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铭钰 供图、支持/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
西安博物院 中国丝绸博物馆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一千两百多年前，白居易写下这样的诗句，当时的他正站在长安城郊的观音台，远眺长安：城内千家百户整整齐齐地排列着，笔直的街道将城市分割得如同菜畦，远远望见百官上早朝时所持的灯火，如星宿般徘徊在大明宫前。
唐都长安城，承载着帝国的古老记忆：在这里，一代又一代的居民安居乐业；灿若繁星的文人墨客留下无数不朽的文章；五湖四海的匠人云集于此，在一件件精工细作的艺术品上镌刻下无比的巧思慧心。长安城为多民族文化融合提供了舞台，展现了大唐帝国的盛世风华与开放包容。近年来，愈来愈多的考古发现还原了唐都长安人的日常生活，使今人得以窥见灿烂的唐代文明。
百千家似围棋局——居住
唐长安在哪里？这似乎是一个没有难度的问题。实际上，唐长安城与今天的西安并非两座完全重合的城市。
唐代的长安继承了隋代的遗产。北周大定元年（581），杨坚接受禅位建立隋朝，改元“开皇”，最初以汉长安为都城。但由于古代城市基础建设技术有限，此时的汉长安已经破败不堪，特别是由于排水管道缺乏疏浚，地下水污染严重。隋文帝决定在汉长安遗址东南方向的龙首原南坡建造一座新的城市，这就是隋代的大兴城。当时的设计者宇文恺把龙首原以南的六条高坡视为乾卦之六爻，并以此为核心，作为长安城总体规划的地理基础。
唐长安由宫城、皇城、外郭城组成，以一百五十米宽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一百零八坊呈轴对称分布，朱雀大街以东归万年县管辖，以西归长安县管辖。
虽然长安城人口众多，但由于城市面积较大（约87平方公里），城市的核心——皇城与宫城分布在长安城北侧，引领社会风潮的上层阶级、文人雅士多居住于此，如开国功勋长孙无忌宅在崇仁坊，宰相魏征宅在永兴坊，太平公主曾居住在兴宁坊，诗人白居易在长安城多次搬迁，先后居住在长乐坊、宣平坊、昭国坊、新昌坊，书法家褚遂良宅在平康坊，文学家柳宗元宅在亲仁坊等，围绕着他们而运作的社会服务体系也分布在这一区域，逐渐出现了长安城南北居民分布不均的局面。
唐长安的都城规划遵循坊市制度，即将住宅区（坊）和交易区（市）分开。为了加强对城市居民及社会治安的管理，城内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唐代韦述的《西都杂记》称：“西都禁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弛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金吾卫严格执行宵禁令，以鼓声提示居民宵禁时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如果没有正当的出行理由，如疾病、生育、死丧等，居民在宵禁时间出行，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东市和西市是长安城的经济活动中心，也是中外各国进行经济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这里商贾云集，物品琳琅满目，贸易繁荣。由于东市靠近“三大内”（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南内兴庆宫），距离王公贵胄居住的地方较近，加之人口稠密，租金高昂，因而市场多经营奢侈品及奇珍异宝，如宝石、香料、纺织品等，以满足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的需要。
据《长安志》记载：“公卿以下民止多在朱雀东，地宅所占甚多，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造成商贾们陆续由东市迁往西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东市附近的上层阶级田地宅院占地多，导致东市周边可供租赁的空间越来越少；二是西市周围多为平民百姓住宅，市场经营的商品多为衣、烛、饼、药等日常生活品，虽价格低廉，但均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日用品，需求量大；三是长安城西北方的开远门被视为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通过丝绸之路，西域商人们带来域外的金银器、香药、皮毛、农作物、动物等，带走大唐本土的丝绸、锦缎、陶瓷、茶叶等，中外商人云集，货物种类丰富；四是西市附近有很多胡人居住，热闹繁华，充满异域风情。
罗衫叶叶绣重重——衣饰
唐朝距今年代久远，加之纺织品难以保存，所以目前研究唐代衣饰的论据主要来自文献记载、考古发掘文物、墓室壁画、绢画等。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衣冠上国，服饰除了最基本的蔽体功能，更具有明显的阶级划分意义。按不同的场合穿着，唐代服装分为礼服、常服和便服，身份、等级的差异清晰地体现在服饰中。
唐朝初年服饰崇尚节俭，女子也以丰盈白皙为美。盛唐时期，长安地区物产充盈，人民生活富足，加之大量外来人口寄留长安，使唐长安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互相融合，“胡风”的兴起极大丰富了长安人的服饰形式。时至中晚唐，社会经济虽较“安史之乱”前明显衰落，但服饰上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奢靡和张扬。
唐代丧葬制度等级分明且盛行厚葬。社会地位高或富有的墓主往往拥有大量陪葬品，其中包括形态各异的陶俑。考古出土的一些仕女俑，造型手法逼真传神，从服装到妆容都经过精心打造，为后世研究唐人服饰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唐朝男子最普遍的装扮是头戴幞头，身穿圆领袍，腰束革带或布带，足着高筒靴。幞头是汉人男子用来束发裹头的软巾，又称“折上巾”，不同时期的幞头样式有所不同。中国传统服饰为交领右衽，圆领袍和高筒靴则具有明显的胡服特征。圆领袍又分为圆领襕袍和圆领缺胯袍。圆领襕袍腰身以下不开叉，膝下用一整幅布接成一圈横襕，多为文官士人在相对正式的场合穿着；圆领缺胯袍腰身以下左右开叉，便于劳作骑射，多为平民百姓或士兵穿着。
齐纨鲁缟车班班——器用
唐代是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社会相对稳定，促进了手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同时，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对外贸易往来，各国物产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都城长安，种类繁多，琳琅满目。长安城内的东西两市店肆林立，行业齐全，人群熙熙攘攘，货品举目皆是。工匠们借鉴、融汇外来文化，形成风格多样的纹饰，用以装饰人们的日常器用。
铜镜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古人的梳妆用品，正面可映照妆容，背面饰有花纹图案或是铭文，无不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审美取向有关。唐代，制镜工艺发展成熟，种类繁多，题材广泛，表现手法多样化。构图以对称式、自由式、散点式为主，形制上也摆脱了圆形镜这种单一的式样，衍生出葵花形、亚字形、菱花形等新的式样，工艺上也创造出螺钿镜、金银平托镜、贴金银镜等。
八珍玉食在长安——饮食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开元年间，物产丰富，民间仓廪充实，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便开始钻研如何“变着花样吃”。
唐人饮食文化最鲜明的特点便是“多元化”，西市有“肉行、酒行、椒笋行、鱼行、食肆、酒肆、果子行”等，种类齐全，货物丰盈。来自异域的风味颇受长安居民的追捧，人们的饮食习惯受到来自中亚、南亚及北方游牧民族等不同风格的影响，花样繁多。现在人们比较熟悉的胡饼，原本是往来丝绸之路的商贾们食用的一种面食，类似今天新疆的“馕”，以烤制为主，能充饥，易储存，随商人们传入长安后，深受唐人的喜爱。
唐代饮酒之风盛行，西市酒肆林立。酒文化不但是那个时代文人雅士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他们创作的灵感来源。既有“举杯邀明月”的小酌怡情，又有“劝君莫拒杯”的畅饮开怀。嗜饮之风也促进了酒器的生产与繁荣，加之胡风盛行，很多容器都带有异域风情。
至唐中期，受南方茶文化的影响，长安的上层阶级普遍饮茶，推动茶道兴盛。《旧唐书》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即指茶和米、盐一样，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
千歌万舞不可数——娱乐
唐代社会风气开放，与外来民族交往频繁。来自异域的胡乐、胡舞大大丰富了长安居民的文艺娱乐活动，深受各阶层的喜爱。如来自康国的胡旋舞、石国的胡腾舞，都成为唐代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日后民族音乐和舞蹈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墓中出土了大量表现乐舞题材的陶俑、壁画，是唐代乐舞艺术繁荣昌盛的明证。
唐长安寺庙众多，佛事活动频繁。社会长时期的和平安定、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人口的急剧增加，打破了宗教场所与市井生活的藩篱。唐代的大型寺院除了是礼拜祈福、讲经说法等宗教活动的场所，也为市民提供了公共活动的空间。一些原本以宗教为目的的活动也逐渐世俗化，与市民的文化娱乐生活逐渐融合起来。
唐代把文娱活动称为“百戏”。值得一提的是“俗讲”，这是佛寺讲经的一种方式，将佛教故事演化为通俗易懂的变文，分别在三月、五月、九月进行演出，后来逐渐演变成以通俗故事为讲唱主题的一种艺术形式，听众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俨然成为一种流行的娱乐方式。
春风细雨走马去——出行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一诗句描绘了诗人春风得意，骑着马走在长安城道路上的样子。长安城内街道笔直宽阔，道路四通八达，偌大的城池，人们如何出行？生活在长安的普通居民一般步行出门，由于距离远，速度慢，这也是东西市每天中午才开门营业的原因之一。达官贵人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为骑马、骑驴、乘车。马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出行工具，朝臣、商人等出行均以骑马为首选。文人墨客更倾向于骑驴。西市有马市，东市有赁驴人，满足了长安人的出行需求。
唐朝对待外来人员的态度和政策包容开放，吸引了大量外国人涌进唐朝境内。在唐朝统治的三个世纪期间，几乎亚洲每个国家的人都来过唐朝，在前来大唐的外国人中，最主要的还是使臣、商人、僧侣，他们带着不同的目的来到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有的为了政治交流，有的为了往来贸易、经商谋利，有的为了传播文化，但都在无形中促进了不同文明的交流融合。
“胡马秋肥宜白草，骑来蹑影何矜娇。金边扶雪挥鸣鞘，半酣呼鹰出远郊。”唐诗中有许多这类描写狩猎场景的篇章。狩猎活动是唐代统治阶级十分喜爱的活动，在长安城的西北角，就有专供皇家狩猎的禁苑。
唐都长安，是当时中国甚至全世界的经济与文化中心，长安居民的衣食住行、所思所想都引领了诸多国家的时尚，一千多年前的长安城里，蕴藏着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文化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