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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斌，陕西西安人，著名考古学家，良渚古城发现者、发掘主持者。现任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法器与王权》《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等，在中国史前考古和玉器研究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
·良渚水利系统的发现，将中国的水利史一举上推到了5000年以前，无论在年代上和规模上，都堪称世界之最
·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将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文明的诞生提到了5000年前。从全人类的文明进程而言，它为“文明诞生具有时间的同步性”提供了更多证据
·良渚古城成功申遗后我们曾总结了两条经验——除了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以外，最重要的一个是浙江考古人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四川在线记者 吴晓铃
12月3日，首届“良渚论坛”在杭州举行。海内外学者再次集体表示，良渚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是世界文明的瑰宝。
2019年7月，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项目“良渚古城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就此表明这座距今5300年至4300年的古城所揭示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获得了国际广泛认可。
从上世纪30年代发现良渚文化相关遗迹起，良渚的考古已经走过80多年。从上世纪80年代良渚发现反山、瑶山高等级墓葬，出土了玉琮王、玉钺王、玉璧等重要文物，发现祭坛，到后来发现莫角山宫殿区、良渚古城，找到规模宏大的水坝、稻米堆积如山的粮仓等，一个个重大发现的背后，都有刘斌的身影。为了揭开良渚文明的面纱，他不仅一次次辗转于各个考古工地，更在工地上修建的临时工作站一住就是10年。
近日，刘斌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融媒人文报道记者专访，揭开了考古人在良渚以不可辩驳的考古材料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探索历程，再次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
刘斌（右）
入行一年 发现良渚玉琮王
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大假，良渚古城遗址再度迎来如潮游客。遗址公园新增了“莫角山朝圣之路AR体验项目”，人们可以在全景沙盘前与莫角山宫殿“合影”，也能看到反山王陵、瑶山祭坛以及良渚水坝等重要遗址。
出土良渚玉琮王的反山12号墓地，当年便由刘斌亲自发掘。
刘斌是陕西西安人。西安不仅是十三朝古都，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等重要遗址，可谓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得益于中学时期的班主任喜欢考古，彼时的刘斌曾多次前往兵马俑坑、半坡遗址以及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地参观，在悠久历史的熏陶下，一颗热爱考古的种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高考时，刘斌所有志愿全部填了考古专业，最终顺利被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录取。1985年，大学毕业的刘斌被分配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此开始了和良渚长达30多年的“亲密接触”。
刘斌
“作为一个考古人，我比较幸运。”回顾考古生涯，刘斌如是说。
在他毕业被分配到浙江之前，浙江迟迟未能发现良渚的玉器和大墓。“良渚文化是考古学泰斗夏鼐先生在1959年以最早发现相关遗存的所在地良渚镇命名的，然而几十年来，包括上海、江苏等地都发现了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葬和重要玉器，作为命名地的良渚，迟迟未有重要发现，大家心里非常着急。”
转机在1986年出现。那是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江浙沪三地准备筹办一个良渚文化学术研讨会。浙江究竟有没有良渚文化的大墓？考古人员缜密梳理以往考古线索，再结合上海发现的良渚文化高等级墓葬的特点，最终选择在杭州余杭的反山进行发掘。
这是一个人工堆筑的巨大土墩，当考古人员层层剥开泥土，清理出11座汉墓以后，良渚文化大墓——第12号墓终于出现在大家面前。
作为科班出身的考古人员，刘斌被考古所的前辈委以重任——带头清理12号墓。因为墓里的玉器，有的如米粒大小镶嵌在漆器上，有的玉料则极薄，稍微用力就会断掉，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才能避免破坏文物。这是一座竖穴土坑墓，刘斌和同事用木板制作了一个简易的悬空操作台，趴在木板上进行文物提取。每一个手铲铲下去，都充满期待与好奇；而每发现一件新文物，都让他无比激动。尤其是重达6500克的玉琮王清理后露出完整的神徽图案，那一刻年轻的刘斌兴奋无比。
“这是一种如见古人的感觉。”刘斌说，考古人发掘几千年前的墓葬时，除了随葬品基本就只剩下人骨，有的连人骨都没有，“他们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其实很难想象。这件玉琮上的神徽，让人不由去想象他就是当时人们心中王的样子，让我们对5000多年前良渚人的形象有了依稀的认知。”
此后反山的发掘一共清理了11座良渚文化的大墓。除了玉琮王，还发现了同样刻有神徽图案的玉钺王、玉璧等重要文物。而12号墓葬，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良渚文化中最高等级的大墓。
顺藤摸瓜 发现良渚古城
在发现反山大墓次年，考古人员又发现了瑶山遗址，参加此次发掘的刘斌见证了良渚文化祭坛的重见天日。此后，莫角山遗址在1992年被发现。这是一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高地，考古人员推测属于良渚古城的宫殿区，是良渚文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上世纪90年代末，良渚周围方圆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100多个遗址，和现在的村庄密度相差无几。
“这些遗址之间有无关联？存在一种怎样的组合关系？”考古人员一直在思考。
2006年，莫角山遗址西侧约200米处的瓶窑镇葡萄畈村要新建一处居民安置点，施工中意外发现一条良渚文化时期的古河道，河道淤泥里倒有良渚时期的小块玉料、漆木器碎片等垃圾。在对河道进行局部解剖时，刘斌在离地表约3米深处发现了一层石头地基。石头上面3米多的堆土，也是较纯净的黄色黏土，不见人为扰动痕迹。从考古的专业角度而言，可以确定这处河岸是人工堆筑的，并且是在短时间内一次性堆筑而成。
这个发现引起了刘斌的格外关注。这条南北向的河道与莫角山宫殿区相距仅约200米，刘斌怀疑，这处距离宫殿区不远的河岸，可能是宫殿区外的城墙，也有可能是良渚文化时期的苕溪大堤。“当时良渚已经发现了高等级大墓和象征权力的玉器，那良渚究竟有没有迈进国家的门槛？除了国际上常见的城市、文字、金属这文明三要素，如果能够找到良渚的超大型工程，也能间接证明良渚进入了国家形态。那么，这个人工堆筑的遗迹，究竟是什么呢？”
刘斌很快向国家文物局申请了专项调查。2007年，他带队先是发现了长1000多米、宽约100米、高三至四米的一段人工遗迹（后证明是良渚古城的西城墙）。到了9月，再度发现了一段800多米的墙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墙体的南面是五六十米宽的水面，北面是水稻田。由此可见，它并非堤坝。到了11月，古城的南城墙发现，所有墙体大致合围——它们不是堤坝，而是良渚古城的城墙！
“这是长江下游第一次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城，也是良渚首次发现城。”古城城墙东西约1700米、南北约1900米，总面积达到了大约330万平方米，相当于4个故宫那么大。在当年发现良渚古城的新闻发布会上，曾提出中华文明“重瓣花朵”格局的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直言，“良渚古城的发现，改变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到了2010年，刘斌又在良渚古城的外围发现了外郭城。以此计算，良渚古城面积达到了6.3平方公里。
发现水坝 将中国水利史上推至5000年前
良渚古城的发现，一举入选了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学术界认为，这是中国考古界继发现殷墟之后的又一重大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明史研究的进程和考古学发展。考虑到古城不可能孤立存在，周围一定有相关配套设施以及不同等级的聚落，刘斌和同事们在发现良渚古城之后，再度开启了更加细致的调查发掘，更多重磅发现纷至沓来。
其中最为公众熟悉的就是发现良渚超大型水利工程——良渚水坝。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浙江考古人就曾在良渚古城北侧约两公里处发现过一条人工营建的长堤。但是这条长堤和良渚人有没有关系，因为没有展开发掘，尚无结论。”刘斌透露，到了2009年，104国道附近一座叫岗公岭的土山要修建市场，十几米高的土山挖到一半时，突然发现土山的外层是黄色黏土，里面则是青灰色的沼泽泥，很像战国高等级墓葬使用的青膏泥。得到消息的刘斌带队前往察看之后，发现这里其实是一处堤坝，其功能是把两个山头连起来封住一个山谷。
但它究竟是属于什么年代？刘斌迟迟没有答案。
当年年末至次年春节，良渚大雨导致岗公岭一带暴发洪水。一直牵挂着此处的刘斌过完春节便再度前往现场，结果洪水居然从土山的断面冲出了一块块草裹泥。这个发现，让刘斌喜出望外。因为用草直接包裹泥土堆筑的工艺和良渚文化非常相似。他立刻电话通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老师前往取样。测年结果显示：水坝距今约5100年，属于良渚文化早期。不久，他们又在附近发现了类似的多条水坝，组合起来，可以在此处拦出一座水库。
良渚人为何会在距古城8公里外修一座水库？2013年，刘斌的困惑终于有了答案。这一年，他和团队通过进一步的考古钻探，发现了良渚水坝的低坝系统。“也就是说，良渚迄今发现了总计11条水坝。其中高坝围成水库，低坝就拦成一个面积约13平方公里的湖，中间有长达5公里的导流渠。”待所有的水坝被发现，考古人员不由惊叹于良渚人的奇思妙想和建造的伟力，“良渚的上游是山区，有大量木头。修建良渚古城时通过水坝调节水位，就形成了一条水路运输的通道，可以直接将建筑材料运到城内！”
良渚水利系统的发现，将中国的水利史一举上推到了5000年以前，无论在年代上还是规模上，都堪称世界之最。
从良渚工作站站长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曾经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以工地为家。正是以拼命三郎的精神，他带领团队陆续发现了良渚水稻田、粮仓等重要遗迹，并且搞清楚了良渚古城千年来的变化。
时至今日，刘斌的身份虽然已是高校教授，但他表示未来的研究对象仍是良渚，“我还有很多考古报告要写，有很多研究要做。今后的主要精力，就是用研究展示良渚更加丰富的面貌。”
刘斌（中）
对
话
良渚遗址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真实可信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记者：早在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提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从现有考古材料来看，良渚在哪些方面进行了实证？
刘斌：良渚文化从1936年施昕更先生发掘良渚镇所在的棋盘坟遗址到现在，已经过去了80多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良渚考古进入了快车道。以牟永抗、王明达为代表的几代浙江考古人相继在这里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大墓、祭坛、莫角山宫殿区、古城，国家储备粮食的粮仓以及超级工程水坝，无一不表明此时的良渚已经具有了国家形态，进入了高度发达的文明。
在良渚，我们并没有发现青铜器和文字，但是发现了玉琮、玉璧、玉钺等玉礼器。此外，良渚古城显然已经进入了国家形态，只有出现一个强大的权力中心，才可能组织修建城墙、水坝等超级工程。
良渚古城的城市规划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在5000年前要在这么大的范围内统一规划兴建城市，完全超出我们的认知。最关键的是，这个国家的资源调动能力相当惊人。我们曾经估算过，修建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和整个古城墙需要1000万立方米出头的土石方。在5000年前，如果按开挖、运输、填筑1立方米土石方需要3个人工/天计算，修筑城墙和所有的水坝大约需要3000万个人工。如果要组织1万人来建造，那就需要他们连续不断修建8年多。在5000年前，只有一个强盛的国家，才可能进行这么复杂的规划设计，才能调动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持续进行工程建设。
事实上在良渚发现古城和水坝以后，不断有国外的考古学家到良渚参观。在这些超级工程面前，他们无不感叹：如果这都不算文明，那什么算文明！
记者：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得全票通过。它的申遗成功有何意义？
刘斌：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证明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获得了国际广泛认可。我认为它不仅对于延伸中华文明的历史轴线有意义，从世界文明的研究角度而言也意义重大。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经过几百万年的发展演变，在距今约5000年的共同时间节点开始诞生了文明。在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文明不断诞生，产生了人神共治的神王之国。然而这些人类早期文明中，以前并没有东亚地区。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恰好证明了东亚地区在这个时代同样诞生了一种文明。它将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文明的诞生提到了5000年前。从全人类的文明进程而言，它为“文明诞生具有时间的同步性”提供了更多证据。
不仅如此，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来自西亚、埃及、印度河流域的人类早期文明，它们留下的遗产全是砖石结构建筑，生态和良渚有很大区别。而良渚古城遗址的土木建筑形态，为文明的差异性提供了实证：在5000年前的长江下游地区，这个临水而居的东方文明，创造了以土木建筑为主要特色的一种模式。所以在当年申遗的时候，世遗专家不仅全票通过了良渚古城遗址的申报，更有专家发言感谢中国为世界遗产提供了一个独特案例。所以，良渚古城遗址完全无愧于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的称号。
考古让良渚的面貌更加鲜活
记者：良渚数十年的考古发掘成果，可以还原良渚时期的哪些面貌？
刘斌：良渚古城的百姓应该是临河而居，贵族和王则居住在古城的正中央，也就是莫角山遗址一带。当年的良渚人在这里用夯土筑起一片约30万平方米的台地，在其上修建了巨大的宫殿。根据夯土台基的范围，可以推测最大的房屋面积约900平方米左右。目前我们在宫殿区已发现了30多个这样的房基。
良渚的交通完全是水路，出门就是河。这里的稻作农业很发达，老百姓主要吃稻米。良渚的石器也很发达，我们曾出土了石犁和石镰，它们是良渚稻作文明的基础。
良渚人临水而居，鱼类应该是其肉食的来源之一。但根据我们从良渚古河道找到的40多种动物骨头，发现其中80%是猪骨头，这证明良渚人的肉食来源主要应该是饲养的家猪。
当然，良渚的玉器非常发达。除了用于祭祀的玉琮、玉璧和标志权力身份的玉钺等，还发现了各种玉饰。良渚也已开始使用漆器，其上有精美纹饰，并且已经制作漆器觚形杯。他们的服装应该也比较讲究，因为发现了衣物装饰用的玉带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良渚的玉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中国传统文化中敬天礼地的玉琮、玉璧这两种重要的玉礼器都是良渚人发明的，并且根据史料记载至少传到了商代。不仅如此，这种玉文化还跨越时空，在距今4000年左右向西传到了陕西的石峁、山西的陶寺、广东的石峡遗址等地，玉文化在一个更大的文化圈得以传承。甚至在更晚的古蜀文明时期，良渚的十节玉琮还在成都金沙遗址被奉为珍品；三星堆的祭祀坑里同样发现了神树纹玉琮，玉礼器的观念传播到了中国西南。
记者：良渚古城的发现和考古，除了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还有哪些意义？
刘斌：我个人认为对我们考古界来说，有一个解放思想的推动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通过考古在黄河流域发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总的来说学术界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国文化的中心。后来浙江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遗址，改变了黄河中心论的理念。当良渚发现了反山王陵以及莫角山宫殿区，考古人员也只是推测江南地区潮湿，所以人们堆高土台在上面生活，不会想象外围还有更大的城。当我们最终在良渚发现了内城面积就达300余万平方米的古城，其实完全冲破了考古人原来的设想。我们没想到新石器时代竟然有这么大的城！所以后来包括湖北石家河、陕西石峁、四川三星堆都在这以后发现了城或者实现城墙的合龙。可以说良渚让考古界解放了思想，坚定了寻找更大古城的信念。
申遗成功离不开考古人的付出
记者：良渚文明延续了1000年，这座庞大的古城最终为何消失？
刘斌：良渚在距今4300年左右，文化面貌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从良渚文化变成了钱山漾文化，但当时古城还在。在距今4200年至4100年之间，也就是大禹治水的年代，当时全球出现持续变冷变干的极端天气，在中国表现为广发洪水。长江流域暴雨成灾，同时钱塘潮也不断涌入良渚，洪水无法退却，渐渐这块盆地就不再适合居住和耕种。这个过程持续的时间非常长。我们考古发现良渚的洪泛层有一米多厚，解剖开来像千层饼一样，里面还发现了海洋生物有孔虫。所以古城消失后的两千年里，这片区域只有靠近山区的地方有遗址，平原地区就没有人类活动，直到战国时期人们才重新走进这里生存繁衍，这也成为良渚古城能够完整保留下来的重要原因。
记者：如今四川三星堆遗址也在积极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良渚的成功申遗有无可供借鉴的经验？
刘斌：良渚古城成功申遗后我们曾总结了两条经验——除了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以外，最重要的一个是浙江考古人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像反山、瑶山发掘以后，正是考古人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大力呼吁政府把地块买下来，想的就是以后这里说不定会建成博物馆。后来莫角山宫殿区发现后，为了保存下来还推动了国道改线。如果没有考古人的超前意识和责任感，这些地方或许就消失了。如果当良渚古城发现以后，古城内已经是一片没有遗迹的空心，也不可能申遗成功。
世界遗产评的是不可移动遗产。三星堆祭祀区的考古相当成功，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等丰富的出土文物让我们能直观感受到三星堆曾是一个相当发达的国家，那么在祭祀区以外，或许还可以有更多的认识，比如王陵区、手工业作坊区等三星堆古城的更多分区布局，甚至包括城外也要有更多认识。三星堆的周边如今还相对空旷，如果能把相关考古勘探工作做到方圆1000平方公里，搞清楚几千年来甚至一万年来这个区域的演变，相信会有更多新的认识和发现，也能为三星堆申遗提供更多更扎实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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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被发现被保留
离不开他们的默默付出
最近几年，随着国家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负责文明探源和丰富历史内涵的考古，大有成为显学之势。电视里，各种考古文博节目层出不穷，屡成爆款；现实中，类似三星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考古遗址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越来越多的公众愿意在此触摸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
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能够被发现、被保留，离不开考古人的默默付出。
在采访刘斌时，我曾问他以前考古工作和农民种地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难不难？他笑着说，考古需要常在野外出差的确很辛苦，“但哪个行业没有自身的艰苦呢？”所以在他回首考古生涯的酸甜苦辣时，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和考古本身无关的一些事情，比如当考古影响地方政府搞经济的时候怎么办？“那就得和很多力量进行博弈。这种情况应该哪里都有，估计我们搞考古的都有类似经历。”
虽然良渚古城在历代考古人的努力下最终申遗成功，但在刘斌看来还是留下了诸多遗憾，比如2009年发现的岗公岭水坝，依然因取土被去掉一半，有的地方因农民建房，两米多深的地基就直接挖在水坝上。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如今在国家的重视下，考古工作已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政策保驾护航，但考古发掘和后续的文物保护相应的保障措施还没有完全到位。不过很多考古人选择了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自觉承担起了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使命。用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文化自信，他们一直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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