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在国内城市中
寻找一座“国际大都市”的样本
“魔都”上海一定是绕不开的研究对象
全球城市综合排名榜单
上海都处于“第一层级”
GaWC城市排名，2008年起
上海始终保持Alpha+等级
一种观点认为，这与上海周边的一众城市不无关系。
总面积6341平方公里的上海，2018年常住人口约2424万人，生产总值3.27万亿。
但若将视线拓宽至整个上海大都市圈，数据就翻了几倍。其总用地面积5.4万平方公里，2018年常住人口约7070万人，GDP总量达到了10.79万亿人民币，约占全国总量的10.9%。
上海的经验和成就是全方位的。但若抛开滨江临海、自然禀赋等地缘优势和历史沿革等因素来剖析，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协同。
因此，若以上海为目标城市来挖掘经验，一个不得不探究的问题就是：上海大都市圈，都圈住了什么？《国际大都市规划建设研究年度报告——以上海为目标城市》，揭晓了这一谜底。
一个大圈，多个中心
有学者说，当前中国城市发展已进入“都市圈”时代。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从国内还是国外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开放式、协同式的发展成为重要趋势。换句话说，单兵作战的战斗力，已远不如与相邻者同舟共济。
而这之中面临的最难攻克的问题之一，就是产业的协同。
举个例子：
嘉定，地处上海西北，在上海市民眼中本是偏居一偶的郊区，但是它东接大虹桥商务区，西与江苏昆山、太仓接壤。而昆山、太仓，隶属于江苏苏州，均为全国百强县，经济实力和产业基础极为雄厚。
而在“上海大都市圈”的发展模式之下，“嘉昆太”开启了同城时代。
上海市嘉定区以居住、休闲综合服务以及创新创意产业功能为特色；昆山市以“高端制造业、高科技产业、金融中后台服务”为特色；而太仓市则结合其港口优势，以“生产服务综合性物流枢纽、结合研发的生产”等，为其功能特色。这样一来，三地产业互补，形成链条，也就起到了1+1+1＞3的成效。
事实上，上海大都市圈的模式不同于传统思维定势。
上海大都市圈经济圈的发展建立了多级的大都市圈模式，依靠培育多个核心城市来组织空间布局，而非单极辐射发展。
■围绕上海中心城区15公里范围确定国际功能区。这里是城市的中心地区，主要突出金融服务、创意、商务办公等核心服务职能的集聚，就业和居住相对密集。
■距离中心城区30-60公里的区域，则作为创新功能区。这一区域承接高端制造业、高科技产业、金融后台服务等职能。
■距离中心城区60-120公里区域则划定为“临沪综合城市发展带”和“沿江-沿海贸易产业发展带”，其将作为未来综合性城市职能培育的区域和重要的对外贸易窗口。
这些综合性的城区，就是大上海都市圈内的多中心。它们将形成自己的影响腹地，但是，它们又与上海有着紧密的经济和空间联系。它们将通过对其本身以及外围的产业服务节点的整合，整体成为上海大都市圈范围内不可或缺的“亚结构”空间。
事实上，这些结构空间其实已经形成，例如“南通—海门—启东”、“苏州—常熟—江阴—无锡”、“慈溪—宁波”等城市组合，皆已纷纷起势。
在“上海2035”规划中，上海大都市圈的范围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嘉兴、宁波、舟山、湖州。
也就是在这样的“1+8”格局下，2018年上海大都市圈的GDP总量达到了10.79万亿人民币，约占全国总量的10.9%。产业、基础设施配套等的协同联动，让整个区域发展强势地突飞猛进，但也不可避免地让人产生对生态环境的忧心。
何况，大江大河在入海口冲击而成的水网，串联着长三角大大小小的城市，更让区域生态“牵一发而动全身”。
毋庸置疑，都市圈内强化区域生态环境共保共治，是极重要又紧迫的任务。但可以见得，上海大都市圈在其地缘的特殊性之下，探索中透着许多创新。
大江大海是生态品质的承载，但江岸海岸，往往也是产业集聚的岸线。
上海大都市圈的做法，是统筹控制滨江沿海的产业岸线及杭州湾沿岸的产业岸线，区域内严守统一机制，共同守好江岸海岸。
具体而言，这一区域内严格限制沿江新增钢铁、重化等高耗能与污染型工业，并完善确立了污染企业的退出机制。与此同时，区域内还协同完善长江口、东海海域、环太湖、环淀山湖、环杭州湾等生态区域的保护，共同加强区域廊道、绿道衔接，共同形成长江生态廊道和滨海生态保护带。
还有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在顶层设计上加以完善，建立起长效机制。而上海大都市圈已营造起区域生态合作机制。
在这样的机制之下，区域内各地建立起了环境保护工作情况通报制度。它们甚至联合制定了区域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合作计划，除了一起保护黄浦江源头、太湖流域以及杭州湾，还共同推进海洋开发。
不得不提的经验是，在这片“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区域，城市之间建立起了“长三角区域环境监测网络”。它们相互之间能够及时、准确、完整地掌握区域环境质量及其动态变化的趋势，而后以协同的方式解决。
当然，在探索协同的同时，都市圈内城市极核的壮大始终是关键。历史的沿革与沿海的红利并不能成为永续的动力，大都市上海在面临突围与转型之时，瞄准的定位是创新。
这与上海“追梦”的气质一以贯之。
用什么创新？在哪里创新？这背后关键的一环，是将创新产业聚集起来，换句话说，要有能够承载产业的空间，以及科学合理的产业空间结构。上海的路径是开辟产业新空间。
依照《报告》的剖析，上海探索开辟60平方公里产业新空间和26个特色产业园区。其产业新空间主要聚焦硬核科技、数字赋能等高端产业集群，注重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在土地资源紧缺的当前，这60平方公里的产业新空间如何布局？
上海的探索是通过推动重点区域转型升级和存量用地盘活，促进资源有效流动和优化配置，来保障产业发展空间。于是，这60平方公里被分布在了浦东新区、宝山区、闵行区、崇明区等九个区。
而上海规划发展的特色产业园区则全部用于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智能制造等六大核心产业领域，以打造产业发展新高地。
一个不得不提的创新产业园区的例子，就是上海的张江科学城。那里被誉为上海“硅谷”。
2017年，张江数字信息产业规模2845亿，占浦东57%。
而这座智慧岛，实际上也只是张江科学城19个创新功能集聚区的其中一个缩影。
事实上，上海2035城市总规的导向就是强调“追梦”，其规划中提出上海新一轮发展的战略目标是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如果说创新是抵达卓越的路径，那么用合理的空间给足创新要素，串联产业链条，正是在努力开辟路径。
“都市圈”时代
成都如何走好“协同”这步棋？
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此背景下，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推动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成都都市圈。
“协同”、“创新”、“做强极核”，无疑都是关键词。而上海大都市圈的经验恰好可以提供一些思考与启发。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唐子来是上海“2035”总体规划核心专家，同时也在担任成都市城市规划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
在他看来，上海作为中国的全球城市，要把全球发展资源辐射到长三角区域腹地。成都也是如此，需要把发展资源辐射到区域腹地。
就上海而言，上海一方面面向全球网络的东侧扇面，包括利用浦东国际机场、铁路上海东站、洋山深水港以及自贸区的新片区等，把更多的国际的资源引进来；另一方面是要对接浙江、江苏和安徽等区域腹地的西侧扇面，包含虹桥国际机场、虹桥高铁站、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示范区。
在建设全球城市的目标上，成都与上海具有相似点。全球城市具有两个并行的职能，一个是链接全球网络，一个是辐射区域腹地。全球城市发展不应该只立足于本市，而应该立足区域和立足国家。所以，“成都发展需要着眼西南地区，乃至更大区域，发挥链接全球网络和辐射区域腹地的‘两个扇面’作用”。
在此过程中，成都都市圈内需要进一步推动产业资源互补，进一步优化成都都市圈产业分工协作体系。
另一方面，近年来，成都重塑产业经济地理，以产业生态圈统筹“人-城-产”营城逻辑，布局了14个产业生态圈，并推进66个产业功能区与众多高品质科创空间建设。
但从上海对产业用地的分级分类经验来看，成都还可对市内产业用地进行进一步详细梳理与全面摸排，并针对产业功能区内用地宜按其产业发展方向进行用地结构调整与升级，以及促进存量工业用地盘活利用。
唐子来认为，就上海的张江科学城的经验来看，不仅应聚焦于产业发展，重要的是如何吸引高科技人才。城市对于高端人才的吸引力直接影响到高科技产业发展，“所以，与其说打造一个高科技城市，不如说打造一个吸引高科技人才的城市”，他称，有了高科技人才就能够发展高科技产业，城市群及中心城市的职能也就能真正发挥出来。
成都商报-成都发布记者｜王垚
图据IC photo
原标题：《协同、创新、做强极核……透视上海大都市圈，成都如何走好这步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