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授业于田野之间，树人于实践之中。田野教学是北京大学考古育人体系的核心环节。自1957年在河北邯郸开始田野考古实习起，北大的“田野考古实习”课程已走过六十多年的历程，建立的“北大模式”影响深远。《田野考古实习》课程先后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授课教师入选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教学团队将解决考古学术问题的重要遗址作为实习基地，培养学生将动手动脑与学科最前沿的工作紧密结合，将学习内容与重大科研相结合。
自1990年开始评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参加或主持的获评项目高达34项。2021年10月18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上，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其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参加或主持的项目有15项。
在田野中寻求真知，守正创新，务实致远。目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积极推动校地合作，正在重点建设山东临淄、陕西周原、宁夏盐池三个标准化的实习基地。根据新时期考古学科发展的情况，大力推动考古实习基地的标准化、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和国际化，即“基地+”的发展模式，同时进一步完善田野考古实习课程的教学体系，积极探索、推动高校田野教学实践的5G+和VR技术的新运用，在新时代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继续贡献北大力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 沈睿文）
周原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扶风两县交界处，地处关中平原西部，北倚岐山耸峭以为屏障，南临渭水滚滚可通渔舟，东、西两侧的漆水、汧河浇灌沃土，造就“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的繁荣景貌。遗址范围东西约6千米、南北约5千米，总面积约30平方千米，包括京当、法门、黄堆三镇（乡）所辖的20多个自然村落。
周原遗址作为先周都城岐邑而闻名，是周文化的发祥地，也是西周时期王室宗庙与王臣聚居之地，素有“青铜器之乡”的美称。1982年，该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和2015年，周原考古先后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16年，周原国际考古研究基地建成开放，成为国内外第一个周文化研究中心。今年适逢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周原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一、锦绣“周之源”：周原遗址发现概况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此处“岐下”即为岐山之南的周原地区。据文献记载，周人在关中始兴于邰（今武功县），公刘迁于邠（今旬邑、长武、彬县一带），而后太王迁岐，改国号为周并建立都城，后经太王、王季、文王三代经营，周人在此休养生息。文王末年为东进灭商“作邑于丰”，此后周原仍为周人祖庙之所在，直至犬戎入侵才逐渐荒废。周原遗址发现丰富的先周及西周时期遗存，主要有大型夯土建筑、墓地、手工业作坊、青铜器窖藏和西周甲骨等。
周原遗址现已探明的单体夯土建筑遗迹约130座，数量为全国西周遗址之最，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凤雏、召陈和云塘三处大型建筑群，是西周高等级建筑的代表。另外，根据空心砖等材料确认周原遗址应存在先周时期的大型夯土建筑。
商周时期墓地已发现六十余处，零散墓区十余处，其中黄堆墓地是现知周原遗址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墓地。姚家西周墓地是一处墓地范围和墓葬数量均清楚的单纯墓地，其南、北两区的布局突破了西周墓地“聚族而居”的旧识，补充了西周墓葬材料。刘家墓地以偏洞室墓、随葬高领袋足鬲为特征，被认为是先周时期姜戎文化墓葬，另于贺家村、王家嘴、礼村等地也发现了先周时期墓葬，丰富了先周文化内涵。此外，在贺家北、云塘、齐家等地还发现居葬合一的遗迹组合模式。
周原遗址已确认的手工业作坊遗存有六十余处，包括铸铜、制骨、制陶、玉石器、角器和蚌器作坊等，门类齐全、生产规模大。其中李家铸铜作坊是现知材料最丰富的西周铜器铸造地点，还发现了可能与工匠集团有关的墓葬。云塘制骨作坊所见骨料数量惊人，生产专业化程度高、工艺精湛。齐家制玦作坊内部分工细致，且加工数量巨大，可能具有官营手工业的性质。此外，姚家西角镞作坊、贺家南牛角器作坊、流龙嘴制瓦作坊等特殊门类遗存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西周手工业生产的认识。
周原遗址还是全国商周时期出土青铜器最多的遗址，发现大量高等级铜器窖藏、铜器墓和埋藏坑，出土青铜器上千件，其中大盂鼎、小盂鼎、墙盘、毛公鼎等重器以长篇铭文闻名。凤雏、齐家出土万余片西周甲骨，数量仅次于河南殷墟遗址。此外，周原遗址还发现了西周时期的给排水系统和古道路，为我们了解遗址的区域划分提供线索。
周原遗址的考古发现异彩纷呈、蔚为大观，可谓锦绣周原。
二、从陶器到聚落：周原遗址工作历程
图一 北大考古系1976年周原实习合影
周原遗址的丰硕成果离不开考古人前赴后继的辛劳工作，周原考古历程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田野工作者发掘理念、方法与实践的进步。
1942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石璋如先生为寻找文献记载中的周代都城，于关中地区开展考古调查，将岐山县岐阳堡一带推定为太王迁岐之所在，由此揭开了周原考古的序幕。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文物部门和考古机构在当地开展了多次考古调查与小规模试掘活动，进一步确认了周原遗址的重要性质。
1976年，周原遗址迎来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当时由俞伟超先生提议，成立了由陕西省文化局、陕西省文管会、陕西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多方合作的陕西周原考古队。配合当时北大学生的田野实习教学，当地还成立了亦工亦农考古短训班，考古队伍一时壮大起来。1976年是很不平常的一年，彼时周原考古工作者顶着人祸天灾的压力，为周文化探索开疆拓土。这一年发掘了凤雏（甲组、乙组）、召陈大型建筑基址，其中凤雏窖穴中出土1.7万片甲骨，同年庄白一号窖藏出土了百余件青铜器，可谓收获颇丰。此后两年，考古队发掘了云塘制骨作坊，并在贺家村、礼村、齐家等地发掘了近百座商周时期墓葬。1979年后大规模考古活动告一段落，但此后二十年间陆续开展着小规模发掘，包括黄堆墓地的多次钻探清理、刘家先周墓地的发掘和王家嘴先周遗存的发掘。
图二 2001年发掘王家嘴遗址时的刘绪和徐天进老师
1999年，经时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李伯谦教授提议，北京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组成了新的周原考古队，同年于齐家东居址区进行发掘，基本建立了周原遗址西周时期的陶器编年谱系。2001年，在王家嘴、贺家的发掘建立了周原遗址商时期的分期编年谱系。2002-2003年，发掘了云塘齐镇大型建筑基址、礼村先周文化遗存和齐家制玦作坊遗址。2003-2004年于庄李村西先后进行了三次发掘，其中李家铸铜作坊出土了数以千计的西周陶范，也为我们探索西周铜器产地和铸造工艺提供线索。
这一阶段“大周原考古”的工作理念初步实践，也引发了对周原遗址布局和性质的进一步思考。围绕“深化遗址布局结构研究”这一中心课题，2012年起周原开展了新一轮大规模考古工作。2012、2013年对周原遗址东部边缘和整体布局展开考古调查，初步建立“周原遗址田野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GIS系统”，划分遗址功能区，动态揭示了商周聚落的五个发展阶段与西周聚落形态。2014年，发掘清理了凤雏三号、四号基址，其中凤雏三号基址是现知西周单体建筑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庭院内发现了立石、长方形铺石等重要遗迹。2015年，对周原遗址的池渠系统进行重点钻探和探沟式发掘，强化了诸多重要遗迹间的有机联系。2016-2017年，发掘了凤雏六号至十号基址，凤雏建筑群面貌进一步清晰。
近年来，有关周原遗址城址、先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的探索工作也在有序进行。我们对周原的认识从精美神秘的青铜礼器，到走入千家万户的陶器群，再到遗址的聚落形态结构和演变，这场古与今的对话逐渐深入，周原的历史面貌也日益生动起来。
图三 2014年凤雏三号基址发掘时的北大师生
三、郁郁乎文哉：周原遗址意义的思考
周原遗址是周文化研究的珍贵宝库，也是中华礼乐文明的重要发端。
从学术研究上看，周原遗址是先周和西周文化探索最典型、重要的材料。遗址建立起先周和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编年谱系，为我们认识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提供年代标尺；围绕墓地、大型建筑、手工业作坊、池渠和道路等遗迹开展的聚落与社会研究，对我们讨论周代社会组织、生产生活模式等问题有重要启发；大量铜器铭文、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有关西周婚姻制度、土地制度、历法、世官世族、祭礼及地望、区域交流等问题的材料，弥补了这一时期文献记载的不足；多处大型夯土建筑的揭露，为西周建筑形制增添新例，丰富了西周建筑的内涵；重要手工业作坊的发现为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技术发展水平和生产组织模式提供材料，当地复杂的文化构成也为考察此时期的族属、人群交流、地区关系等问题提供线索；此外，车马器、骨笄、玺印、蚌雕人头像等重要出土物也拓展了西周文化研究的空间，使得周原的历史面貌更加生动完整。
周原遗址也是重要的文化资源。1987年，依托于周原遗址的宝鸡周原博物馆建立，1992年，岐山周原博物馆建成，成为开发、利用周原文化资源的重要单位。在展陈之外，博物馆积极开展院校合作，举办优秀文化与传统节日结合、文化教育与道德教育结合的主题活动，探索多种形式讲好周原故事。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代是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华礼仪之邦的美名延续至今，周原遗址是这一灿烂文化的印证。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周原遗址也将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