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时期，江南的开发过程是渐进性的。唐代前期，太湖东部地区大都是荒野成片，可谓地广人稀。贞观十三年，苏州人口只有54000人，每平方公里为3.94人，远低于同时期的杭州、常州。但从趋势上看，太湖东部地区的开发在不断推进。一个重要标志是天宝十年，在苏州东部靠海地区设立华亭县。
「设县时即为“上县”」
海塘的修筑，对陆地环境的变化会带来很大影响。开元年间，苏州东部地区修筑了一条海塘。《新唐书》还记载，杭州盐官“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南宋《绍熙云间志》也谈到捍海塘，说“旧瀚海塘，西南抵海盐界，东北抵松江，长一百五十里”。两书所提的捍海塘，从长度上看应该不是同一条，但有可能是南北相连的。
捍海塘的修筑，抵挡了海水入侵，使海塘内陆地能够成为人们生活劳作的重要场所。据信，唐五代时期，今上海市区的大部分已经露出海面；今上海市区西部地区，则成陆于公元8世纪初叶以前。
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以及太湖东部河堤兴建，太湖流向下游各河道的湖水被拦挡，湖水不再向四野随意漫泄。加之海塘工程等初步完成，太湖以东的农田水利发展尤为突出，乡村聚落逐渐扩展，为政区的增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县级行政单位的析置，大多是地域开发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华亭县的设立，是唐中期以前太湖东部地区开发的结果。华亭县设立后，经济发展加快，人口数量增加。
《元和郡县图志》云：“华亭县，上，西至州二百七十里。天宝十年，吴郡太守赵居贞奏割昆山、嘉兴、海盐三县置。”华亭县设立时，就是一个“上县”。唐代按人口和政治地位，把县分为赤、畿、望、紧及上、中、下几个级别。其中，六千户以上的为“上县”。
华亭县的范围相当辽阔，“县境东西长一百六十里，南北阔一百七十三里”。《太平寰宇记》描述为“旧十乡，今十七乡”，意谓最初成立华亭县时只有十乡，后来随着人口不断增加，至宋初划为十七乡。唐代十乡中，能够知道乡名的，有修竹乡、北平乡、昌唐乡、全吴乡、白砂乡等。
「集市与工商业兴盛」
户口的增长，最直接的作用是促使集市与工商业兴盛。华亭境内除县城外，在一些交通便利的地方逐渐兴起集市，如青龙、大盈、亭林、柘林以及赵屯、南桥、北桥、龙华等。
众多集市中，关于青龙的记载最为集中。青龙位于吴淞江南岸，是华亭县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和著名市镇。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初步确定了青龙镇遗址的面积，在唐代约为6平方公里”。考古专家还发现了一处铸造作坊，是比较早的手工业作坊，有序排列着4座火炉。
此外，发现唐代建造的水井，出土了唐鹦鹉衔绶带铜镜、铁釜、铁提梁鼎、铁钩、银发簪等多件器物，还有来自越窑、长沙窑的日常生活用瓷。
华亭县最重要的手工业应该是制盐业。华亭县白砂乡徐浦场位于海边，是政府设立的一个盐场，专门生产食盐。《新唐书》谈到嘉兴有盐官，估计也监管华亭县的食盐生产。这个盐场一直到南宋仍然在生产食盐。
华亭沿海生产的食盐，通过船只运向各地。《原化记》云：“苏州华亭县，有陆四官庙。元和初，有盐船数十只于庙前。”盐船可能是政府的运盐船队，从华亭县转入吴淞江再进入太湖，或折入江南运河。
「“奋于学”“兴于仁”」
唐代中后期，华亭县总体上是安宁的。《绍熙云间志》卷中谈到的唐代华亭知县共三人，分别是张聿、包某（一说是包休）和苏籥。
张聿于德宗建中时登进士第，又中万言科。宰华亭时，“治政凛然，民吏有犯，初必恕之，许以自新，书姓名、罪由于籍，名《定命录》，再犯必举籍勘照杖之”。赋税征收的数额，他都张榜公布，“事不虚张，期必前办”。百姓称他张贴的榜文是“赤心榜”。包某“初辟秀才，德宗时宰华亭，辟田野，增户口，均赋爱人”；苏籥宰华亭，“在官简惠，莅事公正”。三位县令的共同点是管理上讲诚信，有惠政，征收赋税求公平。
唐中期以后，华亭县出了一些政治、文化名人。比较著名的有陆贽和丁公著。陆贽担任过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公著21岁五经及第，第二年又通开元礼，后官至太常卿。
华亭县还有不少大族。宋朝出土的《唐故朝散郎贝州宗城县令顾府君墓志》，详细揭示了顾谦家在华亭地方社会中的地位。顾谦的儿子有六人，其中，长子顾寰，杭州盐官县尉；次子顾台，常州晋陵县尉；三子顾占，旁州馆驿巡官，试左武卫兵曹参军；四子顾寔，乡贡明经。顾谦自己的官职不高，但四个儿子都能出仕，且第四子还是乡贡明经，说明顾家子弟主要是靠自己的本事挣来的前程。
顾谦还有两个女儿：长适吴郡张聿之，明经出身，解褐苏州华亭县尉；次女许嫁吴兴姚安之，登童子、学究二科，再命为东宫舍人。两个女儿已嫁和许嫁的，都是“礼乐名儒，簪缨盛族”，都是走科举出仕的子弟。
南宋时人评价：吴中族姓人物之盛……逮魏晋而后，彬彬辈出……虽通言吴郡，而居华亭者为尤著。盖其地负海忱江，平畴沃野，生民之资用饶衍，得以毕力于所当事，故士奋于学，民兴于仁，代生人才，以给时须。大意是说，华亭地区生活着众多大族，最主要的特点是“奋于学”“兴于仁”。
