振堂背上“共匪嫌疑”的罪名时，我党开始有了争取董振堂的想法。随后，中共第26路军特别支部和共产党员赵博生开始主动和董振堂联系，在当时，赵博生担任的是第26路军的参谋长。
最终，共产党成功争取到了董振堂，在宁都起义之后，经党中央批准，董振堂投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怀抱。从那一刻起，董振堂终于选择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开始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了。
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下，再加上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最终，在同年的12月14日，董振堂和赵博生率领着第26路军的17000多名战士在宁都举行了颇具规模的起义。随后，第26路军的这17000多人全部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
起义爆发之后，董振堂所率领的部队被改编为红5军团，隶属于红1方面军，与此同时，董振堂被任命为红5军团副总指挥，兼任第13军的军长。
1932年4月前后，红5军团被编入东路军，随后这支部队追随着毛泽东一起远征福建。接下来，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命令，董振堂率领着部队在龙岩进行防守，在他们的有效配合下，主力部队最终成功攻克漳（zhāng）州，取得这次战役的最终胜利。
在这段时间里，董振堂向我党证明了自己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以及对我党革命事业的一片真心，随后，经中央批准，董振堂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的5月前后，董振堂升任为第5军团总指挥。从这一刻起，董振堂正式和第1军团总指挥林彪、第3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平起平坐了，就这样，他最终成为了红1方面军的高级军事指挥员。
在董振堂的英明领导和出色指挥下，红5军团一次次取得辉煌战绩，1932年12月，董振堂正式被中央政府授予红旗勋章。在1934年1月举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董振堂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
董振堂先前就有很高的思想觉悟了，在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之后，他又为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江西中央苏区开展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有一天，他忙完手边的事情，专门来到第13军政治委员何长工的办公室，接下来，董振堂说道：
“何政委，我很明白，共产党人是不可以有私产的。我在旧军队中还有一些积蓄，就存在军需官那里，现在我就让人把那些积蓄拿出来全部分给战士们，你觉得怎么样？”
听完这段话之后，何长工很是惊喜，他对董振堂说：“你在部队里辛辛苦苦地待了一辈子，才换来这么一点积蓄，你考虑考虑，是不是可以留下一部分，以后给你家里的老人养老？”很显然，董振堂对何长工的这个建议并不满意，他幽默地说道：“那我就把这些积蓄全部拿来交党费！”
何长工说道：“你还是个新党员，就算拿这些积蓄来交党费，党也不可能全部要的。你考虑一下，就留三分之一给你家里的老人吧！”
经过一番劝说，董振堂和何长工二人最终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董振堂同意留下这笔积蓄的五分之一给家人，大概是300块银元左右，另外的五分之四全部分给队伍里的战士们。
就是这仅剩的300块银元，董振堂也全部交给警卫员保管，自己从不私自使用。一旦部下的军官或者小战士生了病、受了伤，董振堂就吩咐警卫员拿出一些钱，用来给这些人买营养品。一直到长征的路途中，这300块银元才完全用光。
那个时候，他不仅毫无保留地向党和革命事业捐献个人积蓄，还将自己非常喜爱的一条俄国军毯赠送给了朱德总司令。
朱德对这条紫红色底子上绣着白色图案的毛毯非常喜爱，首先，俄国军毯在当时的队伍中确实不常见，这又是董振堂专程送给自己的，其中凝结着董振堂以及众多红军战士对革命胜利的热切期望，总之，非常珍贵。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需要经常在延安和西安之间往返，为了不让周恩来受寒生病，朱德就将这条俄国军毯转送给了周恩来。
于是就发生了这篇文章开头所讲的一幕，刚刚从土匪的围攻中成功突围脱险的周恩来，在警卫队处理现场的时候，他无论如何都要将这条毛毯找回来带在身边。
后来，朱德即将奔赴前线指挥抗日作战，为了表达对抗日事业的支持，周恩来再次将这条毛毯还给了朱德。就这样，朱德带着这条凝结着董振堂和周恩来二人深厚情谊的毛毯，意气风发地开赴前线战场。
经过八年抗战和后来的三年解放战争，举国上下迎来新中国的成立，这条毛毯也作为一个独特的信物，参与到这段伟大的历史征程中。最终，它作为历史文物，被陈列进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这条极其普通又极其特殊的毛毯，凝结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深厚情谊，它默默记载了中国革命战争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一次次走向光明和胜利。
说完了这条毛毯，让我们将话题再次放回到董振堂的身上，他之后的遭遇又是如何的呢？
1937年1月初，经历曲折过程后，董振堂终于率领着自己的部队成功攻克甘肃高台县城，通过这次战斗，我军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几乎活捉了县长和县政府的所有人员，被俘虏的敌人超过1000人。
高台县城内外的人民群众正在庆祝战斗胜利的时候，敌人再次集结起20000多人的部队，高台县城很快就被包围住了，另外，城内和城外的联系也被彻底切断。
自1月12日开始，敌人动用超过城内红军战士10倍的兵力发起猛烈进攻，敌人的火炮打头阵，一阵狂轰乱炸后，敌人的骑兵就像潮水一般朝着城墙涌过来，他们一个个举着马刀，扛着云梯，气焰十分嚣张。
在董振堂的英明指挥下，红军战士们抱着与高台县城共存亡的态度死守在城墙上，敌人的数次冲锋最终都失败了。
红军战士们十分英勇，敌人意识到正面攻城较难取胜，就又采取了新的策略。当时，高台县城的东边和西边城墙外各有一个碉堡，随后，敌人集中火力开始猛烈攻击这两个碉堡。
在敌人的多次狂轰乱炸下，这两座碉堡最终失守，这让高台县城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为了不让自己的部队全军覆没，董振堂命令战士们在北城墙上挖出了一个宽3米高2米的大洞，作为关键时刻向城外突围的通道。
1月18日，敌人打通城墙附近的一处墙壁后，再次向城内展开很猛烈的攻击。敌我之间的距离已经非常近了，围困城内多日后，我军的弹药也已经不足，所以，红军战士们开始用长矛、大刀和石块当武器，和敌人进行近距离的作战。
20日凌晨，敌人又一次猛烈攻击后，最终登上了高台县城的城墙，城内和城外同时陷入混乱，有人趁乱打开城门，数量众多的敌人马上像潮水一般涌进城内。就这样，高台县城失守了。
这时，董振堂带着身边的几位战士从城墙上跳了下去，敌人的数量实在太多了，他们很快就被团团围住，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董振堂的左腿，董振堂保持着半跪在地上的动作，继续举起手枪向敌人进行射击。每发出一声枪响，就会有一个敌人倒下去。
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后，和董振堂一起跳下城墙的几位战士都先后牺牲了，突围的机会彻底丧失了。为了避免被俘虏，也为了守住作为军人的尊严，董振堂将手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最终他英勇殉难。
董振堂将军虽然早早地离开了我们，他却为我们留下了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他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事情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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