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两个现象
今天，关于我国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敏锐的观察家观察到两个现象。
一个现象是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环首都贫困带”。2009年，北京市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而环绕北京的150公里范围内，却分布着25个贫困县，200多万贫困人口。25个贫困县的人均GDP不足北京四分之一，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不足北京十分之一。十多年过后，这个发展鸿沟仍然存在。
另一个现象则是长三角地区“富邻居”现象。2020年长三角地区拥有全国百强县46个，百强城市22个，万亿GDP城市8个，无锡、南京、苏州等城市人均GDP甚至超过中心城市上海。
穿透表象向下看，这两个区域有完全不同的城市产业分工结构。环首都带内，北京的主导产业是金融、信息技术、科技服务、汽车、人工智能、医药健康等，唐山的四大支柱产业是钢铁、煤炭、水泥、陶瓷，保定的核心产业是机械、纺织、化工、建材，廊坊的核心产业是冶金、食品、家具制造。2018年，京津冀三地，35%的集成电路企业，50%的科技服务企业，60%的人工智能企业，都集中在北京。可以看出，北京和周边城市产业契合度不高，产业结构存在相当程度的断裂。
长三角地区则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可能除了金融，长三角其他重要城市与上海的产业有高度一致性。集成电路产业，上海有优势，但无锡、苏州、南京、合肥等四个城市也名列全国集成电路十强。医药制造、汽车制造是上海的核心产业，但长三角半数城市都将这两个产业列为重点发展产业。在长三角地区，许多城市的产业结构都已经进化到比较高级的形态，与作为中心城市的上海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请读者注意，笔者这里用的是一致性，而不是同质化。长三角城市的产业分工，虽然表面看——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看，似乎存在同质化问题。其实，长三角各城市产业虽属于同一门类，但并没有严重的产能过剩、恶性竞争，原因就在于长三角城市在产业链的垂直一体化上形成了高效的协同，包括研发-产业化的协同、整机-零配件的协同、生产-展示-销售的协同、制造-服务的协同，许多产品和服务在长三角不同城市节点间发生着高频互动的紧密链接，大家一起分享高能级产业的价值红利。
长三角城市的普遍富裕，只能从长三角城市产业普遍的高级化中寻找答案。应当注意到，这样的局面不是天然的。改革开放初期，上海与周边城市，同样也存在相当大的发展落差。长三角地区各城市产业升级能够发展到今天的水平，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当中有每个城市自身的努力，有长三角地区独特的经济地理和文化因素，有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但必须指出，在一个城市群和都市圈中，每个城市产业发展升级都不是孤立进行的。上述两种现象的鲜明对比充分说明，作为中心城市的上海这些年来一定是做了什么，也一定是做对了什么，才促成了长三角地区“富邻居”现象。
2.产业与分工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宗明义写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分工是产业形成的基础和关键，讲产业必须讲到分工。分工，既包括生产不同产品的水平分工，又包括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上下游垂直分工。分工的细化和深化，催生了产业，构成了产业链，形成了产业生态系统。
我们要研究的是，城市之间尤其是处于同一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城市之间，产业分工格局是如何形成的？中心城市在区域产业布局形成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这种作用的确存在的话？这样的作用具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和发生机理？
我们要论证的是，在长三角区域产业布局形成中，上海作为中心城市发挥着重要的组织作用。毫无疑问，在促进长三角区域产业布局演化形成的诸多因素中，市场机制是最主要的机制，跨区域的资本投资，大公司的跨区域生产布局，现代化生产中大量存在的中间品贸易，是决定产业分工体系的最主要力量。事实上，我们是从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维度上来谈论“组织作用”的。“组织作用”只是许多因素综合发挥作用中的一种，决不能作随意的夸大。我们使用“组织”这个字眼，是对“辐射带动”这个抽象概念作出的具象化表达。
为说清楚下面所要讲的问题，这里有必要简要谈论一下产业和分工的问题。
3.桑塔纳、特斯拉和大飞机
桑塔纳项目，是我国改革开放后为振兴汽车工业引进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这个项目一举改变了我国汽车工业的面貌并影响至今——对此存有疑义的读者可以联系当年苏联拉达轿车和今日俄罗斯汽车工业现状，自行脑补。
1978年，桑塔纳项目落户上海嘉定。1983年，第一台以全散件形成进口组装的桑塔纳汽车下线。1986年，桑塔纳开始了国产化步伐。从产业形成的角度看国产化过程，必须注意两点。
其一，当时的上海主政者提出，桑塔纳不要搞“上海牌”，而要搞“中华牌”。意即不只是在上海搞，而是放眼全国，全国招标、择优选点。最终的结果是，桑塔纳35%的纵向配套由上海大众自己解决，65%的横向配套由上海大众以外的协作厂来解决。
其二，上海为支持协作厂发展真的是不遗余力。当时每卖出一台桑塔纳，就提出2.8万元利润，组建了累计金额几十亿元的基金，用于扶持配件生产企业。同时，指导协作厂按照德国标准进行生产。因为这两点，桑塔纳的国产化，就为我国轿车工业打造了一个完整的产业共同体。今天的福耀玻璃、扬州亚普、宁波华翔、宁波均胜都受益于桑塔纳共同体全方位的支持——订单支持、技术支持、资金支持。再到后来，浙江吉利造车成功，安徽奇瑞和江苏东风悦达起亚的发展，也都是得益于当年桑塔纳共同体打下的良好产业基础。
2017年，特斯拉超级工厂落户上海临港，时隔一年项目正式投产。如果说桑塔纳项目助推了全国特别是长三角轿车工业的起步，那么特斯拉项目则在新的起点上助推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加速起飞。特斯拉落地，提供汽车电子的，是宁波华翔；提供传感器的，是宁波均胜；提供主电池的，是宁德时代和LG化学在溧阳、南京的新建工厂；特斯拉推动了像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关键部件的研发攻关。谁都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特斯拉项目的落地产生了强烈的鲶鱼效应，搅动了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格局，刺激了本土自主品牌和造车新势力的加快发展。蔚来在合肥建立生产中心，威马在浙江建立工厂，华为在上海建立智能驾驶研发中心，恒大汽车落户上海。特斯拉带来的旋风，使得长三角地区迅速成为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的高地。
2008年，中国商飞成立。2009年，C919大型飞机立项。2017年，首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客机C919在浦东机场成功首飞。很多人置喙：商飞落户上海是国家支持的结果。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上海在民用飞机研发上有着长期的积累，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致力于民用飞机研发设计，曾经设计过运10飞机，完成过支线飞机ARJ21的设计。更重要的是，C919不是上海一家独享，而是全国产业共同体模式的新版。江西洪都航空和中航昌河，陕西的西飞，四川的成飞，东北的沈飞、哈飞都是重要的零部件供应商。笔者还想强调，商飞的落地，刺激了长三角一些城市飞机制造业零的突破，镇江、常州、盐城、合肥等城市围绕大飞机项目积极展开布局。2009年镇江启动建设航空航天产业园，投资百亿元，现有十多家大飞机协作配套重点企业。大飞机零部件有几百万个，需要庞大的配套产业集群为之服务——美国有4万家航空工业配套企业。随着大飞机投入商用，长三角飞机制造产业正蓄势待发。
由此可见，在重大项目跨区域协同配套中，上海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其他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在长三角区域产业分工格局的形成中的确扮演了组织者的作用。桑塔纳、特斯拉、大飞机的故事不是个案。类似的故事还有沪东中华造船厂对长三角造船工业的辐射带动，上海电气对长三角电气工业发展的推动，中国宝武集团对长三角钢铁工业转型升级的促进。
“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是几千年封建经济流传下来的意识残余。今天，依然还有人信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庸俗哲学。
可喜的是，近现代以来历经开放潮流涤荡洗礼的上海，没有沾染上这样的落后习气。遥想当年，谁都知道桑塔纳配套是一个巨大的蛋糕，上海从没打算自个儿一口吞下、让其全部留在本地，而是坚持全国配套、带动全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难得的胸襟和格局。一直以来，在周边城市之间，上海并没有筑起高坝，把水拦住。上海也没有按上一道拦网，让自己吃肉、别人喝汤。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周边许多城市整齐地喊出了“对接上海、接轨上海”的口号，他们都曾经从开放包容的上海那里得到过实惠，他们于是都选择相信上海、依靠上海。当然，上海也从周边城市的发展壮大中得到充分的反哺和滋养。这正是所谓“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4.超越梯度转移
任何产业总是根据资源要素的变化动态决定自己的分布。当一地的优势不再，资源要素成本上升到可以对冲重置成本时，产业便从该地转移出去，这便是经济学上的产业梯度转移现象。产业梯度转移，对转入地而言，确实带来了项目、税收和就业，一度受到普遍欢迎。但是，现在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产业梯度转移带来的弊端，如果过度依赖梯度转移，将造成转入地产业的低端锁定。
不可否认，上海与周边区域之间也有产业梯度转移。但与众不同的是，上海的产业转移既遵从了梯度转移的规律，又超越了梯度转移的一般逻辑。正是由于这种超越，不但避免了产业低端锁定的弊端，而且促进了长三角区域各城市在承接产业转移中不断实现升级改造。
上海的产业转移，不是单向的转出，而是双向的互动。联合利华是国际日化品巨头——其前身可以追溯到解放前上海的中国肥皂有限公司。1986年，联合利华再次回到中国，在上海成立合资公司——上海利华有限公司。2002年，联合利华关闭了在上海的7个工厂，生产体迁入合肥，此举使其综合成本降低42%，而合肥则利用联合利华的品牌效应，扩大了引进外资规模。2009年，联合利华再回上海，在沪设立全球第六个研发中心，这提升了上海的研发实力，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合肥生产体的产品线，实现了研发和产业化的良性互动。
上海的产业转移，不是简单的平移，而是全新的再造。上海转移出的产业，不止是机器的搬家和厂房的迁建。在砸锭减产之后，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在江苏大丰找到新家。在大丰上海纺织产业园内，采用了一大批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绿色化的先进制造设备，以大丰优质棉产地为起点，形成了从棉花到成衣的一条龙，形成了国家级纺织产业和产品的开发基地。大丰的上海纺织产业园，与上海原有的纺织产业比，是包括了技术、资本、品牌的全方位提升，是一种全新的再造。
上海的产业转移，不是被动甩掉包袱，而是主动让出空间。很多时候中心城市甚至不需要转移产能，只要主动让出赛道，就更能促进周边城市发展。历史上，上海曾经是我国纺织工业的重镇。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壮士断腕，将纺织工业从250万锭压到5万锭，从而给周边城市纺织工业腾出了发展空间。从90年代起，海门的家纺市场发展起来了，吴江的纺织面料发展起来了，宁波的成衣、杭州的女装、常州的羽绒服、桐乡的羊毛衫、海宁的皮革城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2010年前后，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上海提出减少“四个依赖”，其中之一就是减少对重化工业的依赖，上海开始主动压缩高桥石化、金山石化的产能，取消新建项目，直到今天产能压缩仍在持续，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浙江宁波开始实施3500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还有，今天宁波港能够成为全球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客观上也与上海港专注于集装箱而逐步放弃干散货和原油有关。
今天，上海向长三角城市的产业转移，已经从传统产业扩散到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传统国企扩展到民营企业、跨国公司，从先进制造业扩展到现代服务业。这种转移已经不再带有“梯度”的痕迹，“走出去的”、“留下来的”不再有泾渭分明的高下之分——这正是“梯度”的本义。
现实比理论精彩一百倍。今天长三角已经跳出了教科书上的理论窠臼，上演着全新的实践。在转移中转化，在转化中赋能，在赋能中共赢，是上海超越产业梯度转移的崭新逻辑。上海的产业转移从梯度出发，并最终消灭了梯度，有效避免了地区间的产业鸿沟和发展落差。今天的上海与周边城市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正进行着日益密切的动态优化，这是“梯度转移”的新实践。
5.G60科创走廊
旧金山的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是美国创新经济最负盛名的两个区域。相比之硅谷，波士顿128公路更是跨区域创新联动的成功典范。近年来，伴随着创新向都市回归的浪潮，波士顿128公路经过短暂沉寂后再度繁荣。
当前的上海，正连同周边城市一起，探索属于长三角自己的创新廊道，这就是G60科创走廊。2016年，上海松江提出建设G60松江创新走廊；2017年，扩大为沪嘉杭G60科创走廊；2018年，G60科创走廊又加写了“一撇”，这就是从松江到合肥的高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构成一个“人”字型，使G60科创走廊扩容为九城市。2021年，G60科创走廊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
在这片7.62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聚集着全国十六分之一的市场主体、十分之一的高新技术企业、五分之一的科创板上市公司，贡献全国了十五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和十二分之一的地方财政收入。廊道经济超越了行政区经济，沿着走廊，大企业更加科学地布局产业链，产学研更加高效地结合，研发和产业化更加精准地对接。贯穿走廊的高铁高速，如同大树的树干，当养分从根部经树干向上输送时，每个节点和分叉都能获取养分、自在生长。
G60科创走廊是上海着眼于区域产业合作的全新探索。过去，中心城市的作用发挥，总是脱不开雁阵模型，总是带着由高到低、由中心到边缘的痕迹。科创走廊则不同，它消灭了距离，它把走廊链接起来的城市放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它使节点上的每个城市都可以直接接入上海，借助上海的优势实现发展的高位切入。
近期，处于九城市中最末端的浙江金华，在上海建设了跨区域产业协同创新中心——金华（上海）人才大厦，这本质上是金华在上海的“反向飞地”。依托这个中心，金华可以运用上海人才资源丰富和科技资源密集的优势，直接在上海孵化创新项目，然后在金华产业化落地。
目前，G60科创走廊才刚刚起步，我们相信，未来它必将成为上海在区域产业发展中发挥组织作用的又一个生动写照。
6.开放包容的平台
2018年11月，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成功举办。
意大利莱奥纳多集团的故事耐人寻味。这家公司在进博会上展示的一款AW189型直升机，以2亿元人民币的价值成为全场最贵的焦点产品。很多人在围观，很多人在下单，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浙江平湖出手了。莱奥纳多集团早就有意进入前景广阔的中国市场，浙江又正在大力发展通用航空产业，双方一拍即合。
半年时间后，莱奥纳多与上海正阳合资的中意直升机生产项目落户张江长三角科技城平湖园——这个园区的名字颇有含义，项目总投资128亿元，包括总装生产线、试验厂房、机库、展示展销中心、维修服务中心、航材物流中心、通航机场等。
项目开工当天，浙江省省长出席了仪式，高兴地挥动铁锹铲土奠基。据浙江方面的介绍，这个重大项目的落地，还将带动飞机起落架、飞机轮胎等许多配套产业、配套项目，一条完整的通用航空制造产业链呼之欲出。
对任何一家孜孜以求于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地方政府来说，这类高技术装备制造的优质项目，足以让其垂涎欲滴，与这样的项目失之交臂，足以让其捶胸顿足。据说，平湖引进莱奥纳多集团，确实令上海方面艳羡不已。但故事还没有完。在2020年第三届进博会开幕的几天前，传来消息，首架在平湖试生产的意大利莱奥纳多AW139型直升机完成了试飞。这又给那些曾经与这个项目擦肩而过的地方政府们心头添了一道伤痕。
回过味的地方政府们坐不住了：原来进博会不仅是展商品、销商品，而且还可以谈项目呐！于是各地政府踊跃组团参会，招商大军纷纷出动。乐购仕是日本一家家电连锁零售企业，按说这样的业态国内并不稀缺。但在2019年第二届进博会上，该公司会见了70多个地方政府，19个地方政府向其发出到当地投资发展的邀请。要知道进博会也就5天时间，这意味着平均每天要会见14家，平均每小时要会见2家。
进博会落在上海，上海把展品变成了商品，把参展商变成了投资商。进博会从侧重于进口的展会，变成了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的平台。作为进博会永久举办地的上海，通过这个平台，把中外各方组织起来，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对接，推动了区域产业的发展升级。
进博会只是一个缩影。今天，许多地方在上海定期举办招商洽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招商团队常驻上海，他们奔走于上海张江、漕河泾等知名园区，他们穿梭于陆家嘴、外滩等摩天大楼之间，他们流连于在沪举办的陆家嘴论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浦江论坛等每个重要活动现场，他们对沪上知名和不知名企业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他们把中意的项目介绍到他们的家乡，他们之间的竞争是激烈的，但每每他们都能斩获颇丰。同时，还有许多地方在沪举办名特优产品展销会，使一个个曾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产品，包括农产品、消费品、工艺品、文创产品等，进入上海大市场。他们相信，能在上海大码头打开市场，进入其他地方还成问题嘛！许多产品在上海打开了销路、形成了规模、变成了产业，其中也谱写了对口支援脱贫攻坚的动人故事。
上海是源头，是码头，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大平台。上海主政者说，上海的使命就是服务，就是发挥经济中心城市和改革开放前沿的优势，为各地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提供服务，使其他地方借助上海的平台、网络和通道，更好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参与全球价值的分配。诚如斯言。
7.数字时代的新逻辑
数字时代，上海在区域产业发展中的组织作用发生分叉。一方面，延续既往的作用机理，上海继续为其他地区提供、输出产业项目——具有更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项目。另一方面，上海率先探索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探索技术的新应用，从而孕育并定义新的产业，引发模仿和跟随，最终将新产业在更广地域范围内推广开去。以下四个案例最具说服力。
洋山深水港四期码头，在全球港口行业首次实现全业务自动化和核心业务智能化。四期项目率先攻克了无人设备全域感知技术、创建了流程和数据双驱动的信息交互平台、构建了智能作业管控系统，使得配载一艘船舶时间从4小时缩短到15分钟，使得轨道吊操作人员从108名减少到7名，使得生产效率提高了113%，使得单体码头吞吐能力提高50%。如今洋山港四期的模式和技术，已经在国内外14个港口中得到全部或部分的应用。完全可以说，洋山港四期定义了全球自动化码头的未来。
2015年成立于上海的拼多多，以下沉市场为切入口，在激烈的竞争中开辟了电商的新蓝海，实现了迅速崛起。由于拼多多的成功，传统的电商巨头纷纷进军三四线城市，一时间小城青年、小镇青年的喜怒哀乐成为电商巨头关注的重点，这进一步提高了电商的渗透率，也提高了中国数字经济的渗透率。今天，拼多多又开始影响制造环节，它正在试图通过自己的平台，帮助加工企业、代工企业创造自有品牌，帮助中小制造企业提高产品附加值。完全可以说，拼多多是许多新模式的引领者。
诞生于上海的盒马鲜生，改写了传统的超市。曾几何时，生鲜产品的配送，始终打破不了24小时的魔咒，因为冷链仓库必须修建在城市郊区，因为生鲜配送必须使用箱式冷藏货车，因为城市某些区域货车禁行。而盒马鲜生，用社区配送、骑手、冰袋包装的组合，就打破了这一魔咒，实现了30分钟送达的目标。今天，从商品筛选、支付系统、店面展陈、数据分析、购物体验等各个方面看，盒马鲜生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新零售。盒马的模式，从上海起步，走向全国各个大中城市。
上海的哔哩哔哩，是二次元的圣地，是我国动画视频分享头部企业。笔者感兴趣的是，它培养了一个虚拟明星偶像——洛天依。依托VR技术，洛天依连续多年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演艺中心举办演唱会，票价与一线明星艺人不相上下，而且万人演唱会一票难求，这开创了文创IP开发的全新模式。据统计，我国喜爱二次元的人群高达3.5亿，而且大部分都是95后、00后，随着他们未来成为消费的主力，那么这样的文化消费，前景不可限量。完全可以说，哔哩哔哩是虚拟偶像模式的开创者。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难以一一枚举。笔者要说的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使螃蟹成为了大家认可的美味，使养螃蟹成为赚钱的产业，这就是探索的经济意义。在数字时代，上海率先探索应用场景，率先开展技术印证，率先形成并定义新兴产业。上海自身也有足够的技术、人才和生产生活的复杂性，使得这类尝试成为可能。新的尝试一旦在上海成功，也就获得了最好的认可，向其他地区的复制推广就有了最可靠的背书，这是本文所述组织作用在数字时代的新逻辑。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上海的创新，总是能够很快在长三角周边城市找到它相似的身影。笔者认为，这是数字时代周边城市能够始终紧跟上海步伐而从未被落下的根本原因。
行文至此，作一小结。严格地说，谈上海对区域产业发展的组织作用，应当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行走在苏南、浙北城市乡村的上海“星期日工程师”，他们是那个时候上海推动长三角产业升级的自发力量。
从那之后，本文所述组织作用，适应时代变化不断发展，表现为多种形式和多种方式：有像桑塔纳那样的产业共同体，有超越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产业转移，有突破雁阵模型的廊道经济，有依托开放平台的全球各方对接，还有数字经济时代的新逻辑——对新模式新技术的探索、应用和定义。
笔者深知，实际生活远比笔者理解和掌握的要丰富得多，笔者的梳理肯定不能穷尽已经发生的精彩现实，当然也更难以预见未来还将发生的诸多可能。
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明确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这是对上海过去作用的肯定，更是对未来上海发挥更大作用的期许。
2020年，上海提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这是新的愿景，也是上海发挥“组织作用”的更高定位。
未来的精彩值得所有人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