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两岸景色秀美（2018年9月22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黔渝
2月3日，正值立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考察。
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毕节市黔西县看了一条河，实地察看了生态环境。这条河的名字叫乌江。
乌江，古称延江或黔江、巴涪水，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支流，全长1044公里，流域面积8.79万平方公里。
乌江奔腾于大娄、武陵山脉之间，气势磅礴，峡滩踵接。两岸奇山对峙，江中礁石嶙峋，波涛汹涌，素有“乌江天险”之称。因两岸的山体均为墨乌色，乌江就像一条乌青色的蛟龙，由西向东奔腾而去，贵州一些地方老百姓叫它乌龙江。
这些年来，我每年都到访乌江流域沿线多地，感受青翠乌江厚重的历史和变化。
百里乌江画廊
春节将至，走进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新仁苗族乡化屋村，村民们备年货、杀年猪、挂灯笼、打糍粑、排节目，忙得不亦乐乎。化屋村党支部书记张玉芝说，大家正为春节接待好游客做准备。
在2004年以前，这里还是个“交通靠走，通讯靠吼”的深度贫困村。“在以前，要想走出村子，要么划竹筏沿江出去，要么徒手翻过上百米的悬崖，我们叫‘手扒岩’，有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的危险。”化屋村老人杨梅说。
化屋村地处百里乌江画廊鸭池河大峡谷，近年来，化屋村依托秀丽的自然风光和特色民族文化发展旅游，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村。
乌江百里画廊包括乌江干流重庆酉阳县龚滩古镇至万木乡之间河段，以及自东向西倒流的乌江支流阿蓬江酉阳段，占地面积240平方公里。其中，乌江山峡是千里乌江风光中最精华的部分，包含夹石峡、黎芝峡、银童峡、土坨峡、王坨峡等5峡，长达89公里，峡谷风光浑然天成、自成一体。乌江山峡北接重庆市乌江峡谷，南邻梵净山自然保护区，是长江三峡—乌江山峡—梵净山自然保护区—张家界森林公园旅游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污江”变身生态河
乌江曾被老百姓称为“污江”。由于水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乌江部分流域治污形势严峻，一度成为全省八大水系水质达标率最低的河流。
乌江清，贵州水清。近年来，贵州举全省之力治理乌江，组合拳频出。2020年，乌江干流水质达到Ⅱ类标准。
磷污染较为严重的34号泉眼治理可称得上是中国环保治污史上的“壮举”。位于遵义市播州区乌江镇的34号泉眼是一个岩溶泉，磷废渣渗漏到地下通过地下水从泉眼冒出。记者曾多次暗访到此看到，过去34号泉眼所在位置变成一条牛奶河，站在河岸上都能闻到刺鼻的味道，当地居民曾反映河内鱼虾几乎绝迹。
从2009年至今，34号泉眼治理已投入8.1亿。贵州磷化集团在34号泉眼涌水处建起三个大型“净水装置”，2020年汛期全系统开机，实现泉涌水1.2万立方米/小时全部收集处理和达标排放。
乌江水能蕴藏丰富，全流域水能蕴藏量1042.59万千瓦，居全国第六位，在长江各大支流中居第三位。乌江径流量稳定，干流总落差达2123.5米，是我国水能资源的“富矿”区。
乌江渡电站水坝是根据乌江流域的地理环境特征，因地制宜开发水能发电，并带动该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我国喀斯特地区流域综合开发与治理的成功案例。记者曾在乌江渡渡口乘坐小船，真切感受乌江的雄伟壮阔。连绵不绝的江水将两岸分割开来，起起伏伏的山丘随着船只靠近，逐渐显露出真面目。
盐油古道
乌江流域物产富饶，自古以来为川东与黔东北的重要运输纽带。秦国大将司马错曾率巴蜀将士十万，自乌江溯舟，取黔中郡，这是乌江航运最早的记载。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置涪陵县于今重庆彭水县郁山镇，把涪陵县上升为郡一级治所。晋控制蜀汉以后，准备进攻吴，又将乌江航运继续向上延伸。明、清以来到民国初年，乌江沿岸先后有商民捐资，凿滩疏浅，以兴盐利。
古时从四川、重庆运送盐，沿乌江逆水而上，进入贵州东部和湖南湘西；又将桐油、生漆、五倍子、木材等贵州土特产水运出境，促进了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这种盛况持续了上千年，形成了一条历史悠久的“盐油古道”。
重庆彭水县郁山镇的盐丹，贵州思南县的桐油、石阡县的生漆和德江的木材等，都顺着乌江进入重庆。“装不完的郁山，塞不满的重庆”说的便是当时的情形。
乌江流域其地形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貌，高山峡谷密布，江河洞坑纵横，恶劣的地理环境孕育乌江流域人民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豪爽乐观的性格。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名显天下，岂非以富耶！”描述了以寡妇清为代表的乌江流域人民对炼丹业的开发；汉初云阳人扶嘉父女掘白兔等9口盐井，开创了中国最早的盐场；1899年，邱寿安、邱翰章兄弟创制“榨菜”，小包装分送请人品尝，远走他乡张贴广告，艰苦的努力成就了如今的“涪陵榨菜”。
土司文化
乌江流域地处西南边域，在元明清时期，乌江流域曾有多家土司，统治着以彝族、土家族、苗族为代表的40多个少数民族。土司来源广泛，族属多样，传承历史悠久。
乌江流域的土司以武职为主，级别较高，宣尉史共9个，占总数的7.8%。势力强大，且桀骜不驯的土司或被中央政府消灭，或被分割成若干中小土司。明政府平定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乱后，将其属地归流官治理；贵州水西安氏土司叛乱平定后，被分割成多个小土司。乌江流域中小土司数量较多，因无力对抗中央政府而长期存在。
土司起于元，盛于明，衰于清雍正朝，历史悠久。前后经历了数百年，对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土司作为朝廷王臣管理辖地百姓，对维护西南地区稳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兴办文教开化民众，土司积极向学重教推动了汉文化的传播，加快了民族地区移风易俗和开化民众的进程，为民族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央统治者认为土司久居边荒，不识教化不知礼仪，故往往多命令或鼓励土司积极向化。《清文献通考》卷五十九记载，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令贵州各州府县设立义学，土司承袭子弟送学肄业，以俟袭替，其族属子弟并苗民子弟，愿入学者，亦令送学。”明清时期对土司的文教有明确要求。乌江流域土司时期的办学形式，主要有官学、州县府学、卫学、义学、书院、社学等等，并在民族地区逐步实行科考，甚至予以政策上的鼓励。
“强渡乌江”红色记忆
乌江又被称为“英雄河”。红军突破乌江，粉碎了国民党借“乌江天险”堵截消灭红军的美梦，一扫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从此掌握了战争主动权。
1934年12月18日召开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三路向乌江进发。右路红一军团在回龙场、左路红三军团在茶山关、中路军委纵队在江界河等地强渡乌江。
红军强渡乌江有多难？一方面，来自国民党的严密防守。据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记载，当时防守乌江的是贵州军阀王家烈部，他为防止红军“赤化黔北”，调派3个旅1个团沿遵义老君关到思南塘头的乌江各渡口构筑工事，并沿江烧毁民房、销毁船只，以阻止红军渡过乌江。另一方面，源于“乌江天险”的恶劣地理环境。古人形容乌江：“崇崖如劈，悬壁临水。”乌江两岸陡峭高山，江水波涛汹涌，河面宽达200多米，窄处虽数十米，但水深流急，漩涡翻滚，沿线荒芜、人迹罕至，没有渡口、没有船只，很难过江。可是，时间紧迫，先遣队必须抢在追兵抵达前，架桥通过乌江。工兵们就地取材，赶制了许多竹筏。
1935年1月1日，红军突破乌江的战斗首先在江界河渡口打响。此地江面宽250米左右，江水流速达每秒1.8米，无论投下一片什么东西，转眼就冲得无影无踪。
1日上午，担任中路突破任务的红二师第4团抵达江界河渡口。经过侦察，决定佯攻大渡口，主攻地点则放在离大渡口不远处的下游老虎洞。2日晚上，5名红军战士乘竹筏偷渡成功，埋伏在山下。3日上午9点，佯攻继续，主攻老虎洞的17名红军战士乘坐三只竹筏在强大火力掩护下渡过乌江，与之前成功过江的几名突击队员会合。22名红军突击队员一齐向守敌冲杀过去，守军一时阵脚大乱。红军乘胜占领了滩头阵地，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渡过乌江。
不久，敌军增援部队赶来，开始反扑。形势危急之际，已渡江登岸红军抢占滩头左侧石峰制高点，并借此有利地形打垮了敌人的反扑，巩固了江岸阵地。红军工兵在火力掩护下乘势架起浮桥，主力部队立即从浮桥上冲杀过去，驻守渡口的敌军全线溃退。3日下午，中央直属机关、军委纵队、红一军团、红五军团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渡过乌江。
龙场、茶山关两路部队也顺利渡江。从1月2日红2师在老虎洞突破敌人的乌江防线开始，到1月5日红军3万多人马全部渡过乌江，历时不到一周，红军全线突破了敌人设置的东起回龙场、西迄茶山关200余里的乌江防线。渡江战役红军主力部队以较小伤亡，共击溃黔军6个团，歼俘敌人500余名，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取得了突破乌江的重大胜利。随后红军挺进黔北，向遵义进发。
今天的瓮安县江界河渡口，作为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纪念遗址，成为了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江界河大桥，以单孔跨度330米，水面高度263米的雄伟气势，成为世界第一跨度桁式组合拱桥。诗人称之为“彩虹横空挂，天堑变通途”。每当我到访这里，从远处看桥，像一个钢铁巨人，英姿勃勃，高耸入云。从桥上看乌江，滔滔江水狂野不羁、刚烈奔放。遥想当年令人寒战的乌龙江，如今变成了令人陶醉的美景，我想，昨天的乌江没有难住人们，明天一定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