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安徽省会合肥经济不断蓬勃发展，经济总量逐步壮大，位列全国城市20位。而在1995年时，合肥仅排在100名。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合肥在安徽省内的经济地位，也由此日益突出。
但值得一提的是，合肥的崛起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解放以前的合肥，仅仅是安徽省内并不起眼的小城市，同一时期的安庆不但是安徽省会，更是全省当之无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都大大领先于合肥。那为什么合肥会后来居上，成功把原省会安庆远远地甩在身后呢？
一、安徽：漫长的建省之路
元末明初，朱元璋以南京作为其根据地而开展了统一天下的历程，因此他称帝后也把南京及其周边地域划为“直隶”（范围基本为今安徽、江苏两省及上海市），不设省级政府机构，而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将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也同样划为“直隶”。
但由于朱元璋老家中都凤阳和南京作为初代国都的超然地位，南方直隶的建置被保留了下来。为了区分两处直隶，南京周边地区就以“南直隶”一词冠称，由驻扎在南京的六部、都察院等机构直接负责日常事务。
基业起自辽东的清朝，在其入关并平定江南后，显然并无必要将“南直隶”地域继续直接纳入中央政府管理之下，因此改明代南直隶为江南省，创建了一个人口数量、疆域大小、经济发展程度都在全国前列的巨无霸大省。在康熙年间，仅江南省的田赋之供，便占了全国的十分之三左右。
起初，清承明制，一开始也各省设置左右布政使作为该省行政长官，后来大多数省份都只裁留了一名布政使，然而清廷鉴于江南省人多事杂、钱谷殷繁，仍然保留了两名布政使，分管上江（相当于今日的安徽省界）和下江（相当于今日的江苏省界）。
1667年，清廷对管辖下江的布政使进行了更名，取其辖区内最重要的两个城市——安庆、徽州的首字，将其正式定名为“安徽布政使”，一般认为这就是安徽省的由来。
安徽布政使起初延续了江南省分省之前的模式，在下江的江宁府（今南京）办公。但对地方官僚来说，公文往来多有费时，而且和安徽巡抚驻地并不一致，处理事务颇为不便。
因此清廷于1760年将安徽布政使驻地从江宁迁往了安徽境内的安庆。就是说，此前的安徽省会可以说一直寄居在江苏省的南京，南京别称的“徽京”，很大程度上便是由此而来。而江南的分省、安徽江苏的建省这一漫长过程，到此才正式宣告完结。
清代安徽省衙门选择作为安庆作为驻地，确实有其一番考虑。清代安徽省，以安庆府和徽州府发展态势最为良好。明清两代的徽州府文教勃兴、商贸繁荣，科举进士达上千人，徽商更是遍布天下。然而人杰地灵的徽州却处于大山环抱之中，四周皆为山地丘陵，这对需要处理全省事务的机构来说，就显得交通甚为不便了。
与之相反，扼守长江天险的安庆府，为南京上游重要屏障。安庆不但地理位置险要，在古代也可以利用长江作为重要的航运通道，交通条件极为便利，也因此明清两朝专门负责守卫长江下游的操江巡抚及其改设而来的安徽巡抚也都以安庆为驻地。
作为省会的安庆，不但军事守备力量雄厚，同时也是当时安徽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有清一代，安庆的基础设施完善，文化教育机构众多。
然而安庆的地位，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第一次受到了挑战。
二、从安庆到合肥
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统治危机日益严重，到19世纪中期，终于爆发了反抗清政府封建统治的太平天国运动。
发源于广西的太平军在短短几年内，几乎席卷了整个南方中国，成功占领南方中国的政治中心——南京，并以之为都，同时派遣军队溯江而上，进一步展开对清廷军事行动。
在太平军进军南京及其西征途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扼守长江险要的安庆，因此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军和太平军围绕着安庆城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咸丰三年，太平军攻陷安庆，同时控制了其周边的长江航道。
位于长江淮河之间丘陵地带、南倚巢湖的合肥，明清两朝为庐州府治所，自古以来便是南北政权所争夺的前沿阵地，军事地理位置也极为重要，所以向被古人称作是“江南唇齿，淮右襟喉”。
然而自南宋以来，合肥所在的江淮地区由于濒临前线，因此农业经济发展日益萎缩，粮食生产常常不能自给。随着元明的统一以及频繁的灾荒，合肥也逐渐失去了其军事价值和经济价值。
再加上合肥既远离长江、淮河，又没有适合通航的运河，陆路交通成本高昂。因此清代安徽省草创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清政府并没有将合肥纳入安徽省会的考虑范围之内，直到安庆失陷于太平天国之后，清廷新任安徽巡抚才迁移至庐州府办公，让作为庐州府治所的合肥第一次获得了安徽省省会的地位。
然而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愈演愈烈，靠近前线的合肥也成为了太平军和清军拉锯的重点，合肥城在战争中多次异手。安徽的省级机构也一度迁移至合肥东北方向的定远县办公。战争结束后，合肥乃至整个安徽已经是满目疮痍。
根据统计，仅合肥所在的庐州府人口在战后就减少了76万以上。清政府也因国库空虚，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对合肥城池进行整修。
另一方面，随着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安徽境内长江沿岸的芜湖在其开埠后，社会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与此同时，清末铁路工程的修建，也使得合肥北方的蚌埠成为了安徽境内的大站，获得了更加便利的陆路交通条件。民国时期的蚌埠，更是安徽不少军政大员的常驻地，使得蚌埠数次成为安徽的临时省会。
而合肥也没在近代享受到伴随铁路兴建引起的全国交通格局变化福利，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交通条件来看，合肥都不是省会城市的最佳选择。
三、霸都的崛起之路
在民国的大部分时间内，合肥都延续了明清两代颓废的景象，不但交通条件落后，而且鲜有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社会经济发展也并不显著，但抗战时期的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却也敏锐地发现了合肥作为省会城市的长处。在李品仙看来，合肥几乎位于全安徽省中心，对省级机构来说，指挥全省极为便利。
更何况，安庆境内地势起伏不平，而且其偏于皖南一隅，指挥皖北也颇为不便。另一方面，李品仙所属的新桂系为了牢牢控制安徽省的军政大权，也竭力在省内抵消来自国民党内其他政治派系的影响力。在这的情况下，将安徽省政府搬迁至一个利于自己统治的合肥，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因此在李品仙动议下，安徽省会在抗战胜利后，便从临时省会金寨县迁往了合肥。1948年，安徽省开始积极规划合肥的市政建设。而这次市政规划建设，除了城市的功能分区外，还有以满足车辆通行为目的的道路桥梁扩建，足以称之为合肥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市政建设活动。
1949年安徽解放后，其以长江为界一分为二，分别成立了皖北行政公署和皖南行政公署。1952年，两个行署区合并后成立的安徽省，仍然延续了民国末年的做法，把位于全省中心地带的定为安徽省会，至此不曾更改。
然而安徽作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欠佳的省份，合肥的经济基础也并不牢固，其作为安徽省中心的省会城市去带动全省发展的作用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明显，反而严重被毗邻安徽的江苏省会南京所“挤压”。
南京凭借着庞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虹吸了很多属于安徽省的政治经济资源，深深限制了安徽省及其省会城市的发展，并谋求着与马鞍山、滁州、芜湖等城市的一体化发展，所以在网络上，时常能见到有网民把江苏省会南京称作是“徽京”。
为了改善经济薄弱的现象，地方领导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地方领导看来，合肥的经济发展不足很大程度上便是工业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程度低所导致的。
合肥市借助国家推动的“中部崛起”计划，在2005年提出了工业立市、县城突破和创新推动三大战略，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工业发展的政策，把精力、资源都向工业方面倾斜，同时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并依托中科大的招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通过一系列扶企惠企措施，合肥终于在21世纪赢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2011年，正处于上升期的合肥，和芜湖、马鞍山一同“瓜分”了巢湖市。到2016年，不但合肥占安徽省的GDP比重已达26%，而且合肥的进出口总额在省内占比也已达42.1%。
现如今的合肥，已经逐渐成为安徽省内各城市发展的领头羊。当下的合肥，也因其十分“霸道”的吃地扩张模式和迅猛的发展速度，也在国内网络上博得了“霸都”的诨名，而“霸都”这个名字无疑也是合肥在当代飞速发展的真实写照。
21世纪以来，安徽省为了自身发展，也一直试图融入长三角地区，其省会合肥也在此情况下正式加入了长三角城市群体系。然而，以芜湖、马鞍山为代表的安徽沿江城市在此前便和邻近的南京抱成一团。对以“长三角副中心城市”作为发展目标的合肥来说，今后也将面临着来自南京方向的重大压力，如何促进与皖南沿江城市的一体化，无疑也是一个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